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有没有中将？这个问题其实很好回答，我们看戴笠的历史照片，就会发现他的领章上有两个金三角，那就是中将标志。
戴笠挂着中将军衔站在老蒋身后，说明那两个金三角，老蒋是承认的。戴笠虽然铨叙军衔是少将，但因为他当着军统局副局长并主持工作，所以职务军衔是中将，几个挂名不管事的正局长，都是中将加上将衔或正授上将：中将加上将衔贺耀祖、中将加上将衔钱大钧、陆军二级上将林蔚。
贺、钱、林三人每年只在愚人节（4月1日）那天在军统成立大会上念一下事先准备好的稿子，所以又被称为“一日局长”，军统真正的“老板”还是戴笠。
白马是马，职务中将也是中将。老蒋让戴笠挂中将军衔，也有他自己的考量：戴笠的两个副手都是中将，如果戴笠一直挂少将军衔，军统就不好管理了。
戴笠的两个中将副手，当然不是毛人凤和沈醉，沈醉甚至不能算“军统中将”——毛人凤在当保密局第二任局长的时候，还是个少见，沈醉是在被抓前才得了个“云南游击总司令部中将总司令”的虚衔，手下并没有正规部队，而且还没来得及组建司令部，就被起义的卢汉抓了起来。
沈醉虽然有中将军衔，但那是在保密局时期，还算不得真正的“军统中将”，所以咱们今天说的“军统中将”，既不包括毛人凤，也不包括沈醉。
戴笠活着的时候，除了他，军统至少还有五个中将，其中两个就是他的副手、军统局主任秘书郑介民和帮办唐纵。
郑介民原本也是特务处（军统前身）处长的有力竞争者之一，后来老蒋要用一个资历较浅也更忠心的黄埔生来主管特务系统，这才选择了戴笠当处长，而让郑介民当了副处长。
除了戴笠和郑介民，老蒋还曾经想过让另外一个人当处长，但是那人不肯干——沈醉在《军统内幕·我所知道的郑介民》中回忆：“1932年3月，蒋召集复兴社高干们开会，决定成立特务处。会前，蒋先找康泽和桂永清谈话，征询他们的意见。蒋想要康任处长，康当时表示不相宜，蒋不做声，也未再问桂。等到开会的时候，蒋提出复兴社应当成立一个特务处，准备以戴笠为处长、郑介民为副处长，征询在场的人有什么意见。大家一听，人选已由他提出，只好表示同意。郑当时默不作声，不敢表示不愿意，而心里却很不痛快。”
康泽在回忆录《复兴社缘起》中也证实了这一点：“蒋叫我和桂永清两人到里面房间去，对我说：‘特务处的职务很重要，现在还没有适当的人，他们对我说，你很相宜。你担任这个职务怎么样？’我事前一点不知道，没有思想准备，感到很突然，因此我答复：‘不相宜，性情不相宜。’他没有再说什么，就让我出来了。”
康泽之所以不想当特务处处长，后来也不想当军统局局长，主要原因有两个：其一，他有一支可以跟军统、中统并驾齐驱的武装特务组织“别动总队”；其二，此人野心极大，想接老蒋的班，不满足于只当一个特务头子。
康泽被抓的时候是中将，但他既不属于中统，也不属于军统，“同学（战犯在管理所互称）”称他为大特务，他就抡板砖。
康泽虽然是中将，但不是军统中将，他在功德林里的另外两个同学，则是正牌的“军统中将”，其中一个是电视剧《特赦1959》中刘安国的历史原型文强，另一个是没在电视剧里出现的张严佛。
很多人都说文强是调任长沙绥署办公室主任才晋升的中将，这显然是没看过《文强口述自传》和《文强传》：文强是1946年初、、戴笠还没有坠机前，在担任军统东北办事处处长兼东北行营督察处处长、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督察处处长时晋升的中将，为戴笠晋升中将出力的，就是胡宗南、孙连仲和戴笠。
熟悉那段历史的读者诸君都，军中的“督察处”和“情报处”其实就是军统的机构，处长均由军统人员担任，所以不管怎么说，文强都是正经的“军统中将”。
与文强在战犯管理所互称同学的，还有一个张严佛，这是一个很特殊的人物：此人参加了程潜、陈明仁领导的湖南和平起义，最后却跟沈醉一样进了战犯管理所。
张严佛当过力行社特务处本部书记室书记长、军统局副主任秘书、主任秘书，因为资历较深，所以很早就成了“军统中将”，这可能是郑介民出了大力——当年戴笠在军统局一手遮天，但是郑介民心不服口也不服，一直在培植自己的势力，张严佛也算“郑介民的人”。
郑介民在当军统局主任秘书、军统局最后一任正局长、保密局第一任局长期间，还兼任“国防部二厅”厅长、“国防部”常务次长，所以给亲信晋升军衔比较方便——军统属于军队建制，保密局的全称叫“国防部保密局”，相当于一个厅级单位。
沈醉在《战犯改造所见闻》中称张严佛为“老资格大特务”：“在军统系统当中，地位仅次于毛人凤、而资格却比毛人凤老得多的张严佛，又名张毅夫，鼻子歪在一边，所以，第一次和他见面的人都会对他产生一种不明确的看法：‘鼻歪心不正’，此人肯定不可和他打交道。”
张严佛在1946年3月升任军统局本部中将主任秘书，而军统是在同年6月在分家，公开武装特务部分划归国防部第二厅，秘密核心部分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所以张严佛也是真正的“军统中将”，而沈醉只能算半个“保密局中将”。
文强和张严佛这两个军统中将，一个在1975年才最后一批特赦，另一个则没能走出来，没能走出来的那个，自然就是张严佛。
这样盘算下来，除了戴笠，军统局还有文强和张严佛这两个进了战犯管理所的中将，剩下的三个，前面咱们已经说了两个：郑介民（1944年2月升任军令部第二厅中将厅长）和老蒋侍从室第六组（情报组）组长兼军统局帮办、政府参军处中将参军（1946年）、内政部政务次长唐纵。
在戴笠坠机之后、郑介民担任军统局正局长之前，唐纵代理过一段时间军统局局长，但是他对公开的警察工作更感兴趣，所以就退出了局长之争，去当了“警察总署署长”，沈醉还一度表示过要跟着唐纵干：“唐主持警察总署工作，我当时也很想转入警察部门，又加上是湖南人，与唐接近更多。全国解放，蒋帮逃台后，毛人凤、郑介民相继死去，过去军统时期的大头子只有唐一人尚在继续为蒋主持特务活动。”
郑介民和唐纵这两个正牌军统中将都逃掉了，职务军衔为中将的戴笠摔死了，还有一个中将最后冻死了——冻死的那个“军统中将”，要是不叛变的话，最后的职务有多高，笔者根本就不敢写。
冻死的那个军统中将姓张，沈醉回忆：“张在红军中是二三号人物，而且差一点点便是第一号了。他过去在国内外总算还是有点名气的，看来还可以遗臭几十年，似乎也可以闲话他一阵子。”
张叛变后当了军统局“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主任、军事委员会中将委员（沈醉说那是一个“无权的空头委员”），在失去利用价值后被老蒋一脚踢开，最后于1979年寒冬冻死于多伦多的一家养老院。
除了戴、郑、唐、文和二张，军统局可能还有其他大特务也是中将，但笔者手头资料不多，所以可能会有遗漏：据您所知，在军统时期，还有哪些特务授衔中将？姓张的那个军统中将，您知道他的名字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