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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三大战役的胜利，不仅是中国军事史上的辉煌篇章，更是毛主席军事思想与指挥艺术的体现。
在这一关键时期，毛主席以其深邃的战略眼光，起草了高达198封电报，涵盖了从战役指导到具体调度等方方面面。
他的指挥细致入微，仿佛他本人就在战场之上，亲历每一个战斗瞬间。
而他唯一一次对前线将领严厉斥责，则发生在平津战役中。
平津战役
1948年“九月会议”结束后，毛主席便将全部精力集中在指导三大战役，这一艰巨而紧迫的任务上。
在三大战役的关键时刻，毛主席亲自起草了大量电文。
《毛泽东军事文集》中刊载的，辽沈战役中有46份电文，淮海战役有63份，平津战役89份。
周总理曾风趣地说道：
“我们这个指挥部一不发枪，二不发粮，三不发人，只靠天天发电报，就叫部队打胜仗。”
特别是在平津战役中，历时64天的战斗，毛主席为中央军委起草并发送给前线指挥部的电报数量达到了89封，是三大战役中最多的。
实际上早在1947年5月20日，毛主席就高瞻远瞩地提出了一个战略构想：
东北和华北地区协同作战，共同歼灭卫立煌集团和傅作义集团。
毛主席明确赋予东北民主联军一项重要任务——夺取长春北宁两路，长、沈、平、津四城。
这里的“两路”，指的是长春路和北宁路，即连接长春至北平以及北平至沈阳的铁路线。
而“四城”则指的是长春、沈阳、北平、天津这四个战略要地。
这四个城市不仅在地理上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而且在政治、经济上也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毛主席的这一战略构想，从一开始就将华北和东北的战局视为一个整体，对作战任务和指挥进行了全局性的规划和部署。
这种整体性的思考和筹划，使得我军能够在战略上形成合力，有效地打击敌人，为最终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辽沈战役的胜利，标志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军事形势上实现了重大转折。
在这场战役中，东北的卫立煌集团被彻底歼灭，这不仅削弱了国民党的军事力量，也极大地提振了我军的士气。
与此同时，淮海战场炮火连天，已经是胜券在握。
而在华北，北平与天津这两座举足轻重的城市依旧被国民党牢固掌控，成为其在北方仅存的战略支柱。
盘踞于此的，正是国民党“华北剿总”傅作义所部。
随着战局演变，如今傅作义已陷入前所未有的孤立境地。
毛主席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根据形势进行了周密的计划，作出了发动平津战役的决定。
一字长蛇阵
傅作义身为国民党“华北剿总”司令，麾下的核心力量是他的绥远嫡系部队。
此外，他还握有驻扎在华北的中央军，人数超过20万之众。
再加上各类地方保安部队，能动员的兵力达到了55万。
在战略部署上，傅作义将他的嫡系部队部署在北平城以西，面向其根据地绥远方向；
中央军约20万人则悉数置于东线，自北平一路延伸至天津，离东北野战军很近。
整条防线宛如一条长蛇，横亘于华北。
其首端直指海河入海口的天津，犹如蛇之头部；
中段则嵌入北平，如同蛇之腹部；蛇尾则牢牢扎根于张家口地区。
“一字长蛇阵”作为古代军事战术中的一种著名阵法，其设计精妙、变化多端，历来被兵家所重视。
这种阵型的设计理念模仿了蛇的行动特性，既有静态的稳固，又有动态的灵活，能够根据战场形势的变化做出相应的调整。
在静止状态下，一字长蛇阵的“蛇身”形成坚固的防线。
如同蛇盘踞时的守势，任何试图强行突破的敌军都将面临被“蛇身”紧紧缠绕的危险，难以脱身。
当阵型行进时，一字长蛇阵则展现出其灵活多变的一面。
蛇身可以根据需要变化为“一字线”或者“之字形”，以适应不同的地形和战术需求。
这种行进方式使得部队能够灵活机动，迅速响应战场变化，对敌军形成包围或迂回攻击。
傅作义精心布设此阵，旨在通过坚固的防御体系，为部队赢得反击的时机。
但从华北的战略形势来看，无论是战术上还是战斗意志上，国民党军已经丧失了主动出击的优势。
国民党高层的战略决策倾向于重点固守大城市，这导致国民党军队的行动范围主要局限于城市及其周边区域，形成了一种被动的防御姿态。
在平津战役之前，国民党军队在广阔的农村地区，尤其是交通不便的地带，已经难以进行有效的运动作战。
面对这种局限，国民党军队不得不依赖于有限的公路和铁路线进行部队的机动和补给。
为保证部队的机动性，国民党部队在几条重要运输路线上展开了“一字长蛇阵”。
然而，尽管“一字长蛇阵”在理论上具有一定的战略优势，但在实际运用中却暴露出了诸多弱点。
长蛇阵的延伸特性，使得部队在面对解放军的灵活机动和分割包围战术时，难以迅速集中兵力进行有效抵抗。
此外，长蛇阵的侧翼和接合部容易受到攻击，一旦被突破，整个防线就有崩溃的风险。
诱敌西援
毛主席在平津战役中的战略布局，体现了其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深远的战略眼光。
选择首先攻打位于北平西侧的平绥路张家口，是毛主席深思熟虑后作出的重要战略决策。
控制张家口及其周边地区，可以切断傅作义部西逃的退路，迫使其无法撤往绥远。
通过攻击张家口，可以吸引傅作义调动北平及其周边的国民党军队前往增援，从而削弱北平的防御力量。
同时，张家口的战斗可以吸引国民党军队的注意力，使其聚焦于西线。
从而为东北野战军的隐蔽行动提供掩护，使东北野战军能够在敌人不知不觉中完成战略转移和集结。
这一连串的战略部署，可谓是“一石三鸟”。
毛主席给第3兵团的命令是11月25日出发，六天内快速地抵达张家口附近。
其核心任务便是对张家口之敌实施紧密包围，遏制敌军向东逃窜的可能。
毛主席特别强调，在完成对敌军的包围之后，第3兵团应发起攻击，吸引北平的国民党军队向西增援。
11月29日，解放军第3兵团在夜色掩护下对张家口发起了攻势。
正如毛主席预见的那样，傅作义对于张家口的战略重要性有着高度的警觉。
这座城市不仅是其军事行动的枢纽，更是其部队西撤的命脉，一旦失守，将直接影响到傅作义部的战略退路。
在张家口告急的紧迫形势下，傅作义立即下达了增援命令。
他把驻扎在丰台的35军两个师，调到了张家口。
同时，为了确保北平至张家口这条生命线的畅通，并为自己留下战略上的回旋余地，傅作义还将104军主力和16军调至怀柔、昌平等战略要地。
而这样的举动，正是毛主席想要看到的。
毛主席通过精准的战略布局，成功地诱导傅作义部队按照他预设的方向行动，从而实现了对国民党军队的有效分割和包围。
分割包围
毛主席深知控制第35军对于整个战局的重要性。
第35军作为傅作义的嫡系王牌，一旦被解放军掌握，就能有效地限制傅作义的军事行动，从而在整个平津地区产生连锁反应。
在第35军被诱导至张家口的关键时刻，毛主席亲自起草电报，向第3兵团传达了紧急而明确的作战指令。
他特别强调，第3兵团必须迅速构筑防御工事，确保第35军无法突破封锁，从而为最终歼灭敌军创造有利条件。
此外，毛主席还预见到了战场形势的进一步发展。
他命令东北先遣兵团立刻采取行动，对怀柔、南口等关键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实施包围。
切断他们的后援和补给线，并准备击退可能从北平来的国民党援军。
与此同时，第2兵团在接到指令后也立即向宣化方向快速移动。
目标直指下花园，破坏平张线。
这一行动的目的非常明确，那就是要切断张家口与宣化之间的联系。
阻止两地国民党军队之间的相互支援，从而在战略上进一步孤立张家口的国民党守军。
通过这一系列精心安排的指令，解放军的各路部队开始有条不紊地展开行动。
12月5日，东北先遣兵团攻克了密云，直接震慑了傅作义，给他的指挥和国民党军队的士气带来了极大的冲击。
直到这一刻，傅作义才真正感到了局势的严峻，意识到自己已经落入了解放军精心布置的圈套。
面对突如其来的威胁，傅作义迅速做出反应，急忙飞往张家口，并试图挽回颓势。
他下达了紧急命令，要求第35军立即撤出张家口，连夜返回北平。
并命第104军以及第1、6军向西运动，进行接应掩护。
12月6日中午，接到命令的第35军开始执行撤退计划，动用了大约300辆汽车，迅速东撤，试图沿着公路快速返回北平。
而在这个关键时刻，解放军第3兵团却未能及时对第35军的撤退行动进行有效的阻击。
毛主席获悉情况后十分生气，他对第3兵团，也就是杨成武、李天焕兵团，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过去违背军委多次清楚明确的命令，擅自放弃隔断张宣联系的任务，放35军东逃是极端错误的……杨李应严令所部负此完全责任，不得违误。”
同时，毛主席在电报中给第2兵团下达了阻击35军团向东撤退的命令。
要求他们在12月7日之前赶到新保安，抓住35军及104军。
尽管比毛主席所要求的时间晚了一天，但第2兵团主力在经过连续6昼夜的拼死行军后，最终在12月8日赶到了新保安，成功将国民党的第35军牢牢困住。
据统计，毛主席为平津战役起草的电报中，大约有三分之一是发给华北军区第2兵团的。
而电报的内容，大都是为平绥线和新保安之战的指挥部署，足以见得这两处战斗的复杂与关键。
逐个歼灭
在经过10天的严密包围后，解放军等待的歼敌时机终于成熟。
激战十个小时后，国民党第35军被全歼，军长郭景云自杀身亡。
35军的覆灭对“华北剿总”部队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冲击，引发了极大的恐慌和混乱。
同一时间，解放军还攻占了战略要地廊坊，并对北平、天津进行了严密的包围。
解放军成功地对国民党军队在平津地区的“一字长蛇阵”进行了致命打击，实现了“掐头去尾插中间”的战术目标。
毛主席在平津战役中的指挥，充分体现了他对战争全局的深刻洞察和精准掌控。
在战役的关键时刻，毛主席对前方的请示电报总是能够做到随来随复，迅速作出决策和指示。
有时，为了及时处理紧急情况，毛主席甚至需要在几小时内连续起草多份电报。
发报台也因此经常处于紧张的工作状态，一份电报尚未发完，下一份电报就已经送达，只能优先发送最紧急的电报。
平津战役的胜利，充分反映了毛主席的军事指挥艺术，对加快解放战争的进程，起到了重大的战略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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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时昆.以《孙子兵法·虚实篇》解读人民解放军在平津战役中攻破国民党军“一字长蛇阵”[J].军事史林,2020,52(07):29-32.
[3]董保存.有惊有险见胆略──郑维山战争年代二三事[J].党史天地,2002(01):2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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