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文元写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经登报就被陈再道的秘书注意到。秘书把报纸递到陈再道面前，让他有时间可以看一看。得知是内容是“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时，陈再道有些不以为意，称其为“文人打官司”，他觉得有这时间多做点实事多好。
秘书摇了摇头，说出自己的看法：“这文章似乎意有所指，别有深意。你看我划红线的这一段。”秘书将划红线的内容念了出来，大致意思是“‘海瑞罢官’有什么现实意义，这部作品产生于1961年，当时‘单干风’吹起，一群牛鬼蛇神又出现了，拆人民公社的台”。
陈再道还是说：“大惊小怪，刮一刮有什么要紧？我看啊，有些台就是该拆了。”这是他的有感而发：1958年他下连队，在湖北黄陂巡视部队，发现集体食堂前排队的群众，饥饿难耐，打饭现场乱哄哄的。
他当时没想到，姚文元的这篇文章，确实很特别，是一个大时代、一场大运动的序幕。
1966年7月16日，毛主席南下武汉横渡长江前，时任武汉军区司令的陈再道，因肺病加重，整个人出现明显的萎靡和消瘦，所以离开武汉，到北戴河疗养去了。
陈再道在北戴河，本该静心休养、不想工作，奈何外面传来一次轰动过一次的消息，波及到平静的北戴河，使其气氛变得紧张不安。来疗养前，陈再道就流露出对这场运动的顾忌，觉得自己这样离去，难免有“临阵脱逃”、“躲避运动”的嫌疑，他还是在军区其他首长的开导下才走的。
“破四旧”的运动被号召发动起来，影响一日大过一日，之前劝陈再道安心去疗养的军区首长们，这时也改变了主意。军区副政委张广才，来到北戴河看望陈再道，问过陈的身体状况后，又主动说起军区内的运动情况。
陈再道听出张广才的言外之意，大家一致希望他能早点回去坐镇，主持大局；张广才是被推举来传达这一意见的代表。
当时陈再道的身体没有完全康复，只是好了一些。但他已无心休养，于是坐上了回去的火车。在火车上，陈再道一行人刚开始有说有笑的，但到后面没什么合适的话题了，就决定打扑克消磨时间。
没打一会，几个戴袖标的小年轻，气势汹汹地从车厢另一头走过来。小年轻们开口就是让人不舒服的质问语气，说陈再道等人打的扑克是“四旧”，是资产阶级的闲情逸致，必须缴掉，不能玩了。
陈再道的随行人员跟他们争吵起来。争到后面，这些小年轻指责起陈再道等人，“现在是什么时候，你们还娱乐？你们应该关心国家大事，把革命进行到底”。随行人员说不要上纲上线，把问题讲这么严重；小年轻则给他们又戴上了顶大帽子：“你们是修正主义！”
这时，陈再道再也坐不住了。他把牌往桌上一摔，站起身来，大声吼道：“打扑克算什么修正主义？你们给我说说。我就是走到天边，也要跟你们讲清楚。”最后，这件事在其他乘客和乘务员的劝说下，以这群小年轻的离去结束。
这给陈再道的内心，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霾。他知道，这样的小年轻不在少数，而是普遍情况。一年后，他果不其然地倒台，并遭到迫害，地位一落千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