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渗透》中军统东北督察处（督察室）中将处长（主任）李维恭，和《特赦1959》中刘安国的历史原型肯定不是同一个人：刘安国的历史原型确定是原军统东北办事处处长兼东北行营督察处处长、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督察处处长文强中将，而李维恭虽然跟文强的职务差不多，军衔也一样，但两人个性差异巨大，行事风格迥异。
电视剧《特赦1959》和《渗透》播出的时候，政协文史专员文强和沈醉都已经不在了，但是以战犯改造为历史原型的电影《决战之后》拍摄的时候，文强不但健在，而且还是顾问之一——该剧在篇中署名的顾问是原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所长姚伦，文强不过没有署名而已。
文强在《口述自传》中回忆了他与姚伦的交情：“这个人在俄国留过学，叫姚伦，现在从公安部也退休了，他和我两个人还在一起拍过电影，是很好的朋友了。”
文强在东北期间，因为在军队中有职务，所以比其他军统大区区长更早晋升中将，其保举人就是第八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和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戴笠也做了很多工作，所以文强在回忆录中对这三人很是感激。
文强跟陈诚、杜聿明的关系都很好，所以杜聿明在淮海期间，特意把已经担任长沙绥靖公署办公室中将主任兼第一处处长的文强调来当自己的副参谋长，并明确跟文强表示：“我信不过红军叛徒舒适存，所以你负责重要的参谋工作，舒只负责跟南京联络。”
舒适存“因祸得福”，跑回南京一去不复返，文强则跟杜聿明一起当了俘虏，所以文强对杜聿明还是有一点意见的——电视剧《特赦1959》中“刘安国”用话戳杜聿明的心窝子，也不是没有历史依据的。
文强在战犯管理所的表现比较特别，所以直到1975年才最后一批特赦，那时候他的老同事、曾任军统东北区少将区长、保密局天津站站长的吴敬中（原名吴景中）已经在香港做了二十五六年生意了——吴敬中1948年离开天津后被毛人凤逮捕，1950才在其莫斯科中山大学同学蒋建丰的担保下获释并去了香港，当时保密局香港站的站长是吴敬中莫斯科中山大学同学、军统临澧特训班老同事谢力公。
吴敬中和文强在历史上都确有其人，他们跟沈醉都是老朋友，“共事”时间最长的当然是文强和沈醉——他们都是戴笠早期的部下或同事（沈应该算戴的徒弟，文则是戴的黄埔学长，戴称其为“念观兄”），后来又在政协文史专员办公室学习小组当正副组长。
李维恭的历史原型是谁不重要，咱们今天要聊的话题，是在东北共事期间，中将督察处长李维恭和文强，哪一个能管少将区长吴敬中？
这个问题，曾在保密局云南站当少将站长，并在名义上归西南区区长徐远举、副区长兼督察主任周养浩管理的沈醉，肯定会笑着给出准确的答案：中将督察处长（主任）李维恭肯定不敢管少将区长吴敬中，但是另一个中将处长文强，肯定能管吴敬中，而且吴敬中肯定会很愉快地接受管理。
文强在东北区当办事处处长，主要任务就是重建军统在东北的特务机构，无论是军统东北区，还是东北督察处或督察室，都可以说是文强一手创建的，吴敬中能不能当东北区区长，戴笠必须征求文强的意见，在蒋建丰面前，文强说话也比吴敬中更好使：吴和小蒋虽然是比较要好的同学，但文强和小蒋，却是“父一辈子一辈的交情”——文强的父亲是同盟会最早期盟员，也是许多蒋系大佬的资助者，跟程颂云更是好兄弟。
老蒋的两个儿子跟文强都是兄弟相称，蒋建丰一直想让文强当自己的副手，而对比自己大七岁的同班同学吴敬中，虽然比较照顾，但也不过是将其当成可以五分信任的下属而已。
吴敬中和文强在两个阵营都当过同事，但显然文强在两方面的资历都比吴敬中深，级别也比吴敬中高——文强曾经是根据地二十三个县的一把手，吴敬中则是我方派去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后备力量。
吴敬中无论是在两个阵营的资历还是跟双方的人脉关系，都跟文强没法比，所以文强管他，他只会欣然接受而且可能是求之不得，但要是换了李维恭，那情况可能就要发生逆转了：即使是在军统临澧特训班，李维恭的级别，也绝不会比吴敬中高——当时戴笠最器重的是从莫斯科中山大学回来的叛徒，对“蒋系旧人”，却十分不感冒，即使是黄埔一期的，在他眼里，也是不值一文。
戴笠是黄埔六期的，当年黄埔“五期之后无精英”，戴笠跟大多数黄埔“学长”的关系都不太好，除了被他称作“念观兄”的文强，他跟其他黄埔系都没啥好印象——哪些人似乎跟黄埔二期的郑介民关系更好。
沈醉在回忆录中描述：“戴笠选派到这个班（临澧特训班）去工作的一些大特务有谢力公、王崇五、陆遂初、王班联、贺元、徐永年、吴景中等。这些重要负责人，都是曾经留学苏联的叛徒。”
李维恭因为没有吴敬中的留学经历，在军统特训班的地位不会很高，戴笠在特训班挂名主任却不管常务，代行主任职权的两个副主任，就是吴敬中的同学余乐醒和谢力公。
李维恭“上面没人”，在特训班地位不高（李不是大队长也不是中队长，吴是二中队指导员），到了东北，连小蒋的马仔、督察大队长齐公子都管不了，就更别提小蒋的老同学吴敬中了。
李维恭之所以落得凄凉收场，就是被他的五个学生玩儿死的，而吴敬中手下那两个学生，表现得既听话又积极，一个干累活，一个赚大钱，功劳和实惠都是“站长老师”的。
据沈醉回忆，军统各大区的区长和督察主任一向不和，徐远举和周养浩就是最好的例子：“周养浩一直不愿屈居当徐远举的副手，经常与徐顶撞。毛人凤听了周养浩妻子的话，又在重庆成立了一个保密局西南督察室，以周养浩为主任。按照军统一贯的做法，督察室不但与西南特区是平行单位，而且可以对西南特区和各省站实行监督考察，但谁也不理这回事，结果是徒有其名，从未实行过一次督察室督一督、察一察的权力。”
用沈醉的话来说，督察室主任说话好不好使，全看他本人的资历和能力，西南区区长徐远举不惯着副区长兼督察主任周养浩，云南站站长沈醉和贵州站长陈世贤也不听徐远举周养浩调遣：黄埔二期的陈世贤当时兼任贵阳警备司令，在洪公祠特训班还当过徐远举的老师，所以他根本不理会徐远举周养浩，从不与特区打交道，徐远举也不曾用特区区长名义给沈醉和陈世贤发过文件。
督察主任（处长）硬实，就能管到大区区长，但大区区长树大根深，就可以无视督察，所以文强可以管吴敬中，而李维恭三个绑在一起，也斗不过吴敬中。
我们抛开史料专看《潜伏》与《渗透》，也能发现李维恭与吴敬中有很多不同点，在为人处世方面，吴敬中也远胜李维恭不止一筹，于是最后留给读者诸君的问题也就出来了：如果吴敬中当了东北督察处长（主任），又会如何降服店小二许忠义、齐公子齐思远和“老大”陈明和于秀凝、顾雨菲？李维恭去当天津站站长，能对付得了马奎、陆桥山、李涯、余则成吗？李维恭和吴敬中最大的不同点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