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年轻人最爱的“潦草小狗”余华又双叒叕登上热搜，这次总算不再是因为开水烫嘴而出圈的表情包，而是个关于作家本职的正经事：他登上了著名文学刊物《巴黎评论》“作家访谈”栏目，编号No.261，成为该刊首位受访的中国作家。
这一事件带来某种“流量倒灌”，与其说是荣誉加诸余华，倒不如说，在这个节点上，是一位年过六旬的“流量作家”凭借自带的高话题性，助力一本年过七旬、神坛只立于小众圈层的文艺刊物走进了国内大众视野。
除了围绕文学的写作、教学、研讨，这些年余华鲜少接受公开采访，奈何“时代已经变了，冷静的主动权已经不掌握在个人手上”。十几年前的只言片语依然在被年轻人“盘包浆”，间杂几个月前因为新冠初愈而凌乱憔悴的面孔，余华的爆火是种“假性活跃”，互联网上的事件之间没有时序，这一点倒和他的创作偏好遥相呼应，套个他的金句：“人生就是自己的往事和他人的序章”。
我们总说现在年轻人有意义危机，而塌不了房的余华总能治好精神内耗。作为“人与作品双红”的样本，年轻人欣赏他的气定神闲，追捧他的活泼和“油麦”，将他的发言奉为“互联网嘴替”与观点代餐。
而他是如何办到的呢？也许一切早有端倪，在1989年夏天，初露锋芒的新锐作家余华说起“一些读过我作品的读者经常这样问我：你为什么不写写我们？
“我的回答是：我已经写了你们。”
“离开这里，去外面玩”——余华走出的第一步
据余华在纪录片《一直游到海水变蓝》里的说法，“成名了”的感觉在一生中就出现过那么一回，大概就是在八十年代末、苦投短篇小说许久之后，终于收到杂志社的主动邀稿信时。那会儿是自由来稿的黄金期，各类文学杂志蓬勃发展，优质内容填不满版面，远在北京的编辑们会一封封认真拆看陌生的投稿，几个来回后，正在海盐苦闷地当牙医的业余写作者余华与他的机遇相撞。
海盐临海，空气腥咸，27岁以前，余华在这里过着不耐烦的生活。两次高考失利后，他成了牙医，每天低头是一张张“世界上最没有风景的”嘴，抬头是一扇只能看到世界一角的窗户。多年后说起来，他会兴致勃勃地回忆从前在小镇的池塘里跟着部队的大人们电鱼、在父母工作的医院太平间睡午觉的趣事，但在二十多岁的当口，他满心满眼只想着“能够离开这里，去外面玩”。
后来这个梦想成真了。30年后，他用依然浓重的江浙乡音，向媒体回忆起第一次上京改稿，编辑部让这个南方来的愣头青到处玩玩，他认真贯彻落实，狠狠玩了一个月，把所有能去的地方去了个遍。玩对余华来说是件顶重要的事，最著名的段落也许要数他将瘫痪的好友史铁生推上球场，让他坐在轮椅上当守门员，“他们谁也不敢往那儿踢”。
2016年，当余华被问起为什么近期没有新作品时，他回答说，现在生活比当年写小说时丰富多了，好玩的东西多，诱惑也多。诸如此类直给的发言在这两年被热衷互联网考古的年轻人们一一捡拾起来，收入“潦草小狗语录”。
和项飙和风细雨地点出“重建你的附近”时不同，也和那英豪迈敲下“妈的最烦装逼的人”时不同，余华带来的是种“懒得重建”也“烦累了”，但“我懂你”的心理慰藉，他在说的，是如今世界所稀缺的“诚恳的大实话”。
从“永远不要相信苦难是值得的，苦难就是苦难”，到“年轻人热衷于算命多少也是一种上进的表现”；从“一个女生想要躺赢，一辈子命好，有一个秘诀是精神上不受力”，再到“精神内耗不是一件坏事，内耗其实是在寻找一种出口”。
流量眷顾余华，互联网上的人们乐此不疲地将他说过的话、做过的表情配上带节奏的音乐和醒目的艺术字分段传播，他对此的回应谦虚而正确，“作为一个作家，我得到的已经多得有点过分了”，然而仅仅将之归因于幸运还不足够，让“潦草小狗”深得人心之处，也许在于他对这份幸运并不怀有感激，于是也就没了迎合。硬要说有一丝感念，那也是“淡淡的”。
也许就像霍金所说，人总会感动于遥远的相似性，那股由余华说出的对躺平的淡淡向往和对系统的弱弱嘲讽，配合一点对现状的温和共情，是无数个辗转在格子间、通勤路上以及无力扭转现实的年轻人的共同心声。
每个人都在呼喊一个余华，期待那个余华出现在自己生活的那片细雨中，用独有的语调告诉自己：
“文学不是我生命中唯一的事情。我鼓励我的学生也这样思考。最近，我告诉其中一个人‘我们今天下午见面讨论一下你写的故事’，他说‘教授，我今晚要去俱乐部’，我说‘好吧，玩得开心’。”
首先，你要相信“相信”——余华的先锋和特别
在我们得以窥探的片段里，余华始终是个乐呵呵的“精神小伙”，很难将现实里的他和写出痛彻心扉的福贵一生的作家联系起来。可要说回作品和文学创作，虽然传播度显然无法比肩那些回应社会情绪的金句，余华说过的话却明显要更多，也更个人。在《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取得市场成功的荫蔽下，我们总是忽略一个事实：余华出道时是一位先锋派作家。
他曾在一次媒体采访时将这事打着哈哈说出来：如今许多写论文研究他的作品或创作观的高校学生，甚至没有读过他的早期代表作。余华的早期作品多为短篇小说，成名作《十八岁出门远行》写青年的理想、困惑、幻灭与成长，被莫言评论为“中国当代文坛上的第一个清醒的说梦者”。那时余华曾一度坚信，“找到了自己一生的叙述方式”。
有一段时期，余华沉迷于创作“戏仿小说”，借某种范式的壳进行文体创新尝试，他写出《河边的错误》来戏仿罪案小说，写《古典爱情》来戏仿才子佳人，也写过一篇极妙的戏仿武侠《鲜血梅花》，讲一个不会武功的年轻人为父报仇，途中经历一些云里雾里的事，最终发现仇人已死于他人之手，全篇我们屏息等待一场打斗，而对决从未发生。
他酷爱裁剪叙事的时间轴，在短篇小说《往事与刑罚》《此文献给少女杨柳》中，现实与虚幻、过去与将来被并行缝合进语言，时间在故事里分裂、重叠、错位。在1989年《上海文论》上，余华写下带有宣言倾向的先锋派创作谈，“当我们抛弃对事实做出结论的企图，那么已有的经验就不再牢不可破。”这个观点发祥于那年元旦第二天，他与史铁生的一场讨论：在瓶盖拧紧的药瓶里，药片是否会自动跳出来？
“他（史铁生）向我指出了经验的可怕，因为我们无法相信不揭开瓶盖药片就会出来，我们的悲剧在于无法相信。如果我们确信无疑地认为瓶盖拧紧药片也会跳出来，那么也许就会出现奇迹。可因为我们无法相信，奇迹也就无法呈现。”
而写作可以让读者进入某种相信，前提是作家先挣脱常识，跃入想象。那是九十年代的余华，热衷于讨论什么是真实，以及何为自己的叙述语言。他写下“生活事实上是真假混乱和鱼目混珠”，也写下“作家和作品之间有一个叙述者的存在”。哪怕三四年后观念有所松动与发展，他依然怀着坦然写下，“一个作家的不稳定性比他任何尖锐的观点更为重要”。用现在流行的概念，对于创作，余华始终抱持极高的自我认同。
如今余华已是文坛顶流，人们早已忘记，甫一出道，他的作品便始终处在文学批评的漩涡中心。用他的话说，自己这几十年是在批评里泡大的。《活着》初版时印量不过三千，水花有限，那时具有代表性的批评是“一个先锋派作家居然用了赵树理风格的书名”。而《许三观卖血记》后，这种疑虑进一步扩大：支持先锋文学的人发现他变了，老一代的批评家还没准备好接受他，他处在两头不讨好的夹缝中，“很孤独”。
不过，他也用自己最熟悉的拔牙梗来消解，“直白地说，走到我今天这一步，批评已经不会再把我打回去拔牙了，所以我已经不那么担心批评了。”不想额外承担映射社会的责任，也回避扮演流派旗手的角色，从始至终只针对自己的写作，追求更加接近真实，“艺术家只能来自无知，又回到无知之中。”
颇具争议的《兄弟》上市后，余华不止一次表示自己最喜欢《兄弟》。这一方面是因为“《兄弟》被人欺负得最多......如果你有四个孩子，哪个孩子老被欺负，你肯定最心疼他”；另一方面，他会用余华式的直白说出一些“小狗夸夸”：《兄弟》的确就是写得很棒。
关于余华给不了你的那些——当“世界破破烂烂，潦草小狗缝缝补补”不再全灵
余华制造了严肃文学的销售奇迹，并持续刷新自己的记录。然而最近，讨论声又一次出现在一本新上市的杂文集《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社交媒体上的口碑起起伏伏，有人说，被标题忽悠了，全书只有两三篇在讲“巨大的差距”；还有人说，这部新作“金句没有之前几部那么多了，不推荐”。但在那些被“句子迷”摘抄出的片段里，高频出现的那句却显出一种别样的幽默：“人和人交往还是少说话，克制表达欲，平静温和就好。”
余华给得了共情，给得了佳句，以及烦闷日常里的开心一刻，却也有他给不了的。
语言是种路标，身为作家，余华最爱的也许就是拆路。有人记得他说过“年轻人还是得上大学，不要在开头走窄路”，也有人记得他说“我现在的奋斗的最终的目标，就是为了躺平”，陈述落地成为判词，被人反复捧起与传颂，却很少有人记得，在1989年夏天，青年作家余华曾在文学评论杂志上写下，“不确定的叙述语言和确定的大众语言之间的根本差异，前者强调对世界的感知，后者则是判断。”
余华并不需要更多的判断了，往后无非是大剌剌地“做余华”，文学虽不是唯一重要的事，却是他关于自我，唯一选择暴露在公众目光里、与世界分享的东西。表达可以诙谐，概念可以祛魅和解构，靶心却极少出现偏离，想与写作相关的事，说与创作相关的话，故事从写短篇、写剧本到写长篇，“对于一个作家来说，一生中就是两步，第一步就是找到文学，找到文学以后，第二步就是找到自己”。
说来这也没有什么高深之处，那些被年轻人惊呼“戳中我心巴”的话并不是为年轻人而说，它们老早就在那里，是余华适度回应这个世界留下的一些喃喃，没有“倚老”也没有“媚青”，那是他自己的“活着”，“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
在余华的回忆里，1989年10月的北大“一片莺歌燕舞”，打麻将的声音和谈恋爱的身影就在耳边眼前；而第一次看伯格曼的《野草莓》带来的冲击让他足足走了30公里才平复心情，“原来这才是电影”。在他的叙述里，一切都透着生机，听者就这么跟随他一同兴高采烈，对平平无奇的事也揣着份好奇。
而他的真实生活是什么样？确定的是，你的生活与他无关，潦草小狗解决不了你的生存危机。余华有余华自己的生活，那一定是“不被闹钟吵醒的生活”，是“精神不受力”“好玩死了”的生活。笑过“粉”过之后，不确定的那部分依然漂浮在创作的海平面下。
又或者，可能就像贾樟柯在微博里写的：
“和老伙计们在后海玩，喝了茉莉花茶，打了会儿扑克。夕阳西下，大家坐地铁回家做饭。”
一种极好的，与金句无关的生活。
参考资料：
纪录片《一直游到海水变蓝》
短篇小说集《十八岁出门远行》附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