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历史可以发现一个规律：当一个王朝面临危机或者贫弱之时，就会变法图强，以此来求得生存之机。
可历史上成功的改革屈指可数，失败的变法却数不胜数；如，王安石为了强大北宋，启动变法，结果惨遭失败；反观商鞅变法，不仅起到了富国强兵的作用，而且秦国也成为了六国中的强国。要想明白其中的差距，还得细细分析这两段历史。
北宋从“五代十国”走来，掌舵者赵匡胤经历了太多的尔虞我诈；因此为了王朝的稳定必须加强中央集权，但又为了避免独裁，所以将一个官员的职务细分给多个官员，扩大官僚体系。其次是没能夺回燕云十六州，失去了长城这座天然屏障，所以需要更多的士兵守护边疆。
官员与士兵的增多，加上称臣纳贡的费用，逐渐形成了“冗官、冗兵、冗费”的问题，“三冗”使得北宋陷入到了“积贫积弱”的状态，意识到问题严重性的宋神宗赵顼启用了王安石变法。
宋神宗赵顼变法之初力挺王安石，可架不住守旧派的轮番攻击，司马光、韩琦都曾反对新法，三朝元老文彦博更是表明“皇帝应与士大夫共天下”的态度，而王安石变法是为了天下百姓，仇恨的种子就这样埋下了。
赵顼的态度也在悄悄发生转变，从开始坚定变成了后来的犹豫不决；守旧派的枕边风促使赵顼经常摇摆不定，使得王安石的变法受到了极大的阻碍，而且均输法、市易法、免役法等新法还侵犯了商人的利益。
均输法是一种征税方式，物价高的地方百姓吃亏，物价低的区域朝廷吃亏；为了公平起见，全国统一收税，不再按照地区划分来缴纳赋税；宋朝拿到钱之后去物价低的地区采购，刺激那的消费。总体而言，吃亏的不再是朝廷与百姓，而是那些囤积货物的商人。
市易法意在调控物价，避免商人垄断，牟取暴利；免疫法则是改变了以往部分人服徭役的制度，如今所有人都要服徭役，不服徭役的人就出钱，这种做法打击了商人的利益。
再就是最为著名的青苗法，朝廷低息贷款，减少百姓负担，同时提高朝廷收入；本为好事，但也间接触动了商人的利益，以至于最后还演变成了高利贷，成了地方官以权谋私的重要手段。
新法加重了百姓负担，越到后面越脱离了实际，直到宋神宗看到了一幅从民间送来的《流民图》；图中显示百姓衣衫褴褛，食不果腹，赵顼尤为悲愤，才不得不废除了新法，并罢黜了王安石的相位。
当然了，王安石个人也存在问题，除了改革急功近利之外，对于支持新法的官员，不管是否弄虚作假，都会受到重用；对于否定新法的官员，则会受到严厉的惩戒；如蔡京投其所好支持新法，反被提拔。将变法玩成了“派系斗争”，改革注定难以成功。
反观商鞅变法，则会发现王安石变法漏洞百出；商鞅变法之所以能够成功，就是用了“简单粗暴，干净利落”的方式；说白了就是“耕”与“战”。
对于新法有一丁点危害的人，不管是谁，都会被打击；因此贵族、商人、士大夫以及还有议论新法的人都会被惩戒，加上秦孝公的绝对支持与信任，商鞅才能成功。其次，百姓看到了实惠，只要有军功就可以升官发财，斗志一下就起来了；这与王安石变法大不相同。
王安石意在解决百姓负担，裁军优化，提高财政收入；商鞅不仅改善了民生经济，而且还合理解决了兵丁问题。军民一体，将军功与个人牢牢绑在一起，秦国也变得愈发强大。
最为重要的一点是中国已经从奴隶制社会进入了封建制社会，人相对自由些，有了些许话语权；商鞅所处的时代正是奴隶制，而王安石则是处在封建制时代。苏轼曾议论新法之弊端，结果被贬；要是处在商鞅时期的战国时代，估计连反对的声音都不能有。
王安石改革创新的思想极其超前，在那个时代能达到显著的效果已是不易；因此改革失败，这是时代的局限性。
商鞅能够成功，主要得益于变法受阻力度明显小于王安石，所以时代遗留下来的“锅”，不需要王介甫来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