1852年6月当太平军来到全州城北的蓑衣渡时，遭到清军江忠源部的伏击。激战两昼夜，太平军大败，南王冯云山不幸去世。蓑衣渡战役是太平天国兴起后遭遇的第一次重大失败。它既给太平军造成了直接损失，也给太平天国以后十几年的斗争带来了间接影响，是太平天国革命最终走向失败的先兆。
然而，作为太平天国最终失败的先兆，蓑衣渡战役给太平天国带来的最大不幸并不在此，而在于南王冯云山的去世。冯云山的死，都是一个无法弥补的损失，他所留下的空缺是无法填补的。正因如此，蓑衣渡战役的失利，也就注定了太平天国革命的最终失败。
那么，冯云山去世到底给太平天国留下了哪些无法填补的空缺呢？
第一，在组织领导方面留下了空缺
冯云山是最早加入拜上帝会，同时又是积极进行宣传、鼓动，并协同洪秀全发动、组织金田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从创立拜上帝会到金田起义，再到永安建制，才智突出而被称为太平天国第一谋臣的冯云山，是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的。
这可以从紫荆山区拜上帝会的创立加以说明。冯云山初到紫荆山区时，为谋生计，做过种种苦工，他干过挑夫，拾过牛粪，也当过雇工。然而，冯云山凭着坚毅沉着的精神，深入群众，巧妙宣传，很快取得了成效。
到1847年，信徒已达三千余人。为了把这些信徒组织起来，冯云山为拜上帝会制定了章程和各种规章制度，并明确分工。而冯云山自己则仍居上居中指导一切，策划一切。这样一来，一传十，十传百，拜上帝会以紫荆山区为中心，逐渐蔓延到附近的州县乡村，形成星火燎原之势。
紧接着，冯云山又在紫荆山设立拜上帝会总会，在其他各地设立分会，从而使拜上帝会成为一个组织严密的整体。连清政府也称，冯云山“粗通文义，为村塾师，兼通星卜。”“一切伪教章程及行军命令，皆云山……所订。”
“冯云山颇识文义，用夷法以古兵法参之……其营皆散处，战亦散布，效宋人撒星阵之法，即败不至大创，皆狡黠猾贼之尤者。”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在其自述中则说：“南王冯云山，其人才干明白，前六人之中，谋立创国者出南王之谋，前做事者皆南王也。”
陈玉成在评价太平天国领袖时也说：“惟冯云山、石达开差可耳。”可见，在太平军将领眼里，冯云山是一个真正的英雄豪杰。
冯云山不仅组织领导能力很强，个人才识也很突出。金田起义一周年纪念时，太平天国举行了第一次开科取士，南王冯云山名列第一。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才识卓越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却在蓑衣渡战役中不幸牺牲，这无疑是太平天国的一个重大损失。
可以肯定的说，蓑衣渡战役中南王冯云山的去世，给日后太平天国革命的组织领导，特别是战略战术及战略部署方面，都带来了非常不利的影响，成为太平天国革命最终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二，在协调领导集团内部关系方面留下了空缺，埋下了祸根
冯云山作为拜上帝会的最初发动者和组织者，在协调领导集团内部关系方面，自然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在领导集团成员的集结方面，冯云山功不可没。太平天国早期的领导核心中，除了洪秀全，其余都是冯云山接纳进拜上帝会的。在紫荆山区，冯云山通过传教结识了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秦日纲、胡以晃等人。
这些人或则文才出众，或则武艺超群，或则家资雄厚，或则富有谋略，在紫荆山一带是极具势力和影响的人物。冯云山同他们深与结交，并引为心腹，以共图革命大业，使他们逐渐成为了革命的领导核心。杨秀清原是紫荆山一带的山民领袖，在紫荆山一带很有影响力和号召力。
萧朝贵是杨秀清的妹夫，“勇敢刚强，冲锋第一。”韦昌辉是广西金田村一带的大户，在拜上帝会的领导者中，韦昌辉最佩服的莫过于冯云山了，因为冯云山能文能武，遇事从容冷静，做事胸有成竹。
在他看来，领导拜上帝会者非此人莫属。石达开虽年纪不过二十，但在广西贵县一带已很有名气。这些人身份各异，言谈举止各不相同，之所以能走到一起，自然应归功于冯云山。
首先，冯云山作为一介书生，能够放下读书人的架子，脱下长衫，亲身从事体力劳动，让他们非常佩服；其次，冯云山人格纯正，性情诚笃，在教书、传教的过程中，又养成了和蔼可亲的习惯，因而深受他们拥戴。
而作为拜上帝会总教主的洪秀全，在这一方面，比起冯云山来，显然要逊色多了。这主要是因为洪秀全性格暴烈，遇事急躁，而又固执多疑。如在广西传教时，冯云山与他有些意见不一致，他竟立即翻下脸来，以总教主身份，逼着冯云山连夜回广东。
这本是一件极普通极细小的事，但洪秀全却因此而赶走了与他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患难兄弟与战友。由此可见，洪秀全待人的粗野和处事的任性，缺乏一种虚怀若谷的精神和处理天国大事的能力。特别是天京内乱以后，洪秀全对谁也不信任，对谁也不放心，因而导致了石达开出走，李秀成被怀疑等一系列事件。
其二，冯云山虽然在创立拜上帝会的过程中功劳最大，但他从不居功自傲，而是自始至终拥戴洪秀全。追溯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酝酿，最先是由洪秀全萌发雄心壮志，接着由冯云山积极进行宣传、鼓动，建立起革命的基础，并逐渐由一个宗教团体转化为一支强大的政治势力。
在这个过程中，洪秀全作为最高领袖，仅仅只是在1847年8月和1849年7月两次到过紫荆山区，而会之创立及组织，原为冯云山一人之大力。冯云山虽然创立了拜上帝会，但他从不好大喜功，而是甘心情愿拥戴洪秀全。
在紫荆山传教时，冯云山就一再告诫会众，该会的领袖是洪秀全。他向劳苦大众大力宣传洪秀全奉天诛妖的伟大使命，并说他到紫荆山一带来组织他们，是受洪秀全派遣而来的。他在民众中把洪秀全树立成救世主的形象。
虽然许多会众并不认识洪秀全其人，但无论遐迩，皆在一个严密的与系统的组织之下，互相联络，同守教道，共遵教规，抱着一个共同的新信仰，矢忠矢诚，拥护一个领袖洪秀全。
简又文指出：“尤足令人钦佩者，则秀全于三年来未尝足履其地身临其中，其间一切的工作，皆由云山一人自动自干独力独行。然其始终遥奉洪氏为最高领袖，使一般教徒之信仰与忠心，均以秀全一人为出发点和中心点。凡可以加增其德望与尊严者无时不为，无微不至”。
其实，凭冯云山当时在紫荆山区的地位和影响，完全可以自封教主，而不必遥尊洪秀全。唯其如此，方显示出他的忠肝义胆，才可以无愧于太平天国第一功臣这一光荣称号。可以说，正是冯云山的言传身教，忠诚谦恭，才树立了洪秀全的领袖形象，巩固了其领袖地位。
其三，冯云山明大义，识大体，为促使革命成功，而甘愿让高位重权于杨秀清、萧朝贵等人。冯云山是拜上帝会的创立者与组织者，是太平天国运动的奠基人，论功行赏，应是一人之下，万人这上，位高权显。
然而，当冯云山被捕入狱时，杨秀清、萧朝贵二人假托天父天兄下凡附体，发布号令，安定了人心，但同时也取代了冯云山的位置。对此，冯云山并没有耿耿于怀，闷闷不乐。相反，还向洪秀全进言，杨秀清在此地的势力大，如果没有他，起事难以成功。
为了大业，我冯云山受点委屈实在算不了什么。洪秀全为此很受感动，按冯云山的意思，进行了人事调整。而冯云山自己则加紧进行革命的准备工作。还在桂平狱中时，就暗自创制了太平天历，“前南王困桂平，见天启天使将天历畀南王看。”
冯云山创制的太平天历，具有鲜明的革命性，它把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清朝统治者，把封建神权与清规戒律，统统斥为邪说歪理，从而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掀起一场反对封建统治的革命。
出狱后，冯云山更是把个人得失放在一边，积极筹划革命，进行革命的准备工作。对于杨秀清、萧朝贵二人代天父天兄传言的特权，冯云山不仅自己予以承认，而且还在拜上帝会内部进行肯定。
这无疑表明了冯云山对高位重权的放弃，以至永安封王时，冯云山仅封为南王七千岁，位列杨秀清(东王九千岁)、萧朝贵(西王八千岁)之后。这种胸襟，不惟洪、杨等人，恐怕是历代农民起义的领袖们都无法做到的，无怪乎人们要将其称为太平天国第一人物了。
然而，从另一个侧面来说，冯云山淡泊名利，明大义，识大体，甘愿让出高位重权，这在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部无疑也起到了表率作用。因而在太平天国运动前期，领导集团能够同甘共苦，齐心协力，在军事上取得一系列重大胜利的同时，建立起太平天国这一革命的政权。
而在冯云山去世后，特别是定都天京后，太平天国领袖们的思想作风发生了变化，内部关系日渐疏远，原来“寝食必俱，情同骨肉”，变得“彼此睽隔，猜忌日生”，宗教色彩日益明显。
最终导致了天京内讧，这是太平天国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后来，忠王李秀成在总结太平天国的失误时说：“东王与北王两家相杀，此是大误。翼王与主不和，君臣而忌……此误至大。”而造成这一失误的原因，很大程度上还是因为失去了冯云山这一领导集团内部关系的协调者。
第三，导致太平天国内部政治思想工作松懈
在政治思想工作方面，冯云山也是一个积极的宣传家、鼓动家。早在紫荆山区时，冯云山就因至诚感人，言谈动听而受到山民们的信服。其辩才，是太平天国内部一致公认的。据说，因地主团练王作新告发，冯云山被捕入狱，后被押回广东。
途中，冯云山运用其辩才，为两个解差谆谆讲道，两人竟受感化，不但不遵令押其回粤，而且弃了原职，随冯云山秘密回到紫荆山，并加入拜上帝会。因冯云山善于雄辩，而又热情诚笃，因此，紫荆山一带的山民纷纷加入拜上帝会。
从1844年到1847年夏，短短三年时间，冯云山匹马单枪，历尽艰辛，发展的会众遍布十几个州县，简直是一个奇迹!因而在拜上帝会中，有些人还把他当作了自然的最高领袖。据太平军探子李进富供词：“大头子系冯云山，二头系洪秀全，三头杨秀清，四头子萧朝贵。”
在清军的奏折和清政府下发的上谕中，也把冯云山当作了太平天国最高首领。“即冯云山、洪秀全等一股……残暴凶狠为尤甚。其冯云山者由金田而东乡，由东乡而庙旺，从容而走，官兵壁上环观，竟有无可如何之势。”“至冯云山为东乡贼首，现在窜入紫荆山，恐其翻越滋扰，尤当赶紧兜截，毋使逆焰复张。”
此外，从拜上帝会的基本群众来看，包括农民、矿工、手工业者、挑夫、小贩以及无业游民等，还有一些农村知识分子和家境富裕而地位较低的客家人，成份较为复杂，意见相左，行动不一，因而政治思想工作显得尤为重要。
于是，冯云山同洪秀全一起共同策划，制定了“十款天条”、各种规章制度和宗教仪式，同时，教育广大太平军战士，要立志顶天，真忠报国到底。加强思想和纪律教育，并取得了很好的成效，以致亲爱精诚的精神充溢乎全体会众之中，彼此以兄弟姐妹相称，彼此以合作互助为期，意志集中，信仰统一，绝少分化及离心的倾向与行动，故自然发生集体的力量。
且组织严密，纪律严明，凡会中规条及教主命令，全体实行惟谨，毋敢或违。有犯规者，即执行严厉的处分，在先则斥逐出会，后且以军法严刑绳之矣。
然而，在冯云山去世后，太平天国的政治思想工作出现了松懈，主要表现在二个方面：其一是对下层士兵的政治思想教育出现了断层，无人重视，士兵思想松懈，不遵守纪律，叛逃事件时有发生。
其二是领导集团内部思想作风的转变。冯云山艰苦朴素，平易近人，淡泊名利，在领导集团内部起到了很好的表率作用。但冯云山去世后，起义初期那种“敝衣草履，徒步相从”的朴质的思想作风多被抛弃，而追逐名利、贪图享受的思想作风却在不断蔓延，以致领导集团内部关系日益疏远，矛盾斗争日益尖锐。
而1856年9月的天京内讧则是领导集团内部矛盾的总爆发。自此以后，“人心改变，政事不一，各有一心……那时各有散意，而心各有不敢自散，因闻清朝将兵凡拿广西之人斩而不赦，是以各结为团，故未散也。”
由此观之，南王冯云山之死实是决定太平天国兴衰成败的关键因素之一。“使其不死于是役，将必可辅佐天王，裁制东王，调和各王，而于帷幄之中创谋建议领导大业以底于成。
所谓一身系国运之安危与汉族之盛衰者，南王有矣。”如果说，天京内讧是太平天国由盛而衰的转折点，那么，冯云山之死就是这一转折的先兆；如果说，天平天国革命的失败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则蓑衣渡战役无疑是“太平军失败之起点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