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3月5日，我们就提高了最低养老金，根据相关负责人的说法，现在我国有1.7亿老年人领取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目前基础养老金的最低标准为每人每月103元，最低标准提高20元后，将达到每人每月123元，增幅为19.4%，这也是近年来上调幅度最大的一次。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是由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构成，基础养老金的最低标准由国家确定并调整，所需资金是由财政承担。
其中也鼓励地方可以根据情况“适当”提高基础养老金标准，对长期缴费的，可“适当”加发基础养老金，提高和加发部分的资金则由地方承担。
因此，全国各地其实是在“全国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基础上执行不同的“基础养老金标准”，这话听起来绕口，简单理解就是国家统一一个最低标准，地方则可以在这个标准上，根据自身的经济实力去增加。
由于我国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不同，这也导致了地区差异明显。
例如，广东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目前为每人每月200元，而贵州和四川分别为113元和128元，四个直辖市的基础养老金标准差别也很大。
重庆的农民一个月可以领到125元，到了天津这个数字变成了317元，北京则是887元，上海最高，一个月可以领到1300元。
城乡养老金差异化的背后，其实很好体现了户口的重要性，它不仅仅关乎着你的孩子接受的教育差异，同时也关乎你自身的养老金待遇差异。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最早可以追溯到2009年实行的新农保和之前实行的城居保，这两者在2014年合并后，统称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该保险的对象是年满16周岁（不含在校学生），非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以及不属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覆盖范围的城乡居民。
简单理解，就是那些大量生活在农村，以及部分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工、散工，就包含在其中。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出台，的确让亿万农民有了一定的经济来源，农民工及其家属无疑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最大受益群体。
但提高20元的最低标准，能够满足这亿万农民工老有所养吗？
答案是很难。
我国有1.7亿农民在领取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每个月最低标准提高20元，也就是34亿元的开支，一年12个月，相当于一年下来提高标准额外开支是408亿。
408亿，看起来是一个天文数字，但这背后是1.7亿农民共同瓜分的结果，平均下来，一个人一年也就多领240元，这还不够缴纳一年360元的医保。
更重要的是，由于大量的农民工没有纳入国家养老保险体系，退休后领取的养老金也显著少于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人，而后者的退休金哪怕是全国平均下来，也接近3000元一个月。
一个是3000元一个月，一个是123元一个月，两者差异悬殊，连零头都达不到。
南开大学财富经济研究院院长陈宗胜去年3月曾表示，上海农民60岁以后能拿1250元，浙江、江苏是250元左右，部分中西部省份基本上是130元左右。
由此可见，哪怕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异也异常悬殊。
曾有代表建议，实行城乡无差别养老，引发广泛关注；人大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郑凤田也建议，给年满70岁的农民，每月发放五六百的退休金，以满足老年农民最基本的需求。
农村养老金个人账户部分需要个人自主缴纳，但农民普遍特点就是收入水平不高，很多人自主缴纳的意愿并不强烈，尤其是超过60岁或者接近60岁的人群。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2020年我国农村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有1.21亿，除了农村的老年人口外，还有大约8600万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从农村进城打工的农民工，这两者相加，差不多在2个亿左右。
而这2亿人，几乎没有存下足够的钱让他们养老，或者说足以支撑他们未来的养老生活。
安徽师范大学副教授仇凤仙曾发放2500份农民工问卷及访谈200人得到的研究结果显示，他们中60.7%的人都不得不“干到干不动为止”。
这是农民工的未来，但还远不是他们的处境。
我在此前的文章中曾分析过，考虑到我国已经迎来一波退休潮，未来每年差不多有2000万人年满60岁，面临退休或者“干不动”的窘境。
而这些人大多把积累半生的积蓄给儿女买房，亦或是操办儿女婚礼，他们大多没有存款，更没有商业医疗保险。
这也导致，在可见的未来，医疗、养老难题会像大山一样，压在他们自己身上，亦或是压在他们儿女身上。
这些农民工群体还有一个显著的特征，那就是独生子女。
在现代商业社会越来越固化的当下，农民工的独生子女大多很难达到一个相对不错的经济收入，换言之，随着这些农民工老去，膝下一个儿女，届时养老负担，可能是难以为继的。
对他们的儿女来说，教育下一代和养育上一代，都是难以承担的重担。
过去农业时代，老人养老的问题通常都是依靠多生来解决，用几个孩子去分担养老成本，但在计划生育的影响下，许多农民工响应号召只生一个好，但换来的可能是养老重担。
在今天年轻人收入增长有限，父母养老金一个月一百多元的情况下，这些农民工的养老问题，显然不是提高20元就可以解决的。
而那些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人，每个月则可以领到数千元的养老金，这可能也将再次加剧未来我国老龄化群体中的“养老分化”。
老龄化社会意味着养老负担加重，而我们的特殊之处还在于，一部分农村老人养老金少，一部分群体养老金多，呈现一个两极分化的态势。
这种倾斜，可能会在未来导致更多的社会伦理道德困境，诸如老人生病、没钱治病这样的事件，会随着老龄化的加剧，而变得越来越频繁。
在相对成熟的欧美社会，承担养老主体责任的基本上都是企业或者养老保险，很少有子女为老人去承担这部分费用。
但我们，由于商业和市场的发展历史较短，因此也更依赖家庭和养老保险去共同承担，但每个月一百多元的养老金，显然是不足的，这就更需要家庭去承担。
未来我们需要去弥补这方面的劣势和不足，尽可能健全社会公共保障体系，从而让更多家庭有足够的钱放在消费支出上，而不是作为预防性储蓄养老金上面。
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可以预见的是，未来2亿甚至更多农村老人，必然会面临老有所养的难题，而留给我们的时间，其实并不多。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