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特殊时期”结束后，原来计划经济“一统天下”的情况并没有改变，由此导致了政府机构设置重叠、庞大而臃肿，人员冗杂的问题日益严重。
据相关数据统计，1981年时，国务院的工作部门竟多达100多个，而其中光是副总理就有13位之多。
机构庞大臃肿，职责就不清晰，互相扯皮之事便会经常发生，而如此一来，工作效率就无从谈起。此外，这也是形成官僚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
所以，想要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就必须要对政府机构进行改革。
对于这个问题，邓公有着非常清晰地认识。1982年1月13日，在政治局会议上，邓公专门发表了题为《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的重要讲话。
在讲话中，邓公批评了当时政府组织机构臃肿的现状，并说到：“许多人员不称职，不负责”、“不改革得不到人民赞同”……
就这样，一场浩浩荡荡的政府机构改革运动开始了！
其实，熟悉历史的读者都知道，造成当时政府组织机构臃肿的原因是多重的，除了我们前文所说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没有改变外，还跟当时的历史背景有关。
我们知道，从1976年10月后，平反冤假错案的活动便逐渐进行，到1982年时已经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大批老同志、老干部得以复出，回到了工作岗位。
但毕竟“僧多粥少”，现有的组织机构中并没有那么多的领导岗位，所以只能通过增设副职等“治标不治本”的方式来解决。
此外，在改革开放初期，“派管干部”的现象还是普遍存在，这就更加导致了机构的臃肿。更何况，当时的一些干部，无论是思想还是知识水平，都已经无法满足新时代的要求，身在其位却难以谋其政，这势必会影响改革的整体进程。
当然了，精简组织机构势必就会影响到一些老干部们的切身利益，所以如果不能从思想上改变他们，机构改革就很难推进。
对此，在那次讲话中，邓公就特别说到了此事，他甚至还用“对党的最后一次历史性贡献”、“对每个人党性的一次严重考验”这类的真挚之言，来要求老干部们支持这次政府机构改革。
尽管在此期间还是发生了一些争议，但总的来说，老干部们还是很快理顺了思想，积极配合机构改革的进行。
机构改革的重点之一，便是拥有100多个工作部门的——国务院。
改革后，国务院原来的100多个工作部门，裁撤、合并为61个，并明确了各级各部的职数、年龄和文化结构等要求，其总编制也从原来的5万余人减少至3万人，部委级领导的平均年龄从原来的64岁降低至60岁。
当然，最值得关注的一点是，原来的13位副总理，被裁撤了11位，仅保留2位，即万里和姚依林。
我们知道，从1978年3月至1982年5月4日，即改组前的第五届国务院，其副总理为13人，即：邓小平、李先念、徐向前、纪登奎、余秋里、陈锡联、耿飙、陈永贵、方毅、王震、谷牧、康世恩、陈慕华。后面又陆续增补了10人：王任重、陈云、薄一波、姚依林、姬鹏飞、赵紫阳、万里、杨静仁、张爱萍、黄华。
当然了，在此期间，一些人的职务有所调动，因此到1981年时，副总理总共有13位。
经过调整后，决定增设“国务委员”职务，该职务在行政待遇上与“副总理”相同，但副总理仅设2位，即我们上面所说的万里和姚依林。
万里和姚依林这两位老同志，都是搞经济、搞改革的能手，他们被保留下来也在情理之中。
1977年6月，万里在调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后，就曾以非凡的胆识，大力支持、推广肥西县“包产到户”和小岗村“包干到户”的做法，为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做出了重要贡献。
鉴于他的出色表现，短短2个多月的时间，即从1980年2月至4月，万里就担任了三个要职：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成员、国务院副总理。
而姚依林同志，早在解放战争初期，就开始在经济部门担任领导工作，建国后更是长期担任国务院财贸部门的领导工作，从贸易部副部长一路做到了财贸党委副书记。
1979年7月，在全国人大五届二次会议上，姚依林同志被正式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分管经济工作。
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经济、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经之路，而想要使其平稳地走下去，势必需要专业性的领导人才，万里和姚依林都是从革命战争中走出来的老同志，建国后，他们又都长期奋战在经济、改革的前线，保留下他们无疑是当时非常合适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