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44年的太平洋战场上，日军节节败退，几无招架之力，美军秋风扫落叶一样不断向日军本土推进。然而，在中国大陆上，日军却发动了一场全面抗战以来规模最大的攻击，正面战场的国军节节败退，丢失了大片领土和人口、资源。
这场战役就是规模空前的豫湘桂会战，其中的豫中会战是这场大会战的第一个阶段，也是失败的开始，我们一起来看看这场战役的始末，看看豫中会战为什么会败的这么惨。
豫中会战前日军的准备。
为了战役的顺利进行，早在1943年8月就开始了策划，几经讨论逐渐成熟。为了便于后勤补给运输，日军在1944年3月中旬，修通了中断6年之久的黄河铁桥，并铺设了部分铁路线，重建了邙山头据点。
到了1944年4月中旬，各部队陆续到位，兵力有第12军所辖的第37师团、第62师团、第110师团、骑兵第4旅团、独立混成第7旅团、工兵联队、炮兵联队和其他特种兵，另外关东军派来的第27师团和绥远调来的战车第3师团也赶到战场，日军总兵力达到15万人，统一由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指挥。
除此之外，日军还集结了大批伪军，如第2方面军孙良诚部、第2集团军张岚峰部、第28集团军庞炳勋部、第11军孙殿英部等。日军华中方面军和第1军，也积极向河南方向配属，准备配合12军作战。
豫中会战前国军的准备。
在河南负责防御的是第一战区部队，司令长官蒋鼎文没有实权，实际上是由副司令长官汤恩伯率领的主力部队负责。当时主要有第4、14、15、19、28、36、39等7个集团军，共有18个军，人数约为30万。
看到日军频繁调动，重兵云集，第1战区也做出了部署。当时43个师，29个师负责各地防御，14个师为机动兵力。
一败再败的战场。
4月17日战斗发生后，数量庞大的日军一改以往大兵团正面突击，而是采取了大迂回大穿插战术，第1战区根据以往大兵团作战经验作出的战略部署，在日军新攻势下迅速溃败。
当时担任中牟附近河防任务的是新成立不久的暂编27师，兵员缺额很多，“步枪堪用者不足三分之一”，所辖3个团只有3000多人，迫击炮1～2门，机枪5挺。日军则是第37师团主力一部3000多人，炮20多门，装备相差巨大。
除此之外，由于这一地区是平原地带，无险可守，沙质土地无法构筑牢固工事，很难抵挡日军精锐部队的进攻。军队在抵抗了8小时后，阵地就被日军突破。
黄河河防被突破后，日军大批部队迅速南下，4月20日，连接平汉铁路和陇海铁路的交通枢纽郑州，就被敌人占领。
战前防御部署不当，一旦被突破处处陷于被动，4月29日，日军10000多人在150多辆坦克和汽车配合下，对许昌防御部队发起进攻。当时在许昌附近的第29军、第193师、第91师、第20师、新29师、新42师各部与日军激战。日军在飞机、大炮、坦克的配合下，猛攻许昌，当时第20师、新42师伤亡过半，新29师团长以下军官伤亡三分之二以上，师长阵亡。5月1日许昌就失陷，许昌保卫战成了豫中会战最惨烈的战斗之一。
许昌失陷，中方直接失去了对豫中平原中心地带的控制，同时也打破了汤恩伯侧击日军的计划。
之后战场上，日军攻势猛烈，节节失利，战争到6月19日，历时两个多月的豫中会战基本结束，河南大片国土沦丧，豫中会战以惨败告终。
豫中会战双方的损失。
根据中方统计，日军投入的直接作战兵力达10多万人，伤亡只有4000多人，打通了平汉线，占领了河南境内的陇海线，占领了河南大部分土地，基本完成了预订战略目标。与之相比，投入作战的国军43个师，大部分都损失惨重，伤亡达1.8万多人。
根据日方防卫厅统计，日方伤亡3350人，坦克第3师团255辆战车三分之一不能开动；中方军队“遗尸”36700具，被俘13379人。日方缴获野炮63门，野战重炮5门，机关炮、速射炮、迫击炮161门，机关枪和步枪13521支（挺），汽车100辆，机车、货车130辆。
河南大部分遭到战火洗劫，30多个城市被占领，交通枢纽郑州、许昌被占领，洛阳等地沦落敌手，被称“为八年抗战中未有之大耻”。
战场上的失败，军事主官自然难辞其咎，国内外舆论压力下，第1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被撤职，副司令长官汤恩伯被撤职留任，第29军军长马励武被撤职，除此之外还有1名师长被交军事法庭审判、1名师长和3名团长被处死。
惨败的原因。
其一，军队力量不足。
汤恩伯指挥的21个师中，有7个原先就力量不足。很多部队缺额很多，或时新组建、补充的新兵，没有战斗经验，装备补充不到位，未形成有效战斗力。
比如，第78军的3个师仅由两个独立旅和一个集训处补充兵新编而成，组编还不到一个月战争就爆发了，很多装备还没有补充到位。再比如，第13军，原本是中央军中的精锐部队，却因人事原因影响了战斗力。再比如，28集团军所辖的几个军，番号不少，但缺额很严重，装备比较差，“步枪堪用者不足三分之一”，直接影响了战斗力。
其二，高级指挥官素质极差。
当时第1战区的高级指挥官是蒋鼎文、汤恩伯，他们的素质直接影响了部队战斗力。
“素日不留心军政，而假藉地位经营商业以至上行下效，大小军官腰缠累累，战斗意志消耗净尽……”
比如，汤恩伯的精锐部队逃跑时，“使士兵民夫搬迁累累之军官行李财物”。汤恩伯本人在禹县经营了3年，可是日军攻占禹县前3天他就逃离了禹县。前线激战正酣，汤恩伯却在鲁山县西南的下汤泡温泉。等到战况恶化，仓促之间只带卫士等数十人逃跑，与作战部队一度完全失去联络，致使部队失去指挥和对战场情况的了解，更加处于混乱和被动。
其三，指挥系统混乱。
战争发生后，部队战斗序列不断变更，蒋介石有直接干预指挥的习惯，经常直接指挥到各军、各师，很多军、师已经直接奉命行动但高级指挥部还不知道，致使指挥失度。战斗序列的不断变更，让部队没有固定的使命责任感，也影响了战斗力。
比如，第85军在兵员素质和装备上都不错，算是精锐之师，但是战役开始前，汤恩伯就打乱了其建制，让其一部去接替郑州新42师的防区，另一部守卫密县，直接瓦解了整军的战斗力，使原本可以机动作战的精锐之师，如同撒豆子一样撒在各地，被动挨打，顾此失彼。
其四，兵力被抽调。
当时世界反法西斯战场节节胜利，北非战场得意军队被迫投降，苏军逐步推进，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上也是节节胜利。
蒋介石为了抗战胜利后对付八路军、新四军，将河南地带的第9、17、27、92、93、98等军“相继抽调他去”，致使河南地带的生力军减少，兵力不足。
其五，兵民“敌视”。
由于在此之前，河南全省连年遭受饥荒，百姓生活艰难（电影《1942》生动形象的再现了这一画面），驻扎在河南的军队数量又多，再加上河南还得给驻扎在陕西的第8战区数万军队提供给养，这都是严重加重了河南的负担。
沉重的负担，让本来就深受自然灾害之苦的河南民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中，地方官员仍然贪污盘剥百姓，军队纪律差，经常强占民宅，借名征购，甚至趁战事混乱之机抢掠百姓，使百姓痛恨官员和军队。
军民“敌视”的情况，使很多地方民众闭村守寨，拒绝军队进入，甚至截击军队，扣留枪支弹药。因军民争端经常爆发冲突，小股军队被收缴枪支、被打死打伤的情况经常发生。
其六，后勤补给混乱困难。
由于基层官员素质低，保、甲、乡长平时盘剥百姓，战时逃避一空，临走时将仓库存粮抢掠一空，这使军队官兵经常数日不得饱餐，严重影响了战斗力。
后勤补给部门混乱，很多部队领不到给养，部队向民间搜刮包谷杂粮，需要自己磨，部队忙于筹粮、推磨等工作，无法顾忌操练和防务。
仓库陷落时，所存面粉一百万袋，按每人每月一袋面粉计算，足够20万人吃5个月，再加上库存麦子，足够一年之用。如此多的物资补给落入敌手，实在是后勤补给部门的混乱和腐朽亲疏有别的对待不同部队所致，自己军队得不到粮食，却白白给了敌人。
其七，地形因素。
防守部队缺乏重武器，敌人却装备精良，这种情况应该将主力部署在伏牛山等山区，利用地形扬长避短。
但是，指挥层却把整师、整团的军队部署在无险可守的郑州、许昌等城市，实在是以己之短击敌之长，这不仅分散了兵力、徒增伤亡，也难以阻止敌人。
种种因素，造成本该是秋后的蚂蚱的日军，在灭亡之前大踏步前进，致使中国战区损失惨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