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债务、企业债务、家庭债务都在稳步上涨。
根据香港寰亚经济数据有限公司最近发布的数据显示，截止2024年1月，我国的家庭债务总额超过11万亿美元，相较于五年前，我国家庭债务规模增长了50%。
平均下来，我国家庭债务年均增长超过10%，而对应的，过去五年间我国的经济增长率也不过6%左右，这显示了家庭债务的增长已经超过了宏观GDP的增长。
除此之外，欠债无法偿还的“老赖”也已经高达830万人，已经占到劳动人口的1%，房贷和消费习惯改变是导致老赖和家庭债务增多的主要原因。
当然，从一个更广泛的角度来看，家庭债务暴增背后，还反映了我国宏观经济的结构性问题。
生产端的增长，难以抵消消费端的变化。
从数据上看，我国家庭债务总量已经接近全球较高水平。其中，美国的家庭债务约为17万亿美元，虽然我国的家庭债务低于美国，但考虑到我国的人均GDP只有美国的六分之一左右，相比之下，我国的家庭对宏观经济的负面影响也要更大。
随着宏观经济增长的放缓，对过去倾其半生积蓄举债买房的家庭来说，成为“老赖”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人们为什么会负债三十年买房？
归根结底，还是因为人们对未来的预期更乐观；一个人愿意花光积蓄负债三十年买房，大概率还是因为他认为未来自己的收入会增长，能够抹平全部或部分房贷利息带来的影响，甚至还不会影响到自己的其他消费。
在这样的乐观情绪下，过去十几年我国房地产市场高歌猛进，大量的家庭为此不惜负债百万也要买房。
但随着宏观经济的放缓，个人收入不仅没有增加，一些行业还出现了倒退甚至是停滞的现象，这也导致老赖越来越多。
数据显示，我国老赖人数较2019年底增加了将近一半，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老赖，被限制不得有高消费和非必要消费行为，例如购买机票、高铁票和住星级酒店等等。
而我国个人债务在过去五年里暴增，老赖人数也稳步增长，房贷是主要原因。
房价持续上涨，涨幅远超GDP，许多人借贷买房，不仅仅是刚需，背后更是买到就是赚到的坚定信念，这是一种近乎信仰的偏执。
在过去许多时候，一套房一年的涨幅甚至远超许多人数年的工资性收入，这也让买房成为了最好的投资。
但当房价开始下跌，房贷利率却没有太多变化的时候，人们收入水平下降，消费能力下降，支付的房贷利息不变，这个时候债务越积越多，甚至可能出现资不抵债的情况，老赖也就应运而生。
另一个变化，还出现在储蓄率上，过去国人每年的储蓄率高达20-30%，远远高于欧美国家的5%，现在家庭储蓄率越来越少，且大多数都是中老年人，对于年轻人来说，不仅仅存不住钱，也没有更多增加收入的渠道。
收入增长开始停滞，但另一方面教育、医疗等成本却还在增长，此消彼长之下，人们的负担和债务都变得更重了。
我国房地产市场衰退，带来严重的房贷停供断供问题，这些贷款破灭溢出成为坏账，社会整体债务增加，这个问题也连带对消费者购买意愿和零售、经济发展都带来了负面影响。
这是比房地产开发商资金链断裂更可怕的影响。
更关键的还在于，即便买房对今天大多数家庭来说都已经吃不消了，但各大城市还是在不断放开各种限购措施，试图吸引房地产市场回暖。
究其根源，又和地方债务息息相关。
以成都为例，成都于最近宣布放开所有购房限制，买房者不再需要社保等硬性条件，这样做的目的当然是为了吸引更多买房者。
为什么需要吸引更多买房者呢？
因为不仅仅是成都，全国各地的收入都依赖土地出让金，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卖地收入。
2011年，全国地方卖地收入占比高达60%，近年来有所回落，但即便是像成都这样的高达2000万人口的超大城市，2022年的卖地收入也占到了财政收入的50%以上。
这样大的城市都依赖土地出让金，对其他二三线城市来说，如何处理地方收入抵消地方债务问题，只会更急迫。
地方债、企业债、个人债，如今这三个债务都在稳步增长之中，这也让“资产负债表衰退”这个问题一度被越来越多地讨论。
资产负债表衰退，是经济学家辜朝明针对日本经济泡沫破灭提出的原因，顾名思义就是负债太多，导致日本社会企业家庭把大量的钱用于还债，以致于日本经济错失三十年。
因而，一个经济体的债务太高，不仅仅会影响消费、企业利润，同时还会导致较为严峻的就业问题。
以家庭债务为例，过去我国房价之高，尤其是房价收入比在一线城市，可以说是全球最高，没有之一，到今天也同样如此。
全球房价收入比最高的城市就是北上广深，此外，买房还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男性在结婚前通常要在城市里拥有一套自己的房子，这也导致我国储蓄率居高不下。
但仅靠储蓄还不够买房，人们还需要借贷。
三十年的房贷，其利息就差不多占到了本金的三分之一，在乐观的年代里，人们普遍对自己的未来更有信心，预期自己的收入会增长，但在经济放缓的年代里，贷款三十年买房，可能会成为压垮你的最后一根稻草。
此外，房贷背后关联的是银行，我国大型银行的安全性不用多说，但中小型银行却未必。
此前村镇银行的风波还历历在目。中小型银行，收到的来自居民、地方和企业的存款正在减少，居民因为担心风险，更愿意把钱存在大银行，而部分中小银行又对房地产和地方债务的敞口比较大，在房地产和地方债务都出现问题的情况下，中小银行承受的压力和风险往往才是最大的。
另外，从宏观上看，货币本身也存在着风险。
根据“不可能三角”我们可以得知，一个经济体的资本自由流动、固定汇率和货币独立性三者不可能兼得，而我们的货币相对来说并不算是独立的，不同于美联储独立于美国之外，不受行政约束。
因此我们在放水的时候，就可能会出现没有制约从而大水漫溉的情况。
最近我们的M2也已经突破了300万亿大关，这个数字比美国和欧盟加起来都还要高，尽管各国对M2的标准定义有些许不同，但不可否认的是，我们的M2增长速度的确很快，是GDP增长率的两倍还多。
M2以两位数增长，但GDP却还是停留在5个点左右，这说明大水漫灌的边际效益是在递减的，尽管我们的金融工具箱里还有一些工具，但真正起到的实际效果，可能要打一个折扣。
而这次和2008年的4万亿刺激不同，在那之前我们其实较少真正实行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而今天我们的宏观经济其实已经面临M2过多的问题，这个时候任何加杠杆的做法，都可能导致债务、坏账再次增多，并最终酿成更大的问题。
债务越积越多，到最后就像是一个吹到无限大的泡泡，只要稍微给一点压力，就可能破裂。
要想泡泡不破裂，前提还是那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增长。
增长是解决债务危机的最佳方式，没有之一。但我们的增长从哪里来呢？
地方基建投资饱和，已经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了，地方债务加上城投债是几十万亿的庞大数字，加上基建投资饱和，以及最重要的基建投资回报率不断拉低，这也意味着，砸的钱越多，基建投资可能“亏本”越多。
但我们基建停下来了吗？答案是并没有。
以2023年为例，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其中基础设施投资增长5.9%，这个数字看起来不多，但要知道房地产开发投资是下降了高达9个点。
除此之外，民间固定资产投资也比上年下降了0.4%，其中制造业投资也增长了6.5%。
过去我们说投资、出口和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但当民间投资萎靡不足的时候，对市场缺乏信心的时候，基建投资必须出来起到一个拉动作用，这个时候，经济效益优先级被降低了，取而代之的是达到既定增长目标。
为什么债务危机之下我们要追求增长？
那是因为增长是抹平债务乃至利息的最佳路径，通过放水的方式，最终只能适得其反，但是增长的盘子一旦转不动了，挤压的债务和利息最终就会均匀地压垮每一个行业。
当然，这里的增长更多指的还是利润和回报率的增长，但从实际的效果来看，利润率最高的始终还是民营企业，而非其他。
房地产增长一哑火，我们的整体增长引擎就势必疲软，增长一旦停滞，债务风险就会随之而来。
其实这几年对普通人来说，债务危机几乎已经成了既定事实。这一点从消费降级和房地产低迷就足以窥见一二。
普通人面对债务困境，抵抗能力更弱，比不上地方和企业对于债务有更多灵活的工具箱，因此普通在面对高额房贷，一旦收不抵债时，就极容易变成“老赖”。
到今天，我们宏观上的策略还是更偏重于供给端，而非消费端，不管是对制造业的扶持补贴，还是对新能源汽车的扶持补贴，这些都是供给层面的支持。
对于消费和内需，实际上的措施的确还很有限。
侧重供给端，的确可以保住一些就业岗位以及扩大我们的全球供应链优势；但对消费者和居民家庭的失衡，尤其是低收入群体的缺失，都可能让他们的债务问题变得更为严峻。
供给的确可以带来就业，但消费何尝不是如此。一个人的消费就是另一个人的收入，针对消费端的大力扶持，同样可以带动更多的企业提高用人意愿。
债务挤压之下，不仅仅考验每个人的承压能力，同样还考验着人们对增长的看法。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