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反司令蒯大富
1968年6月21日蒯大富在清华提出要赶走工作组。结果，清华大学在工作组领导下进行了多次反蒯斗争，蒯大富被开除团籍。7月18日，形势急转，毛泽东指示：“不要工作组，要革命师生自己来搞。”康生指示从清华大学接来蒯大富参加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文革积极分子”大会。很快，蒯大富成为清华井冈山的头目，人称蒯司令。
1967年1月6日，蒯大富组织井冈山兵团干了一件轰动全国的事——“智擒王光美”。他们诈称刘少奇的女儿刘平平在路上被汽车压断了腿，需要截肢，把刘少奇和王光美骗到医院，然后将王光美绑架到清华大学。4月，在蒯大富的主持下，清华大学召开了批斗王光美的大会，彭真等人也被押来陪斗。从1968年5月29日到7月27日，在蒯大富领导下，清华大学武斗一直没有停息，这就是着名的“清华百日大武斗”。武斗中死伤多人。
7月27日，工宣队进入清华，宣传制止武斗。蒯大富决定以武力抵抗，不让工人进校。造反派手持长矛、枪支、手榴弹，向赤手空拳的工宣队袭击，5名工人被打死，731人受伤。毛泽东震怒了。7月28日，他接见五大学生“领袖”，点了蒯大富的名。会后，五大学生“领袖”回到学校放下武器、拆除工事。12月，蒯大富被分配到宁夏青铜峡铝厂当了一名电解工。
1970年，清查“5·16分子”，蒯大富是重点清查对象。11月初，他被押回清华受审。1973年被安排到北京石化总厂东风化工厂劳动。1978年4月19日，蒯大富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1983年3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被告人蒯大富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1987年10月31日，蒯大富被释放，回到青铜峡铝厂。1992年，他和妻子来到了山东省蓬莱市司家庄振兴实业总公司。蒯大富被任命为总公司总工程师。据说后来又在深圳一家公司任职。
天派领袖韩爱晶
1967年7月9日，在北航的一间教室里，韩爱晶写了自己历史上最肮脏的一笔。这个小型“审斗会”审斗的是功勋卓着的老帅彭德怀。当时彭总任西南局建委第三副主任，三线副总指挥。韩爱晶非法强行揪回彭老总，声称“审斗会”要“刺刀见红”。
会前，北京卫戍区的同志奉命向韩爱晶宣布了周总理“不准打、不准搞喷气式、不准挂牌子、不准游斗、不准开万人以上斗争大会”的五项指示，韩爱晶却声称“周总理的指示已经过时”，带头对彭老总逼供和殴打。他们逼迫彭老总在他们写着“反对毛主席”罪名的纸条上签字并写“认罪书”，刚直不阿的彭老总据理驳斥、拒绝签字。韩爱晶恼羞成怒，先后7次将彭老总打倒在地。使彭老总前额被打破，左右两侧第五、十肋骨骨折，肺部受内伤。
一个星期后，北航又召开了数万人的“批斗大会”，不顾彭老总的严重伤病，会上对彭老总搞“喷气式”，会后又挂牌游斗，并再次毒打彭老总，连陪斗的张闻天同志头部也被打成血肿。
在林彪、江青一伙的授意下，韩爱晶率人诬陷和企图打倒徐向前，绑架、迫害张平化、叶飞、徐海东等人……同时，他们在北航院内设立了名为“隔离室”的监狱18处，先后立案审查了465人，其中170人受到非法关押，造成20余人非正常死亡。1971年，韩爱晶被隔离审查。1983年6月，依法判处他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1986年刑满释放（从1971年隔离审查算起）留塘格木农场工作，任农场子弟学校教师。1987年回到湖南省株洲市原厂的技术情报室工作；后调至该厂驻广东省深圳市办事处；后入一国企参股公司担任总经理。2003年韩爱晶内退，在一公司担任顾问等职务。
地派女杰谭厚兰
谭厚兰曾是北京的大学红代会核心组副组长，北京市革委会常委大学的造反派曾分为“天派”、“地派”，谭厚兰与王大宾结成“地派”。
一天，康生把谭厚兰找去，让她去山东曲阜孔庙造反。谭厚兰带领井冈山的200余人，在曲阜召开了捣毁孔庙的万人大会。
从1966年11月9日至12月7日，他们共毁坏文物6000余件，烧毁古书2700余册，各种字画900多轴，历代石碑1000余座，其中包括国家一级保护文物的国宝70余件，珍版书籍1000多册，这场浩劫是全国“破四旧”运动中损失最为惨重的。
1968年7月28日凌晨，谭厚兰最后一次见到毛泽东。毛泽东严厉批评了他们光搞武斗，不搞斗、批、改。次日，首都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北师大，谭厚兰被抛在一边。
1968年10月，她作为大学生，被分配到北京军区某部农场劳动。1970年6月，清查“5.16分子”运动开始，谭厚兰被调回北师大隔离审查，交代问题，从此失去了自由。1978年4月，北京市公安局以反革命罪逮捕了谭厚兰。
在监狱中，她痛心自悔，用自己的揭发交代，证实了自己的痛切之言。1982年6月，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做出了对谭厚兰免于起诉的决定。
1981年，谭厚兰检查出患有宫颈癌，被保外就医。9月，又允许她回老家湘潭治病。1982年11月，谭厚兰静静地在痛悔中走完了人生的最后路程。这年，她才45岁，没有结婚。
地派头目王大宾
1966年大学毕业前夕，王大宾狂热地投入到那场席卷全国的“造反运动”中，拉起一支庞大的队伍，并很快被中央文革小组相中，成为当时的“五大学生领袖”之一的“地派头目”。
1968年毛主席关于红卫兵小将要接受工农兵再教育的指示发表后，这位已任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政委兼司令、首都红卫兵三司副司令、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核心组副组长、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兼政法组副组长的王大宾，被分配到成都探矿机械厂工作。
1971年，王大宾因“516”问题被押回北京地质学院隔离审查，并被开除了党籍。1978年，他又以反革命罪被捕，一直关押在武汉第一看守所。1983年，王大宾获释出狱返回成都。1985年秋，在有关部门的关照下，王大宾又回到了成都探矿机械厂搞钎具，每月工资69元。
王大宾后来曾任都江堰市都信凿岩钎具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同时还兼任中国钢协钎具协会常务理事，中国岩石破碎学会常务理事。他的公司生产的拳头产品已出口中国香港、东南亚和澳大利亚。2019年6月26日病逝。
乱世狂女聂元梓
聂元梓因为一张大字报，成为“文革”风云人物。她先是当上北大校“文革”主任，继而在1966年8月18日上午毛主席接见百万红卫兵和群众时，应邀登上天安门城楼，受到毛主席的接见。
聂元梓和军师们策划抢了三个“头功”。
第一是“揪叛徒”。在聂元梓的授意下，他们写报告给康生，诬陷彭真等同志为叛徒。这些老同志相继被捕入狱。
第二是诬陷朱老总。聂元梓召集手下干将，炮制了《历史的伪造者、反党野心家——再评〈朱德将军传〉》等三篇文章，在国内外造成恶劣影响。
第三是贴出全国第一张公开炮打小平同志的大字报，诬陷小平同志是“全国第二号最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1969年11月，聂元梓被发配到江西省鲤鱼洲北大分校农场劳动。她往北京写信，第二年夏天得以回京治病。1971年初，聂元梓被隔离审查，限制行动自由。
1973年她被安排到北京新华印刷厂参加劳动，吃住在厂。1975年转到北大仪器厂劳动。1978年4月19日，锒铛入狱。
1986年聂元梓获得假释。从监狱出来后，她长期居无定所，曾借居在二姐聂元素家，却因种种原因，被二姐的女儿撵了出来，还将其告上了法庭。后来聂元梓住在北京电影学院旁边的一个小区，这是杜润生老先生帮他安排的（杜润生，“中国农村改革之父”）。当时北京市长是王岐山同志，他是杜润生的门生，便给聂元梓安排了这套房子。
从1999年起，聂元梓每月从街道办事处领取600元生活费，晚年生活简朴，患有多种疾病。2019年8月28日逝世。
（珍贵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