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腔???
电影，大体可以分成“MOVIE”和“FILM”两大类。
典型来说，好莱坞大片是前者，而欧洲文艺片是后者。
前者由私营企业投资并投放到大众市场以期盈利，后者则主要借助官方及民间的资助而成为艺术表达，在商业回报上没有太多的责任。
曾经的“香港电影”，基本属性也就是“MOVIE”，因此长期远销欧美和亚非拉。
不过，今天的港片，事情正在慢慢起变化，“MOVIE”逐渐变成了“FILM”。
——锵稿主编 徐元
小阳春之后，港片盛夏在哪？
文/子戈
作者介绍：影评人，锵稿主笔，一个不够温和的中间派。
香港电影于2022年迎来“小阳春”，给持续低迷的本土市场，打了一针迟来的兴奋剂。
细数小阳春前后的这批新人新作，能明显感到，港片已焕发新貌。
毫无疑问，这批新导演在有意识地与前人割席，特别是与陆港合拍片型塑的创作模式——老港导+老港星+老类型（犯罪）的“三老模式”——挥手告别。
这一方面是因为无力为继，毕竟，北上机会都被知名港导占据，新人本就难以出头；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合拍片历经二十年，已基本完成了“历史使命”。对大陆而言，无论港片、港导还是香港经验，都已不再新鲜，或者说，都已被充分吸收利用，到了“用完即弃”的时刻。于是，新导演们纷纷回归本土，利用有限资金去拍现实题材，也就不足为奇。
这是他们唯一能抱紧的市场。而这批新作品，某种程度上，也是接续了 《笼民》《癫佬正传》《性工作者十日谈》的写实传统，使得港片被压抑的社会意识得以复苏。与此同时，和那些“红裤子”、“老屎忽”相比，这批学院派新导演显然有着更清晰的问题意识、更强烈的表达欲、更标准的技艺以及更内敛的气质。
（图注：2022年，有五部港片本土票房破3000万港币，香港电影的“小阳春”因此得名。图为近年来香港新导演作品的票房及奖项表现）
这也使得他们的作品，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样貌，仿佛是在香港电影工业这棵老树上开出的新花。
这无疑是一件可喜之事。香港电影在告别了黄金年代，也即将挥别北上后，一个崭新的时代，正缓缓拉开序幕。
但这究竟是小时代的烟花，还是大时代的前奏？则仍需静待。
原因在于，这波小阳春的出现，既有其必然性，也有诸多偶然因素。
一方面，它确实是学院派导演的集体爆发，是香港本土现实主义创作的汹涌回潮，也是“首部剧情电影计划”、“新晋导演计划”等扶持政策的功劳显现，令人感到新奇、振奋。
可另一方面，它发生于彼时彼刻，也仰仗诸多场外因素，如疫情的平复、出境难导致的本地娱乐消费增长、好莱坞大片的暂时断货以及MIRROR效应（【注】MIRROR是香港当红男团，有其成员参与的电影，往往票房不俗）……
MIRROR成员与老牌港星的混搭组合，出现在各种类型的香港本土电影里
此外更为重要的，它实际是一次香港创作者与观众的合谋，是本土创作与本土意识对撞的结果。更具体说，是近年来过度压抑的社会氛围，激发了港人本土意识的抬头，并最终化作对本土电影的热烈支持——看电影，成了某种身份认同的表达。
由这一脉络，梳理这批新电影，也更能看清其特质。
首先，它们的在地化特征都极其鲜明，拍的也都是港人港事。
有的直接取材于真实事件，如《白日之下》取材于2015到16年间的一系列残疾、安老院舍丑闻，《正义回廊》改编自2013年轰动全港的大角咀弑亲案，《浊水漂流》灵感来源于2012年的深水埗露宿者被清场事件……
有的聚焦港人普遍关心的社会现象，如《死尸死时四十四》就围绕房价焦虑，上演了一出令人啼笑皆非的黑色喜剧；《灯火阑珊》则把镜头对准街头的灯牌，并透过对一个霓虹灯匠人的缅怀，悼念一种逝去的香港景观……
《年少日记》的导演卓亦谦坦言，是亲密好友自杀的经历触动了自己，才有了创作这部电影的冲动
有的则针对边缘人群，投射一种关注。《白日青春》把目光投向新老两代移民，讲述他们的无地容身与无路可去；《手卷烟》借黑帮片的外壳，讲述了一个华籍英兵和一个南亚移民的底层互爱；而《沦落人》则编写了一段残疾雇主和菲佣间的童话……
总之，它们都在“讲好香港故事”的大前提下，试图把“只讲好的香港故事”，转化为一种私人视角、个体经验，使之成为“把香港故事讲好”——讲出特色，讲出真实，讲出真挚。
其次，更为显著的是，这批新电影在很大程度上全都是“情绪电影”。也就是说，比之深入现实问题，它们更在意或更擅长的是抒情，是释放或安抚港人或压抑或悲观的潜在情绪。这也正是它们得以卖座的关键原因。
在这之中，不难发现，它们有着相当一致的底色，即大环境已然如此，命运已经写就，改变不了了。所以我们看到，《浊水漂流》里，露宿者被公权力所驱赶，不断丧失着生存空间；《窄路微尘》中，疫情的到来和无休止的控制，使得一家本就入不敷出的家政公司因为进口不到清洗液而面临倒闭；《白日青春》里，无论是游泳来的老移民，还是避难的新移民，全都得不到归宿，也望不见去路；《灯火阑珊》里，曾经照耀城市的灯牌被大面积拆除，一条条街道就此暗下去……这哪里还是尽皆过火、尽是癫狂？分明是尽皆悲情、尽是苍凉。
这一批新导演的现实主义作品，剧作讲究、影像沉稳，极大区别于老港片的“快餐”气质
而恰恰是这样的情绪，命中了更普遍的大众情结，形成和鸣。与此同时，这批新电影又没有止步于此，而是进一步发问，在如此糟糕的处境下，我们还能做些什么？
也正于此处，不同的电影给出了不同的抚慰方式。大致区分，有两个去向。
一是要继续做对的事，哪怕现实是如此无力，妥协是如此简单。典型作品是《白日之下》《毒舌大状》等。态度更为决绝的要属《浊水漂流》，是拒绝任何形式的招安，宁愿用肉身陨灭，换一个公理。
二是要保持善良，尽管社会整体下行，也要守住做人的底线。代表作是《沦落人》《手卷烟》《白日青春》《窄路微尘》等，片中的底层人纵使境遇再悲惨、再不堪，也拒绝把这种恶运转嫁给他人，相反，他们仍然在释放善意，仍然愿意把本就不多的生存资源，出让给更需要的人。
这两种去向，看似一个激烈，一个温和，实则都在抚慰人心。只不过前者是以造梦的方式，给那些无法完成的现实抵抗，营造一种虚拟的代入体验；而后者是以劝告的方式，告诉大家，尽管大环境难以改变，但我们至少还可以守住自己，不跟着沉沦。而在这种自持之中，也许就蕴藏着转机。
香港新锐导演何爵天的两部作品《正义回廊》与《死尸死时四十四》，都展现了城市规则对人性的驯化和异化
毫无疑问，这批新电影全都清晰地烙印着“香港制造”的标签。
它们从香港出发，且并没有打算去往别处，于是也就不必过多考虑大陆的审查问题，尽管在一连串的法案颁布后，陆港两地的政治红线已趋于统一，但在此之外，港片仍具备一定的尺度优势，可以拍摄《正义回廊》这样含有肢解、裸露镜头的三级片，也可以触及《叔·叔》《翠丝》这样的LGBTQ题材……
总之，这批电影的起点和终点，全都是香港。它们都试图用退守，来趟出一条出路。
事实证明，这一策略部分奏效了。尤其经历了近些年的一系列社会事件，经历了疫情，经历了法条的变迁，香港已然提前抵达了2046。在这趟没有回头路的列车上，能做的，也无非是在某个车厢的角落里，奏几曲旧时代的挽歌或新时代的不和谐音，然后随着无法撼动的大方向和快速度，一起奔向明天。
也正是这样的无力和不甘，令演奏者和车厢里的看客们短暂相拥，获得了片刻温存。而所谓小阳春，很可能也正是这样的小插曲。
（图注：来自“首部剧情电影计划”的创作者黄绮琳说自己两部电影都取材自日常生活,《金都》是她生活圈中的一幢大厦，而新片《填词L》是她对少年梦想的一次回望）
因为摆在所有香港创作者面前的路，除了暂时的因缘际会，更多是不确定因素。
比如，前文提到的那些场外因素，终究都会褪去。疫情的影响会消失，好莱坞大片也已然归来，流量效应终究难堪大局，而当下的所谓社会情绪，也终将随着习惯和接受，消散在日常的空气里。
随着时间推移，能够决定未来的，仍是一些根本问题。如，这批新导演能否持续创作出被市场认可的作品，以及，除了有限的本土和难以北上的大陆，新的市场空间又在哪里。
倘若把这些问题摊开来看，就很难流露出乐观情绪。
毕竟，时代的列车已然并轨，香港从前的活力、自由，如今已所剩无几。
令人欣慰的是，香港的年轻创作者们，仍然有极强的求生意志。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小阳春，则更像是行将溺毙时，探出水面呼出的一口气。
香港新锐导演何爵天的两部作品《正义回廊》与《死尸死时四十四》，都展现了城市规则对人性的驯化和异化
与此同时，需要指出，这一批学院派新导演，要想真正撑起香港电影的未来，势必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前文分析，指出他们比起前辈导演，似乎在继承的同时有所更新，可若将他们的作品放进世界电影的花园里，则几乎会被瞬间吞没。因为横向比较之下，这批新导演无论在技法还是创作思维上，都大大落后于先进水平。
他们观照现实，却又无力深入现实，无力将现实的褶皱摊开，展示其复杂又纠缠的一面；他们有着稳定的美学风格，却也止步于此，无心去探索影像更本质的魅力；他们无疑相当真诚，相当谦逊，可能力却仅仅支撑他们拍出“议题+情绪+金句”的半吊子作品；他们从前更多依赖扶植计划，即拿政府的钱，搞自己的创作，不必承担过多的市场压力，可当他们真正独自面对市场后，还能否打动投资人，打动观众？都是未知数。至少，近十年来，曾参与首部剧情片计划的十五位导演中，只有两位拍出了第二部作品。这一事实，也令人颇感担忧。
从这个角度看，过于强调本土，也是一把双刃剑，让他们获得了能够获得的，也失去了注定失去的。诚然，紧握本土，不失为当下的优势策略，但香港毕竟是个有限市场，如何走出去、走去哪，是此地创作者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图注：这批香港新导演时常一起聚会、谢票、跑影展，据说他们还有个“四字导演”群组。之所以称他们为四字导演，因为他们的导演首作片名多为四个字组成）
而摆在面前的选择，似乎也并没有太多。要么是以本土为核心，辐射大陆，像《毒舌大状》《白日之下》《年少日记》都是这个思路，可成绩如何，大家也都有目共睹；要么是进军环大陆、泛亚洲市场，像老港片那样，把失去的荣耀夺回来。可这又谈何容易，毕竟，时至今日，港片在这些市场面前，早已不再有昔日的优越感，更不用说，面对好莱坞和韩国电影的全球竞争，港片的吸引力已经丧失殆尽。
这道难题，也只好留待新导演们，各自努力，争一个未来。
而我身为港片迷，唯一可做的，也只有默默祝福。
我想起《白日青春》的导演刘国瑞在接受采访时所说的一段话，刚好可作为本文的结尾。他说：“别人看来，这班人（指香港新导演们）好像很齐心地做电影，因为我们正面对相似的问题，但再过两、三套作品，五年、十年的时候，其实会见到一些不同，因为大家的想法、性格不同，有些人会妥协，有些人是不会，有些人会走，继续对抗这个系统，但有些人会选择在这个体制里工作。但只要我们记得今晚（指新导演聚会的晚上），或者是你最初的那个模样就行了。”
香港电影，加油。
编辑/徐元
排版/八子
THE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