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梦龙
我们当代有一种越来越常见的想法，那就是看着外国一天天坏下去，我们只管独善其身，不要理他，最后就能安安稳稳的坐而胜利。这种想法，我管他叫孤立的进步主义。行不行的通呢，我觉得有点不太行。
有时候，我会觉得我们的生活就像防洪堤后面的世界。其实，有太多我们习以为常的东西一点都不稳固。甚至，我们稍加观察，就不时能看到白蚁在坝上进进出出。
比如说，我今天就以毒品合法化为例来谈谈这种情形。中国应该是当代主要大国中禁毒力度最强，国民禁毒意识也最强的国家。要说毒品合法化，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是匪夷所思的。
但我们又不能不承认，当代世界毒品去罪化的浪潮正在越来越激烈。实际上在好几个西方大国，大麻为代表的软性毒品已经陆续实现了合法化。随着这股风潮，在我国也不断出现这方面的试探，大有一种宁可千日不叫将，不可一日不拱卒的架势。
从中国人的角度说，禁毒，无论是贩还是吸，都是一种绝对的政治正确。中国近代耻辱的开篇，就是鸦片战争。因此，毒品不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攸关国家兴衰，民族存亡。我们不讳言，中国社会一样存在规模不小的瘾君子，甚至个别地区的毒品泛滥也是有的。但在国家政策和国民共识层面上，中国依然是世界上最坚定反对毒品合法化的主要大国。
我们不妨换一个角度，西方社会的禁毒阵地是怎么失守的？最表面化的原因，和现代社会的多元化所导致的。西方社会进入多元化结构以后，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人群的无限细分。其直接后果，一是传统社会共识的日益瓦解，二是少数人群的声音被迅速放大。但西方毒品政策的最终松动，真的是被瘾君子嚎出来的吗？
表面上，西方社会在毒品问题上有一个切香肠的问题。海洛因当然不可以，那大麻可以吗？如果社会能接受香烟，为什么不能接受大麻？替大麻辩护最简单的一个理由，人类抽大麻的历史和抽烟草其实一样久远。老祖宗，纯天然，这几个关键词，很容易就能让人卸下心防，觉得不过如此。即使我们再强调软性毒品的成瘾性，对人体的长期危害。只要它不像化学合成毒品那样会马上把人变成鬼，那么问题最终都会变成，大麻是不是也可以视为劲道更大一点的香烟？
这个议题还可以进一步延伸，那就是人是否具备不危害他人的情况下，自由处置自己身体的权力。对，这就是阿根廷的米莱所提出并试图实现的，人体器官自由买卖的一个前置议题。从这个角度说，飞叶子只是一系列大生意的敲门砖而已。这种表面上无限的自由，不会带来人的真正自由，最终只会通往，赢家通吃，弱肉强食的地狱，而这又恰恰是某些有力者所追求的。
我们当然都知道，西方软性毒品合法化后面是有巨大经济利益驱动的。但同时，我们也要承认，这个运动能实现的前提是整个社会已经有了相当庞大的社会基数，普遍接受了软性毒品。在这个基础上，有力者才能推动，使大麻之类成了一门正式的生意。
我国和西方社会在毒品，特别是软性毒品这个议题上，真正的分歧在哪里？并不在于软性毒品，比如大麻，笑气有多大危害，而在于双方对人的社会责任的不同认知。
在西方后现代的议题里，客观的情况是社会的生产力长期过剩，而去工业化的进程，更进一步减少了对人的需求。在这样的社会中，多余的人是一个客观且普遍的现象。因此，从放纵的青春，再到放纵的人生，对国家来说，其实是一件无所谓的事情。
而在我国的传统认知里，国家还长期处于发展追赶阶段，个体的首要任务依然是尽自己的社会义务。个人的放纵，实际上是造成了社会生产力的下降。因此，无论是不是具备社会危害性，这都是不允许的。
当然，西方社会的治理阶层也会意识到，飞叶子的工人充斥波音的生产车间，会导致造出来的飞机零件越来越不可靠。但站在另一个角度看，西方社会积累并从全球抽取了大量社会财富，养得起多余的人，但给不了多少真正的工作。那么，放任老百姓在空虚中飞叶子，吃救济，总比老百姓组织起来要工作，并在工作中感受到社会治理的劣化，进而试图寻求社会治理的改善来得好。
为什么我要说工作才会感受到社会治理的劣化，进而寻求改变。因为稳定的工作，会使人成为社会的中间层，产生一定的社会联系，会有虽然不多，但也需要去守护的东西，比如家庭，财产，子女，价值观等等。这样，不免就会对社会治理提出一定程度的要求。
当代西方的一个治理思路，正是把社会责任下放到个人，把权力和利益收敛到上层。这个过程，传统上支持社会的所谓中间阶层实际上是受损的，但他们又一般是保守，本能维护体制的，也就是天然掀不起乱子的。上层得到了最大的好处，中间层被不断削弱，而下层则因为腐化，分化，失去了对抗上层能力和意愿。社会结构逐步从橄榄型转变成哑铃型，权力和财富则日益向集中在顶层精英手中。
这是西方自由主义的新历史阶段，也是一种持续向世界扩散的污染。它只有通过不断扩展，把全世界的绝大多数笼罩在它的秩序之下，它才能稳固，也才能满足自己不断恶性膨胀的贪婪胃口。这个构建集中体现了晚期资本主义的竭泽而渔，但它的魅力恰恰就在于竭泽而渔。而我们和西方也不是绝缘的，双方往来十分密切。由此，西方对我国的不断渗透，试图使我们也成为西方秩序的一部分也是理所当然的。
当然，问题不仅在这里。西方对近代历史的认知视角，和我们对近代历史的视角是不一样的。当代西方，在中国问题上表现得一厢情愿，有时和这种认知视角是有很大关系的。
在我们的认知中，中国近代史是从虎门销烟，也就是禁毒开始的。但西方人眼里很可能不是这样的。他们的历史认知里，从19世纪末开始，在很长时间里，中国，或者说民国，才是世界上最大的鸦片生产和原料出口国。直到今天，美国人也天天宣传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化工的强国，也是美国合成毒品中间体的主要生产国。
可以说，在西方的某些人视野里，我国这种强烈的禁毒态势并不是洁身自好，反而是一种异态，是一种干涉人民自由的迫害，甚至是一种阴谋。所以，我们在他们眼里，不仅是不统一步调，抗拒文明进步的落伍者，更是使他们成为今天这幅模样的推手之一，是试图加害他们的阴谋者。这种状态下，我们的洁身自好，在他们眼里就是一种对他们的伤害，是眼中钉，肉中刺。
那么，我们回头看，当代西方推动毒品合法化的一些基本条件，我们国家是不是也有了一些端倪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那种蠢蠢欲动，为了利益不惜践踏一切的经济利益驱动，即使在我国，当然也是存在的。在意识形态领域，把毒品，特别是软性毒品的合法化当做一种个人自由主义的主张，强调人生在世，应该及时行乐，这也是我们日益常见的情形。
我们的社会至今还能保持禁毒的强烈共识，说到底，还是有赖社会主义的体制结合传统的国家主人翁精神。但当代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混乱，是不是也普遍存在，甚至在局部还很严峻呢？当代中国，在社会生产领域的现实中，在自我意识中的认定，多余的人是不是也陆续出现了呢？这种社会经济环境和社会风气的变化，是我们不得不注意到的。
当代西方不断推动毒品合法化后一个直接恶果，是社会舆论甚至相关研究逐渐有了政治导向。大家不要认为科学是中立的，历史上吸烟有害还是无害，是花了近半个世纪的博弈才辨明的。在大公司，利益集团的鼓动下，其实也是吸食民众的默许下，以科学为名的研究，大众宣传的暗示，都是可以轻易操弄的。
这里不说，西方科学界对成瘾性物质的研究是不是还能保持中立，至少不去有意识淡化软性毒品的危害性。实际上，科学界只要向大众回避这方面的研究，什么都不做本身就足够成为帮凶，并赚得盆满钵满。
社会文化的宣传更是容易操弄。就像吸烟可以和硬汉、优雅等形象联系在一起，大麻也可以和自由，灵感，放松联系在一起，足以形成一种社会文化氛围，一种价值观暗示，使人们哪怕明知有危害，依然趋之若鹜。
西方阵营事实上又控制了全球范围内的文化产业链。那么这些认知、形象不可避免会向全球传播，自然也包括我国在内。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是难以察觉又客观发生的。从这个角度说，我们社会今后对抗毒品，特别是软性毒品的难度，是要不断增加的。
我们从根源来说，对抗毒品的合法化，本质是一种社会治理工作，关键是要使人获得社会价值，避免在现代社会中不断涌现出多余的人。而这种不多余，不仅是要让人有工作，更是要让人在工作中获得物质和精神需求的合理满足。这也是我们常说的，在社会主义体制下，人要尽其用，但也要尽其有，使人不是单纯的生产机器，而是国家和社会光荣的一份子。
站在整个社会治理的角度看，我们当代的禁毒工作和许多广泛发生的社会问题一样，其实也已经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过去，我国的很多进步主张，主要依靠国家政府去落实。但随着城镇化的不断发展，市民社会的不断成熟，今后，越来越多的社会主张要靠群众自己去主动监督落实。
现代化社会的一个突出特点，社会的治理本身是一个博弈的过程。即使是我国这样的大政府，也不能完全主导社会前进的方向。一件事，单纯具备政治正确是不够的。社会的治理千头万绪，方方面面都需要资源的投入，而政府整体的行政资源是有限的。因此，政府也越来越需要群众的支持，才能坚持正确的政策导向，把资源调配在群众呼声强烈的方向。尤其是在毒品合法化这样关乎切身利益的议题上，国家是站在人民一边的，但人民群众也应该站出来表达对正确主张的支持。这是属于新时期意识形态斗争的一部分。
我们并不该认为，禁毒在我国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我国不是世外桃源，自然也不会百毒不侵。相反，从意识形态到社会现实的局部腐化，在我国也是客观存在的。社会的意识形态绝不是一成不变的。这些年来，很多我们过去认为天经地义的事情，正是因为大多数人没有积极去争取，使极少数人的声音不断放大，在舆论上兴风作浪，并逐渐影响到了我们的日常生活。
从这个角度说，随着社会发展，防微杜渐，维护主流社会共识这个职能，政府今后更多只能起到倡导和支持的作用，而主要的任务，要由人民群众这个社会的主体去完成的。
当代世界赞成毒品合法化的人多呢，还是反对合法化的人多呢。我认为，还是反对的人多一些，但这种情况是不会自然而然保持下去的。即使在西方那些已经毒品合法化的国家，这种明显畸形的社会共识也不是稳固的。
但随着西方毒品合法化进程的不断推进，经济利益捆绑的不断加深，整个西方社会的大环境是越发不利于反对毒品合法化的人。那些即使还在坚持反对的人，他们也会逐渐失去科学领域学术支持，失去传媒的发声渠道。这些人先是在声势衰落，进而在数量上削减，最后长期博弈中，也将不得不接受全社会化学极乐的现实。
那么，我们是不是就该坐看西方一点点腐朽下去，一点点内部的进步力量耗尽呢？我看是不应该的，尤其是毒品合法化这样的问题上。我们对西方进步主张的声援，不但不会加强西方的优势，相反是在更大层面上增加我们的力量。
兵法最忌死守，在沉沦的汪洋中，单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去维持局面是困难的。相反，我们应该成为进步事业的大本营，在那些西方明显颠倒的黑白的领域，把科学的证据像炮弹一样，输送给全世界的进步主义者，把斗争带到敌人的纵深，带动全球的进步斗争。
诚然，只依靠我们的努力，并不能使西方世界在社会治理上出现重大转变，也无法消除西方阵营对我们的敌意和渗透。事实上，今天西方问题，是国家体制的问题，是一种系统性的压迫，已经不是靠西方国家的一般群众所能改变的。但我们向全球进步事业的支持，确实有助于打乱西方对我们渗透的节奏，暴露西方内部的混乱，这本身就是在保护我们自身。更不用说，通过在毒品这样明确有危害性的问题上，体现我们的立场，是我们向世界人民塑造进步形象，争取广泛支持的绝佳机会。
相反，如果在这样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我们埋头不语，只求独善其身，那么，最终只会把舆论的主导权交给西方阵营及其跟随者，反而会坐实了西方包装出来的中国阴谋论。即使是西方的进步主义者，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也会觉得指望不上我们。那么在其他领域，我们也只会被更加孤立。
时代发展到今天，我们作为全球最大的工业实体，正面临着与美国为首西方阵营的全面对抗。可以说，我们冠绝全球的工业体系和美国的霸权体系，同样都是全球化的直接产物，也离不开全球化的支持。正因为这种生产上，市场上，交流上的无法闭关自守，我们和西方的矛盾，早已不是西方试图使我们成为什么样子，而是我们和西方在竞争，使世界应该成为什么样子。
从这个根本矛盾来说，我们是不能走孤立主义道路的，要努力成为世界上进步力量的大本营，团结更多的国家和人民，抵抗西方腐朽的霸权危害世界，一起去争取人类的整体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