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洋务运动的展开，是一群官员亲身目睹西洋武备的先进，推动学习西方的一次重要尝试。
恭亲王从英法联军体会列强船坚炮利。咸丰帝出走热河，恭亲王留守北京善后。首都守不住，使满清从天朝大国的梦中醒悟过来。恭亲王目睹英法联军轻易击溃清兵，攻占天津与北京，反映了两国军备水平的差异。恭亲王拥有议政王大臣身份，主持军机处和总理衙门，是洋务运动的核心人物。
恭亲王
曾国藩是湘军统帅，李鸿章是淮军统帅，他们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目睹列强的船坚炮利。太平天国占据南京，满清初期大败，英法联军后，英国协助上海组成常胜军，招募百姓当兵，由英国人指挥，使用列强的武备，满清因而扭转劣势。曾国藩与李鸿章等人，是推动洋务运动的主力人物。
挑战与回应是一种分析历史的理论。应用于洋务运动，英法联军带来朝廷的危机感，刺激对时局的反思，于是推动改革以回应当前的挑战。魏源在鸦片战争后编修《海国图志》，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未受关注，待二十年后，在英法联军下的危机感下，受到洋务派的重视，成为洋务运动的目标。
虽然洋务运动是中国现代工业建设的起点，但这不是改革的原意。经过十年的军事改革，成效未如理想，却带来财政负担，于是洋务派调节目标，扩充为富国强兵。换言之，从目标来说，实业的建设不是对抗洋货的倾销，也不是要改善经济民生，而是要以富国来支援强兵，以经济建设来强化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实践。
或说洋务派的目光狭隘，既是推动洋务运动的功臣，也是洋务运动失败的罪人。这种说法，大意是指责大部分洋务派都是科举出身的传统官僚，他们深信儒家思想的完备，认为只需要学习西方的科技就足够，改革偏重军备的建设，没有意识到学习西方制度及文化的需要，以致洋务运动以失败告终。
这种说法作为客观的描述或许是对的，但需要补充两项，好让人性化地看待这种罪责。其一，学习别国的文化，是从表面所目睹的东西开始，透过一段日子的认识了解，再学习他们的深层文化，这是合乎常理的进程。洋务派目睹西方武备的先进，于是以学习西方武备为目标，而不是以西方民主建设为目标，是合乎常理的举动，何罪之有？
其二，每个人都受其时代的局限，正如唐太宗在三省中展现自限，必须经三省盖章的才算合法敕令，我们会赞叹唐太宗的开明，而不会埋怨未达民主的标准。同一道理，洋务派已在局限中展现敏锐的时代触觉，当朝廷上下视西方器物为淫巧，恭亲王被取笑为鬼子六的社会环境下，洋务派能推动洋务改革，岂不是一种超越的眼界。最终失败是事实，却不能否定推动改革者的伟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