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业的发展可以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有力支持
发展新质生产力，创造新价值、适应新产业、重塑新动能，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可以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有力支持，因为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不仅仅要提升科技创新能力，也要为科研成果转化提供更好的市场基础、更加高效的要素配置和更为全面的人才支撑。而服务业本身的高质量发展也将成为新质生产力的一部分。
对待服务业发展要避免一个误区，就是将服务业占比的提高与制造业发展对立起来。事实上，没有先进和优质的服务业，就很难有先进的制造业。制造业中的高端部分，如研发、设计、专利、品牌等，都属于生产性服务业的范畴。随着经济数字化程度不断加深，服务业中直接支持先进制造业发展的部分越来越多，服务业和制造业之间的界限也日渐模糊，有不少属于服务的部分其价值被包含在制造品的价格之中。因而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发展并不矛盾，比统计数据更重要的是其发展内涵。
通过中美服务业结构方面的差异可以看到，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是推升服务业在GDP中占比的重要动力，也是服务业竞争力提升的主要表现；生产性服务业在中美GDP中的占比差异大于生活性服务业，并且差距主要来自生产性服务业中的高端部分。这些发现有望为服务业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方向。
中美服务业结构差异主要在于生产性服务业
2023年，我国服务业（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54.6%。而早在20世纪40年代，美国第三产业在GDP中占比就已接近60%，目前第三产业占美国GDP的81.6%。除了总量上的差距，中美服务业结构的差异更值得关注。中美近30个百分点的服务业占比差距中，近60%来源于生产性服务业。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概念标准，生产性服务业可以理解为一种中间服务部门，主要为各类市场主体的生产活动提供服务；而生活性服务业提供的服务主要用于居民最终消费。目前，生产性服务业涉及16个国民经济行业门类，主要包括：批发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生态环保和环境治理业等。生活性服务业涉及13个行业门类，主要包括：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房地产业，旅游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等。根据最新可得数据，我们将美国服务业的行业小类对应到上述行业门类，得到中美两国生产性服务业分别占各自GDP的31.4%[由于数据可得性限制，中国第三产业细分行业的数据为2021年。此外，我国批发和零售合并在一起统计，在计算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占比时，以批发和零售的50%来估算批发贸易占GDP的比重]和47.7%[对应到美国，生产性服务业包括私人提供的以下服务：运输和仓储业、信息业、专业和商务服务业（包括科研、法律、公司和企业管理、行政和支持服务等）、租赁服务和无形资产出租、金融和保险、批发贸易，以及政府服务。由于中美统计口径的差异，中国没有把政府服务单列出来，美国则是先区分了私人服务和政府服务，然后在私人服务领域进一步细分为不同行业，而政府服务领域则未进行不同行业的分类，因此，中国的生产性服务行业统计中既包括私人服务，又包含政府服务。为了增加可比性，以及政府服务本身属于公共服务，故将美国政府服务纳入生产性服务业计算]。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占GDP的比重较美国低16.3个百分点。
中美生活性服务业占比差异主要来自医疗健康和房地产领域，这两个细分行业可以解释中美生活性服务业占比差异的80%以上，除此以外，中美大部分生活性服务业在GDP中的占比差异并不明显。随着收入提升和居民预期寿命增加，预计我国医疗、健康、养老领域将迎来广泛发展。而中美房地产业增加值占比差异并没有统计数据所显示的那么大。由于多种原因，我国房地产对经济的贡献存在低估。若根据广义口径（把建筑业中与房地产相关的部分增加值和房地产业增加值合并，就具备了不同国家统计口径上的可比性）估算，中国房地产业对经济的贡献与美国、日本水平相当。这进一步表明，中美服务业结构差异更多体现为生产性服务业的差异。值得一提的是，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很难完全清晰划分，因为部分行业小类既属于生产性服务业，又属于生活性服务业。例如带有公共服务性质的行业（气象、地震、海洋、测绘等专业技术服务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等），又比如部分行业具有同时为生产、生活提供服务的特点（交通运输、移动电信服务、职业教育培训服务等）。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分类标准，有76个行业小类兼具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的特征，而我国生产性服务业涉及348个行业小类、生活性服务业包括288个行业小类，上述交叉领域仅占所有行业小类的11.9%，并不影响我们观察中美服务业整体结构特征。
生产性服务发展可能同时提升服务业在经济中的占比和劳动生产率
一般来说，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低于制造业。然而美国在服务业占比提高的同时，也保持了较高劳动生产率。目前美国人均GDP已突破8万美元，同时美国84%的就业人口从事第三产业。其他发达国家的数据也表明，越是高收入国家，服务业劳动生产率越高，且其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与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越接近。通过纵向分析美国服务业在经济中占比提升的过程，我们发现，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是推升服务业在美国GDP中占比的主要动力之一。
1947年以来的几十年中，美国生产性服务业在GDP中的占比整体处于上升趋势，尤其是其中的高端部分（如信息业、专业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等），个别行业（如运输仓储）占比有所下降；而生活性服务业中，除了医疗健康和房地产业增加值（得益于经济发展带来的土地价值增值，房地产业在事实上吸纳了一部分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成果）占比明显提高外，其他生活性服务业变化较为平缓，甚至小幅下降。
总体看，生产性服务的发展对美国服务业占比提升贡献更大。在居民基本生活需求得到较为充分的满足后，生活性服务业增加值的上升空间也趋于有限。而生产性服务业，尤其是科学研究、专业技术等，可以提供更高的附加值。在信息技术和数字经济加速发展的时代，后者甚至可能呈指数级增长。长期以来，美国生产性服务业占比与人均GDP是同步提升的。美国生产性服务业在GDP中的占比从1977年的39.5%增加至2023年的47.7%[计算口径同前文保持一致，1977年前部分行业小类数据未披露]，同期其人均GDP（按不变价计算）从30337美元提高至66755美元。
中国应更加关注生产性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加速发展。自2010年至2021年，我国第三产业在GDP中的占比从44.3%提高至53.5%。其中，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占比提升幅度最大，其在GDP中的占比累计提高了1.79个百分点；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科研和技术服务业在GDP中的比重累计分别提高了1.37个、1.56个和0.83个百分点。上述行业对我国三产占比提升的贡献合计超过60%。
尽管如此，我国生产性服务业与美国的差距依然明显，尤其是高附加值行业。具体而言，我国信息服务和软件业占GDP的3.9%，较美国低3.3个百分点；我国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占GDP的2.5%，而美国高达5%；我国租赁和商业服务业则比美国同类领域（租赁服务和无形资产出租、法律服务、公司和企业管理服务、行政和支持服务）低3.8个百分点。上述三个行业加总来看，中国低于美国9.6个百分点，这些解释了中美生产性服务业占比差异的58.9%。
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竞争力亦有较大提升空间。以金融行业为例，2023年我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8.0%，甚至高于美国（7.3%），但“大而不强”。从服务贸易看，2023年我国金融服务贸易顺差仅为6.47亿美元，而美国金融服务贸易顺差为1136亿美元，是美国服务贸易顺差的首要来源。这表明我国金融行业的竞争力仍有较大提升空间。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对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提出了要求。金融业在支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绿色转型方面仍大有可为。
我国服务贸易逆差也有不少来源于生产性服务业。相比之下，美国在金融、知识产权使用费、其他商业服务等生产性服务领域具有优势，顺差规模分别为1136亿美元、820亿美元和1084.2亿美元。目前我国知识产权使用费项下的逆差为317.5亿美元；其他商业服务贸易顺差380.3亿美元，与美国差距仍大。因此，尽管在货物贸易方面美国有巨大规模逆差，也要看到美国服务贸易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其国际收支平衡。2023年美国服务贸易顺差规模近2800亿美元，而我国逆差规模超过2200亿美元。
服务贸易、数字贸易等领域是近年来国际贸易的新增长点，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将助力我国主动对接高水平经贸规则，对提高我国在贸易新业态领域的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世界贸易组织（WTO）发布的《世界贸易报告》预计，到2040年，全球服务贸易占全球贸易的份额将达50%。目前，全球的服务贸易占贸易总量的30%，中国占12%。而服务贸易中，数字贸易[世界贸易组织将数字贸易定义为数字化预订（digitally ordered）或数字化可交付（digitally deliverable）的贸易]的占比正不断攀升，也有广阔的发展空间。目前高收入国家在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贸易中，占据的份额高达82.6%。而我国是全世界生产数据最多的国家之一，有待挖掘、释放的潜力是巨大的。据国际数据公司（IDC）统计，中国14亿多人口创造的数据超过整个世界数据量的20%。
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实质重于形式
简单、片面局限于服务业或制造业在GDP中的占比数据意义不大，而应更加注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和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是紧密相连的。甚至可以说，没有先进和优质的服务业，就很难有先进的制造业。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在谈及落实“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时，也专门谈到“加快发展现代生产性服务业”。
2023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规模占货物出口总额的25.1%。其中，信息及通讯产品出口额为4985.2亿美元，实现顺差3358.7亿美元。但也应客观地认识到，这些产品出口金额中也包括了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的产能，中国公司要从这些产品销售中获得更多的增加值仍须努力，尤其是其中的知识产权、品牌等属于高附加值服务业的部分。
近年来全球生产布局的“近岸回流”趋势，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技术创新水平提高为基础的，提升了企业对产品定制化需求的生产响应能力。应对类似挑战，需要中国企业具备更强的国际化能力和创新能力。在劳动力成本提升、国际环境变化、全球价值链重构等多重因素驱动下，中国企业迈出了新一轮“出海”的步伐，更需要生产性服务业为其“保驾护航”。这个过程中，企业不仅要通过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和品牌建设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迈进，也需要商务服务、金融、法律等专业服务的支持。我国从制造大国向创新大国转变，是一个需要各个行业和领域协调配合的系统工程。
总而言之，服务业在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和发展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尤其是具有高附加值的生产性服务业，是未来我国服务业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向。随着数据要素重要性日益凸显，叠加信息技术加速发展、能源转型等重大变革，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有望发挥更多优势，为新技术和新产品提供丰富的应用场景，为持续创新营造更好的经济和社会环境。
（作者分别为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