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凯/文当前，中国宏观经济面临多重困难。一方面，产出缺口持续多年为负，有效需求持续不足，而投资效率偏低，迫切需要促进居民消费以拉动经济复苏；另一方面，居民部门资产负债表状况不佳、杠杆率偏高，这导致居民部门具有强烈的资产负债表修复倾向而边际消费倾向不高，因此传统刺激政策难以有效拉动居民消费。也就是说，宏观调控政策陷入了需要刺激消费而居民消费却刺激不起来的困境。
那么，应该如何进行政策创新甚至制度创新来应对这一挑战呢？在调控市场经济、应对市场失灵、激发市场活力等方面，理论上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比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更大制度优势、更多的政策选择，其核心逻辑在于：其维度升高了，传统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手段叠加社会主义制度因素使得政府拥有更广的政策选择集和政策工具集，在保证科学、理性决策以及良好机制设计的前提下，在更广的政策集中选择的全局最优解，当然要优于传统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局部最优解。
正是基于此逻辑，笔者在2023年11月发表的文章《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优势，应对当前和未来经济挑战》中提出了一个拉动居民消费的政策建议：“可以深入研究如何将国企利润分配与拉动居民消费、促进共同富裕结合起来。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非金融国企利润总额超过4.3万亿元，如果拿出其1/3作为全民基本收入分配给全中国人民，每人每年可分得1000元，一个四口之家每年可分得4000元。考虑到中国低收入阶层中尚有数亿人平均月收入低于1000元，这并不是一笔小数目，而且伴随着中国经济和国有企业的继续发展壮大，基于国企利润分红的全民基本收入还会持续增长，十年二十年后将蔚为壮观。国企利润分红与全民基本收入的政策设想，不仅有利于拉动居民消费、促进共同富裕，还能增强全体人民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主人翁的意识，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精气神和奋斗精神。”本文将基于经济学理论来进一步深入论证，开启国企利润全民分红是既利当前、更利长远的战略选择，对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多重战略意义。
国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经济区别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特征之一，其对于中国经济发展、技术进步、宏观经济稳定以及收入分配都产生了并还将产生重要影响。经过改革开放以来40多年的改革与发展，中国国企在生产效率、管理水平、资产规模和质量等方面都有了长足进步，其利润水平也大幅增长。根据相关部门统计，非金融类国企的利润总额从2009年约1.34万亿元增长到2023年的4.63万亿元（其中央企利润占比约56%），占GDP比重维持在3%—4%左右，占全国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在20%左右波动。另外，金融类国企的利润规模也很庞大，以2022年为例，仅6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就实现归母净利润约1.35万亿元。
然而总体来看，中国国企利润上缴财政比例偏低，明显低于国际水平，从国企利润中拿出一部分进行全民分红具有较大空间。2008年之前，国企没有向国资委及财产部门上缴过利润。一方面是因为过去国企普遍经营困难，另一方面则可归因于国资委的职责重资产保值增值而轻分配。2008年国务院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开始向国资委管辖的央企收取利润，拉开了国企利润分配改革的大幕。当时设定的利润上缴比例档次为10%、5%以及免征收，上缴比例在2011年经历了一次5%的上调，在2014年又一次上调，升高到25%（仅有中国烟草一家）、20%、15%、10%以及免征收这五档。现在，非金融类国企由国资委管理，利润上缴体现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中，再通过“调出资金”的方式补充“一般公共预算”。例如，2019年国有企业实现利润总额约3.60万亿，净利润约2.63万亿，净利润中上缴国有资本收益约0.4万亿，上缴比例仅为15%，据测算，2012—2019年国有资本收益占国有企业净利润的比重处于9.2%—15%的较低水平。而且，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结构看，一半左右的资金最终又“返还”给国企体系，国企利润最终的真实上缴比例更低。另外，地方国企利润上缴则由地方财政部门决定，一般参照中央，各地区有所差别。金融类国企则由财政部管理，利润上缴直接进入“一般公共预算”中的“非税收入”，据测算，2015—2016年利润上缴比例约为18％（2022年特定国有金融机构和专营机构上缴利润合计1.81万亿，成为增量财力的重要来源，但结存利润释放属于一次性的财力补充，不是常态化手段）。从国际经验来看，上市公司股东分红比例一般为税后可分配利润的30%—40%，而不同国家的国有资本利润上缴比例更是普遍超过这一水平：法国为50％；新加坡为35％—70％，盈利较好的上缴比例可达80％—90％；意大利为65％；北欧国家最高可达75％。总的来看，中国国企利润上缴比例处于偏低水平。
从当前及未来中国经济发展趋势来看，从国企利润中每年拿出1.4万亿元进行全民分红（相当于每个中国人每年1000元）是可行的。我们从两个视角来看这样一个分红规模的可行性。首先，2022年，非金融类国企利润总额约为4.31万亿元，即使扣除25%的利润所得税也还剩3.23万亿，加上金融类国企的净利润，净利润总额预计超过5万亿。即使按照国家（代表全民）在所有国企中的持股比例为60%计算，归于国家的净利润总额将超过3万亿，1.4万亿只占其中的40%多。其次，我们可以从国有经营性资产的整体收益来看。2022年，全国非金融国企资产总额339.5万亿、负债总额218.6万亿、国有资本权益94.7万亿，全国金融类国企资产总额400.9万亿、负债总额358.2万亿、国有资本权益27.6万亿，国有资本权益合计122.3万亿。每年1.4万亿的全民分红资金，相当于这122.3万亿的全民资本权益每年给全体中国人民1%略高一点的回报率，不算高。
本文讨论的不是一次性的发放消费补贴1.4万亿，也不是提高国企利润上缴财政部的比例，而是持续性、制度化的国企利润全民分红——每年从国企利润中拿出约1.4万亿直接发放到全体中国人的个人账户上，持续二十年、三十年甚至更长时间。持续性、制度化的国企利润全民分红具有以下七方面的重要战略意义：
第一，持续性、制度化的国企利润全民分红能够增加中国大多数居民的永久收入，比单年度的减税、发放消费补贴等传统刺激手段更能拉动居民消费，帮助中国经济更快走出当前低谷。
最近几年，中国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存在、产出缺口持续多年为负，价格指数、失业率、资产价格等指标也不理想。如果不能尽快将中国经济拉出低增长、负产出缺口的泥潭，不仅不利于当前宏观经济稳定与居民福利，而且会加大中国陷入债务-通缩陷阱、爆发金融危机的概率，还会有损中国长期增长潜力、不利于第二个百年目标的实现。当前各界的共识是，促消费、以提升消费来拉动总需求是短期宏观调控的重点。但从政策效果来看，发放消费券或消费补贴、减税等传统刺激手段拉动居民消费的效果不甚理想。
相比而言，开启持续性、制度化的国企利润全民分红，宣布以后每年都会从国企利润中拿出1.4万亿平均发放到每个中国人的个人账户上，将会对居民消费产生更强、更持续性的刺激作用。宏观经济学基本原理告诉我们，决定居民当前消费的不是当期收入，而是基于未来预期的未来每年的平均收入（所谓“永久收入”）。持续性、制度化的国企利润全民分红将提升全体中国人民的永久收入，尤其是低收入人群的永久收入。根据疫情之前2019年相关数据，中国大约有6.1亿人月人均收入不足1000元。对于这些收入较低但比较消费倾向很高的人群，持续性、制度化的国企利润分红收入将显著刺激其消费。
第二，持续性、制度化的国企利润全民分红是提升国有企业现代公司治理水平的重大举措，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具有重要意义。
宪法和相关法律规定了国有企业的全民所有制性质:“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国有资产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国有资产所有权”。但是，国企利润还没有直接分配到全体人民手中，国企的公司治理结构存在缺失的一环。持续性、制度化的国企利润全民分红将改善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也会提升全体人民作为国企所有者的参与感和获得感，并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国企利益相关者（国企管理者-国企员工-国资委和政府-全体人民）的关系融洽性，从公司治理角度有利于国企的长远发展。
更为重要的是，持续性、制度化的国企利润全民分红是落实全民所有制的重大举措，它将会使得中国的国企显著区别于封建时代的国有企业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制度下“重建个人所有制”的重大突破，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具有重要意义。这样一来，全体人民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和国有资产主人翁的意识将会显著增强，全体人民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道路自信将会显著增强，人民群众的精气神和奋斗精神将会显著增强。
第三，持续性、制度化的国企利润全民分红有利于矫正中国经济长期存在的投资—消费结构失衡以及国企投资效率整体偏低的问题，从而促进中国经济在长期内更好增长。
学界一般认为，中国经济的总需求结构、投资—消费结构是失衡的，整体投资效率尤其是部分国企的投资效率偏低，居民消费占GDP比重也偏低。国有企业利润上缴及分配机制的不完善使得部分国企积累了充沛的资金，与国企巨额利润不断积累相对应的是国企长期以来较严重的过度投资。世界银行也曾提出，中国国企分红政策缺失就等于假定，国企利润除了再投资于自身外别无更好用途。
每年1.4万亿的持续性、制度化的国企利润全民分红将会降低国企利润的留存比例，较好遏制部分国企的过度、低效投资倾向，也会通过拉动居民消费改善中国的投资-消费结构。更合理的总需求结构将有利于提升中国经济的资源配置效率，促进其在长期内更高质量地增长。
第四，持续性、制度化的国企利润全民分红有利于改善中国居民部门的资产负债表，降低金融风险。
当前中国居民部门债务负担中、资产负债表状况较差，居民部门杠杆率从2009年不足25%快速上升到近几年的60%以上，美国居民杠杆率从20%上升到50%用了近40年时间，而中国只用了不到10年时间。2022年中国居民部门杠杆率约为61.9%，而大多数发展中经济体低于50%。国际经验表明，居民部门杠杆率的快速上升以及高债务是引发债务危机和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发生之前美国就经历了居民部门杠杆率的快速攀升。
持续二十年甚至更久的国企利润全民分红，将从整体上显著改善中国居民部门的资产负债表状况，并建立对未来资产负债表的信心。居民部门资产负债表的修复及信心的建立，将有利于遏制资产甩卖—资产价格下跌的债务螺旋陷阱、遏制资产负债表衰退的发生，从而有利于降低中国金融系统的风险。
第五，持续性、制度化的国企利润全民分红将是中国版“收入倍增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利于中国中产阶级占比的稳步增长，从而推动中国经济、社会长期向好发展。
从现代市场经济国家的一般经验来看，较高的中产阶级占比将有利于经济社会稳定以及经济的长远发展。目前，中国的中产阶级规模还不够大，中低收入人群还很多，中国急需推出自己的“收入倍增计划”，帮助中国绝大多数家庭尤其是低收入家庭在未来十年左右时间实现收入倍增。如果中国版“收入倍增计划”能够顺利实现目标，那么中国经济社会长期向好的发展趋势以及第二个百年目标的实现将会得到有力保障。
持续性、制度化的国企利润全民分红，将会显著提高低收入家庭的收入。随着中国国有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壮大以及国企利润的进一步增多，参与全民分红的国企利润也可进一步提升。持续且不断增长的国企利润分红将成为帮助低收入家庭实现收入倍增、迈入中产阶级的重要手段。
第六，持续性、制度化的国企利润全民分红有利于巩固中国消除绝对贫困这一历史性的伟大成就，将成为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基础性工程。
十八大以来，中国组织实施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力度最强、惠及人口最多的脱贫攻坚战，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消除绝对贫困完成了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指标，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打下坚实基础，在人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中国脱贫群众收入水平仍较低，脱贫群众还有返贫风险，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应该是中国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而持续性、制度化的国企利润全民分红将有利于巩固消除绝对贫困这一伟大成就。
持续性、制度化的国企利润全民分红与学术界“全民基本收入”思想有密切关系。所谓“全民基本收入”，就是指给社会所有人发放一笔现金收入，以个人为基础，没有经济状况审查和工作要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德等不少学者支持“全民基本收入”的思想，他们从社会保障、人的自由等多个方面论证“全民基本收入”的必要性。在中国，崔之元等学者对“全民基本收入”思想也有深入研究。“全民基本收入”在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也难以实现，但在社会主义中国，持续性、制度化的国企利润全民分红就可以轻松实现这一目标，其对于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人的基本尊严和自由、人的全面自由发展都将发挥重要作用。
第七，持续性、制度化的国企利润全民分红有利于改善中国的收入分配，应该成为中国推动共同富裕的基本举措。
“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几百年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经验告诉我们：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收入差距的扩大，进而导致社会动荡，这是热力学第二定律在经济系统中的体现，是一种显著的市场失灵。现代主流宏观经济学研究发现，收入差距过大会提高发生经济危机的概率，不利于经济稳定与长期经济增长，从这个意义上讲，公平与效率是可以且应当兼顾的。中国实行市场经济模式以来，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也十分明显。
而降低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之一，也必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区别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之一。而持续性、制度化的国企利润全民分红将有利于改善中国的收入分配，应该成为中国推动共同富裕的基本举措。它也是社会主义收入分配体制自我完善、使用社会主义的手段来直接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的必然要求。“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经常被提及，实际上，持续性、制度化的国企利润全民分红就是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就是将全民财产——国企产生的收入自然而然地分配给全民。相比于号召富人捐款、第三次分配，持续性、制度化的国企利润全民分红力度更大，对市场激励的扭曲更低。实际上，鉴于上文所述原因，其对市场激励和资源配置效率有多重正面作用。
至于持续性、制度化的国企利润全民分红这一重大政策创新举措如何去落地、每年从国企利润中拿出1.4万亿全民分红是偏少还是偏多、分红要不要分为基础性分红和每年机动性分红两项、参与分红的国企利润及分红本身要不要免税、不同行业的国企其利润上缴并分红的比例是否需要动态调整，等等，则都属于技术性的相对次要问题，需要更进一步的细致研究。
迈出第一步、开启制度化的国企利润全民分红，需要我们改变脑袋中一些不实事求是、不符合科学精神的偏见和刻板印象。例如，无论何时都要多积累、多投资、少消费；例如，老百姓凭空得到一笔钱，无论如何，都属于“不劳而获”。实际上，积累与消费的动态平衡是经济可持续增长和人民群众实现福利最大化的关键，基于对美好生活合意规划的各种消费，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对于经济中的其他人来说都是有正外部性的、都是值得提倡的。持续性、制度化的国企利润全民分红不是“杀鸡取卵”，而是再正常不过的“养鸡下蛋”。
（刘凯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