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觉得谢富治是在1966年开始起势，红极一时的。其实早在1959年开始，他就有这个苗头了。1959年罗瑞卿卸任公安部长，当时被提名接任此项职务的候选人，有杨成武、张宗逊、张际春等。毛主席都不满意，他在候选人报告上批示道：“富治同志如何？你们议一下报我。”
在毛主席的批示建议下，谢富治坐上了公安部长的位置。从地方升中央，又到公安部做一把手，这无疑是平步青云。一时间，关于谢富治任公安部长的议论，到处都是。
这时，毛主席出面解释道：“公安工作很重要，不能总是一方面军里出任，要搞五湖四海。富治是四方面军的，但他对党的忠诚，是经过历史考验的。有什么问题可以来找我嘛。”得到毛主席的背书后，谢富治坐稳了这个位置。
在1966年之前，谢富治就是铁了心要跟江青走。他曾被江青批评，陈伯达来帮忙说话解释：“你不要介意，正因为江青同志爱护你，才会批评你，也正说明你是个好同志。”
其实陈伯达想岔了，谢富治并不感到介怀。谢富治跟人说：“对江青同志要尊敬，握手要用双手握。”这位17岁参加革命的开国上将，竟然对江青这个没什么明显革命功绩的人如此“尊敬”，真是令人瞠目结舌。
谢富治在1965年，得了个新外号，叫作“谢推子”。顾名思义，就是讲他遇事就往别人身上推，干活半点不粘锅。因为一些工作的问题，江青批评包含谢富治在内的一些人，做得不对、做得不好。谢富治解释自己完全不知道有这回事。他不承担责任的做法，引起了许多人的不满，其中包括他曾经的老部下傅崇碧。
红军时期，谢富治任师政委时，傅崇碧在他下面作团政委；谢做特委书记时，傅是组织部长。他们之间的感情谈不上多好，只是比较熟悉。在谢富治来京担任公安部长前，傅崇碧与这位老首长的关系还是不错的，虽说来往不多。
到谢富治兼任北京卫戍区第一政委时，两人的交际开始密集起来——傅崇碧是卫戍区司令。在相处中，傅崇碧发现谢富治变了，变了很多，而且是向坏的方面变，他不再是那个原则性极强的革命者了。
谢富治给傅崇碧留下了极差的印象：看风使舵，没有原则，顺竿爬，有事往外推。傅崇碧不是没劝过，他十分直接地对谢富治表达出自己的不满：你不能有事就往上推给周总理，往下推给我们，已经有人叫你“谢推子”了。谢富治没改，依旧我行我素。
后来傅崇碧还冒着得罪谢富治的风险说：“有些事情你不听周总理和叶帅的，光听江青、戚本禹和他们推荐给你的那些人的，将来肯定要吃苦头。”谢富治没听进去，反问道：“不听他们的，听谁的？”傅崇碧一时无言以对。
傅崇碧跟谢富治完全不是一路人，傅崇碧处理起一些害人的事情来是能拖则拖，不能拖就示意下面执行的打点折扣。这样的行为，也为傅崇碧惹来短暂的祸事。他对谢富治的“预言”，虽没有在很快应验，却在谢富治去世数年后成真，谢成了遗臭万年的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