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为抗战徐州会战战斗战史系列第1期。之前三期主要讲述了南京保卫战的历史，本期将承接上一个系列的内容，讲述日军接下来对山东一带地区的侵略行动……
（本期全文约8000字，内容较长，感谢您的观看）
坚持抗战
南京沦陷后,中国政府迁都重庆，大本营则迁至武汉，继续坚持抗战，并随即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首先，1938年3月29日至4月1日，国民党在武汉珞珈山武汉大学内召开了临时全国大会，出席会议代表共355人，由林森任大会主席，叶楚怆为秘书长。会议举行了四次大会，先后由叶楚怆作党务报告、汪精卫作政治报告、何应钦作军事报告、王宪惠作外交报告、孔祥熙作财政报告。会议接受了共产党的部分建议，讨论并通过了《大会宣言》和《抗战建国纲领》。《大会宜言》明确表示“此次抗战,为国家民族存亡之所系，人人皆当献其生命，以争取国家民族之生命”，体现了抗战到底的决心。
南京沦陷，鬼子在城门前拉起横幅
《抗战建国纲领》共分总则、外交、军事、政治、经济、民众运动、教育等七方面共32条，总则规定以三民主义暨孙中山遗训为“抗战行动及建国之最高准绳”，以蒋介石为全国抗战最高领导。在外交方面要求“联合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之势力，制止日本侵略。否认及取消日本在中国领土内以武力造成之一切政治组织及其对内对外之行动。”军事上要求“加紧军队之政治训练，使全国官兵明了抗战建国之意义，一致为国效命。训练全国壮丁，充实民众武力，补充抗战部队。
指导及援助各地武装人民，在各战区司令指挥之下，与正规军队配合作战，以充分发挥保卫乡土、捍卫外侮之效能，并在敌人后方发动普遍的游击战，以破坏及牵制敌人之兵力。”在政治上要求“组织国民参政机关，团结全国力量。改善并健全全民众之自卫组织，施以训练，加强其能力，并加速完成地方自治条件。改善各地政治机构，以适应战时需要。整伤纲纪，严惩贪官污吏。”在民众运动方面要求“发动全国民众，组织农工商各职业团体，改善而充实之，使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为争取民族生存之抗战而动员。
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全面抗战
在抗战期间,在不违反三民主义最高原则及法令范围内，对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当给予合法之充分保障”。教育方面要求“推行战时教程和训练各种专门技术人员”。这是抗战爆发以来,国民党所制定的第一个关于抗战各领域的各项政策的纲领性文件。而《抗战建国纲领》则标志着国民党正式确立了抗战建国的总方针。
在会议通过的20多个决议案里,最重要的有两个:一是国民党实行总裁制,选举蒋介石为国民党总裁。面此前，蒋介石只是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只是军事领导人，而不是国民党的首脑。在国民党中，常务委员会主席是胡汉民，蒋介石只是副主席。而国民竟政治委员会主席则是汪精卫,蒋介石也只是副主席。而蒋介石当选为国民党的总裁，意味着在国民党内部，蒋汪之争已见分晓,确立了以蒋介石为首的领导核心。二是决定设立国民参议会，也就是说从政治上承认了其他党派，包括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开始了国家民主化的初步尝试。
其次，明确了持久抗战的战略。早在1935年，蒋介石就曾提出对日作战的战略方针:“至和平绝望时期，举国力量从事持久消耗战，争取最后胜利。”1938年8月7日，在抗战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最高国防会议，正式确立了持久消耗战略的方针。8月18日，蒋介石在《告抗战全军将士书》中公布了这-战略方针:“倭寇要求速战速胜,我们就要求持久战．消耗战。”
但是在抗战最初的几个月里，却缺乏长期抗战的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因此在很多战役中都是采取阵地防御。特别是在淞沪会战中，更是将步步为营处处设防的单纯防御战略发挥到极致。经过半年的抗战，蒋介石及一些军政高层都已认识到国家干涉以及与日本和平谈判都已不可能实现，中日之间的战争必将是长期的，同时吸取了在华北、淞沪、南京等地作战的经验教训，真正开始转变战略战术，将单纯固守死拼，改为不强调一城一地的得失，注重于以空间换时间的持久战略。
蒋介石在南京失守后发表的《我军退出南京告国民书》中就说“中国持久抗战，其最后决胜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亦且不在各大城市，而实寄于全国之乡村与广大强固之民心。”白崇禧也认为在南京沦陷后，“我们战略之应用，确已改变方针，不复与敌人在一点一线上之争夺”。何应钦表示“我军深知敌强我弱之异势，乃策定以空间换时间之战略”。李宗仁也认为“我们抗战的战略重点，便是以空间换时间”。这些高级将领对抗战战略思想上的转变，使中国军队的战略方针终于有了本质的改变，而这一改变，便在随后的徐州会战中表现出来了。
1937年12月，正是基于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思想,军委会下达了以确保武汉为核心进行持久抗战的《作战计划》，在该计划的指导要领中，就规定“以面的抵抗，对敌之点或线的夺取，使不能达到速战速决之目的，而消耗疲惫之。所有在各战区之军队，及行政、党务各机关，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绝对不准离开原战区，东击西应，奇正并用，以收长期抗战之效"。还要求“现在我军战法，应于硬性之外参以柔性，务在交通要线上，纵深配置有力部队，使任正面阻击战斗。同时组织训练民众，使联合军队，共同施行游击，以牵制、扰乱、破坏敌之后方，前后呼应。敌攻我正面，则游击队由各方进击。如攻我游击队，则不与决战，使其前进迟滞”。
为了适应持久抗战战略需要，1938年1月17日，国民政府对军委会进行了改组，任命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程潜、陈绍宽、李济深为委员，后又增加了宋哲元、熊式辉、卫立煌、万福麟为委员。同时规定参谋总长、参谋副总长、军令部部长、军政部部长、军训部部长、政治部部长以及军事参议院院长为当然委员。
日军策略
日军在占领南京之后，也重新修订了对华政略、战略，决定进一步加强军事力量，并扶植傀儡政权，软硬兼施军政并用，以迫使中国政府屈服。
1937年12月24日,日本内阁会议通过《处理中国事变纲要》，提出:“帝国政府切望南京政府迅速放弃其抗日容共政策,与帝国合作。但南京政府仍然标榜长期抵抗，有鉴于此，今后不一定期望与南京政府谈判成功(当时还在陶德曼调停过程中)，而继续寻求收拾时局之其他途径，并与军事行动互相配合，对事态的进展作好准备，以应付南京政府的长期抵抗。”
1938年1月11日，日本御前会议又通过了《处理中国事变的根本方针》:“如现在中国中央政府不来求和，则今后帝国不以此政府为解决事变的对手，将扶助中国新兴政权的成立，与其协商调整两国邦交，并协助新生的中国建设。对于中国现中央政府，帝国采取的政策是设法使其崩溃或使它归于新兴中央政府。”
根据这一精神，日本近卫内阁于1月16日宣布“不再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为对手，期待能与帝国真诚合作的中国新政权的建议与发展,进而与这个新政权调整两国邦交，协助建设新兴的中国”。两国交战，不仅不宣战，而且居然不以正在作战的一国为对手，否认其政权的存在,这在历史上可以说是极其罕见的，这充分说明了日本在占领南京之后的狂妄。当然,日本也意识到，要想使中国屈服，速战速胜显然已经不大现实，必须要进行长期战争的准备，因此也逐步开始调整其战略。
1月22日，日本近卫首相发表施政演讲，指出为迫使中国屈服，结束对华战争，必须建立国家总动员体制，也就是国家总体战体制。3月24日，日本内阁通过了《国家总动员令》以及《飞机制造业法》、《电力管理法》等数十个与战争密切有关的法令，从法律上保证日本的国内生产将首先满足于战争需要，并拨款48亿日元，作为临时军事预算。
日军大本营也开始规划长期作战的有关准备，计划在1938年上半年新成立约11个师团，并储备50个师团所需的武器弹药，将军工生产扩大到120个师团基数和3500架飞机的规模。要求到1940年完成对华攻势、对苏守势的准备，将其陆军扩充到60个正规师团、30个暂编师团、250个飞行队的规模。
日军认为在完成对华持久战略态势的同时，在作战上应采取纯消极持久战方针，把国力特别是军力的消耗降低到最小。在1938年2月16日大本营御前会议上,其对华战略的主要内容是:“在完成长期战争实质性准备前，不扩大战局，不主动发动大规模战争,维持现占领地的治安，致力于扶持新政权。至1939年再从三面向武汉实施分进合击，准备使用20至30个师团，进行为期半年的作战。”
为适应新的战争发展，日军大本营于1938年2月对在华日军指挥系统进行了调整，撤消华中方面军、上海派遣军和第10军，成立华中派遣军司令部，统一指挥华中(即华东华中)地区的日军。同时考虑到华北地区八路军的游击战不断发展，后方治安感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因此于1937年12月在攻占南京之后就将第9旅团(即国崎支队)归还华北第5师团建制,接着又在1938年1月和2月，先后将第16师团和第114师团调归华北。
第五战区
1937年8月，淞沪战役最为激烈之时,整个抗战已逐渐发展为南、北两大战场，国民政府军委会为防止日军在江苏或山东沿海登陆，占领徐州，切断南北两大战场的直接联系，因此于8月20日以大本营第一号训令宣布成立第五战区，主要负责指挥山东南部和江苏北部地区的作战行动。由蒋介石兼任司令长官，韩复榘任副司令长官。赋予第五战区的作战任务是以在鲁南苏北地区进行抗登陆作战，以先制之利根本打破日军登陆企图为第一要义，如果日军一旦登陆，就要全力围歼。但不久第五战区就被撤消，所辖部队和战区都转归第一战区。
9月16日，淞沪会战越来越严峻之时，军委会又重新组建第五战区，以李宗仁为司令长官，韩复榘为副司令长官，战区长官部设在徐州，辖区北起山东黄河南岸,南至南京浦口长江北岸，东到黄海海岸线,西到豫西和皖东，包括山东全省，江苏、安徽两省大部和河南省小部，负责指挥津浦路两侧及山东省等地作战，下辖第3集团军、第11集团军、第24集团军、第51军以及鲁南、苏北、豫东和皖北各地的所有军事单位。
第五战区成立后，立即根据军委会的意图，结合本战区的敌情、我情和地形，于1937年12月制订了作战计划:
第一阶段主要是一线部队守备黄河防线和鲁南苏北沿海地区，二线部队位于徐州附近，随时应援一线部队作战。
第二阶段是在第一阶段后，如果日军突破黄河防线或在沿海登陆，则向兖州撤退，在兖州附近地区与日军展开会战。
第三阶段是在兖州会战失利后，撤退至徐州,再在徐州附近组织会战。
从这个计划中可以看出，第五战区已经充分贯彻了持久抗战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思想,不再坚持固守，而是已经预先设定了逐步抗击的步骤和计划。接着根据这个作战计划，第五战区于12月7日下达了作战命令，所辖各部队部署如下:
第3军团(附炮兵第6团)右翼连接第三战区,守备旧黄河至连云港仓口一线海岸，置主力于东海、连云港之间，主要任务是阻止日军登陆;青岛守备队及第3舰队守备青岛;第51军右翼连接第3军团，守备夹仓口至青岛之间海岸及胶济路东、北至羊角沟﹐主要任务是阻止日军登陆﹔烟台守备由羊角沟以东、胶东半岛所属各县保安队及地方武装担负，由第51军统一指挥;第3集团军右翼连接第51军，守备青城至张秋镇一线黄河南岸，主要任务是阻击日军渡过黄河;第11集团军担负商丘、砀山、柳泉、利国驿、徐州一带防务。战区司令长官部位于徐州。
蒋介石视察第五战区，研究部署下一步作战计划。
在1月上旬召开的开封高级军事会议上，军委会宣布现阶段的作战方针就是以武汉为防御核心，以主力控制武汉外围及豫皖边区，从华北和江南抽出有力部队，加强鲁中及淮南的军力，在津浦路沿线积极活动，迟滞日军西进:在华北方向，则广泛发动游击战，牵制消耗日军，使其难以南渡黄河直冲武汉。作为第五战区来说，主要任务就是确保津浦和道清路的畅通。
为了贯彻这一计划，军委会又从第一、第三战区抽调第22集团军、第24集团军增援第五战区，同时重新划分第一、第三、第五战区的作战界限:第五战区与第三战区的防区以长江为界，与第一战区的防区以鹿邑、商丘、郓城、张秋镇、临清、阜城为界。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办公地。
在得到第22、24集团军的增援后,第五战区的部署如下:
第3军团守备东海沿岸;海军陆战队及第3舰队守备青岛;第3集团军守备鲁西南,抗击由津浦路南下的日军;第11集团军并51军守备江淮地区，抗击由津浦路北上的日军;第24集团军守备苏北;第27集团军守备安庆，担负警戒江防任务;第22集团军位于苏豫鲁边区，为预备队。
另外，第一战区的68军位于商丘、兰封一线，与第五战区的第3集团军一起担负黄河防线的守备。
津浦路保卫战
日军占领南京后，日军参谋本部还是比较谨慎,准备在补充整顿部队后再发动大规模进攻，但是在中国的日军则完全陶醉在胜利中，认为以现有兵力就足以打败中国军队，迫使中国屈服。因此，华中方面军不顾大本营的指令，仍命令13师团向凤阳、蚌埠攻击。而华北方面军也多次向大本营提出实施徐州作战的要求，同样在未得到大本营同意的情况下,命令第2军向大运河进攻。
1937年11月，中国军队统帅部便迁移到了武汉，日军要想进攻武汉，无论沿长江溯江而上，或由平汉铁路南下，徐州都会因为是津浦与陇海两条交通大动脉的枢纽，对长江北岸与平汉路东侧构成威胁。要保障进攻武汉时，这两条路线的畅通与安全，就必先攻占徐州，解除后顾之忧。这也正是徐州会战的由来。另外，徐州在黄河以南,长江以北，濒临东海，西接中原，当时正是华北与江南的中国军队最重要的基地，要想确实控制已经占领的山东、江苏，并将南、北两处战场连成一体，也需要攻占徐州。
日军坦克部队沿津浦路大举北上。
按照日军“下克上”的传统,无论华中方面军还是华北方面军都想用既成事实来迫使大本营接受他们的意见。至1938年3月，南线的华中方面军已占领蚌埠，北线的华北方面军已占领青岛、邹县。在这种情况下,日军为沟通华中与华北战场联系，决定打通津浦路,进而为夺取武汉创造条件。日军对津浦路的进攻采取南北对进战略，南线为主攻，北线为助攻。
南线日军华中方面军最初计划以2个帅团的兵力沿津浦路北进,与北线第2军在济南的作战相呼应。但日军大本营认为这样的进攻准备不充足而且分散了在长江方向作战的兵力而未予批准,最后于1938年1月26日华中方面军命令只以第13师团沿津浦路向蚌埠推进，为增强进攻力量，加强给该师团战车1个大队、轻装甲车1个中队、150毫米榴弹炮1个联队、105毫米加农炮1个大队、独立工兵2个联队、渡河中队2个、架桥中队2个、汽车中队2个、高炮1个大队、独立机枪1个大队、航空兵1个大队等。
日军坦克部队掩护步兵向中国军队阵地攻击。
第13师团1月下旬占领明光、红山集、池河一线，计划兵分三路北进:东路为步兵4个大队、炮兵2个大队由第26旅团长泽田德重少将指挥，沿铁路线北进，中路为师团主力，由师团长荻洲立兵中将指挥，从岱山铺经凤阳向蚌埠攻击前进;西路为步兵3个大队、炮兵1个大队，由第65联队长两角业作大佐指挥，由全椒、仓镇、定远迂回蚌埠西南，策应东路与中路。
1938年1月28日，第13师团渡池河北进，东路日军于2月1日进占临淮关，2日占领蚌埠;中路日军与中国守军31军激战整日，2日占领凤阳，随即与东路日军在蚌埠会师;西路日军2日攻占定远，4日到达蚌埠西南的上窑。此线中国守军31军、第7军炸毁淮河铁桥，退守淮河北岸。第五战区急调51军和59军驰援。51军114师到达后立即在蚌埠至五河间的淮河北岸布防。日军几次强渡淮河都被击退，后因占领蚌埠的日军从蚌埠东西两侧渡过淮河，51军侧翼受到严重威胁,被迫放弃淮河防线,撤到小蚌埠至怀远的涡河北岸。2月6日，21集团军一部反击定远。2月8日起，日军强渡淮河，双方在淮河一线激战，以淮河北岸西三十里铺一带战况最为惨烈，双方反复争夺达数十次之多。
日军两次强渡均被击退,直至深夜23时才得以登上北岸，攻占小蚌埠，但51军随即以337旅反击，激战至9日凌晨收复小蚌埠。10日，日军再次强渡,并攻占小蚌埠，51军以113师全力反击，反复争夺多次，伤亡惨重,小蚌埠这才最终为日军所占。同日，临淮关日军也发起强渡,突破晏公庙阵地，51军340旅浴血苦战一整日，终因伤亡惨重而撤至沫河口、年家庙一线。13日，李宗仁将刚转隶第五战区的59军调至固镇接替51军防线。15日，59军向淮河以北日军发起反击，虽然其间59军于27日北调临沂，但中国军队依旧攻势凌厉，31军克考城,攻上窑，第7军也积极向池河、定远一带出击，迫使日军从淮河北岸退回南岸，并将双方隔淮河对峙的局面一直维持到5月。
中国军队各路大军齐集鲁南准备参加徐州会战。
中国军队在津浦路南线的英勇奋战，阻止了南线日军的北进，粉碎了日军南北对进打通津浦路的战役企图，使北线日军孤军深入，奠定了台儿庄大捷的第一块基石。
但在津浦路北线，形势却极为严峻。1937年12月23日，日军在青城、济阳间渡过黄河，守备山东的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3集团军司令韩复榘为保存实力，竟置国家民族利益不顾，率部不战而退，使日军轻易地于27日进占济南。济南失守后，蒋介石、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分别致电韩复榘，告之攻占济南日军并非主力，且日军机械化部队在鲁中山区机动困难,应将主力分布泰安至临沂一线抗击，“万勿使倭寇垂手而定全鲁”。
徐州会战经过要图
但韩复榘借口没有预备队，无法阻止日军，继续望风而退，此后数日内接连放弃大汶口、肥城、莱芜、泰安，军委会令其死守，而李宗仁的电文几近于恳求:“兄治鲁七载，对鲁省锦绣河山、驯良人民，恋恋之情，较弟为深,务请兄于运河线竭力支持,固守汶(口)济(宁)。”但韩复渠仍置若罔闻,一路退到曹县、单县,使济宁、邹县等地相继陷落，津浦路北线门户洞开，徐州已处在日军兵锋直接威胁之下。
2月上旬，淮河两岸激战正酣，李宗仁为确保徐州，于2月6日决定在北线以攻为守,以第3集团军向济宁，第22集团军向邹县、第3军团向蒙阴同时反击。第3集团军奉命攻占济宁、汶上，威胁沿津浦路南下日军侧背,以第12军袭取济宁．汶上。该军于12日晚渡运河东进，所部81师一部当晚攻入汶上，但日军援军随即赶到，在城南展开激战，81师死伤甚重，被迫撤回运河西岸。
12军22师14日攻人济宁，与日军展开激烈巷战，血战竟日，伤亡惨重，冲进城的9个连全部牺牲，被迫于17日晚撤过运河——韩复榘当初将第3集团军撤往鲁西，是想把个烂摊子扔给第五战区，自己在鲁西进可攻，退可守，这种完全出于自私自利的考虑自然是国法天理难容的。当他被处决后，第3集团军上下都为他的不战而退而深以为耻，都想打一场漂亮的胜仗来一雪前耻。所以这次反击，第3集团军可以说是拼尽了全力，伤亡过万，元气大伤。
台儿庄会战期间中国军队作战序列(1938年4月)
19日，日军稳住阵脚后以4个半步兵大队和1个山炮中队组成长濑支队乘势猛攻，22日突破55军阵地，25日突破12军主阵地，26日攻占嘉祥，中国军队被迫退守相里集、羊山集、巨野一线，第五战区急调第22集团军侧击日军，才稳住了阵脚。
遵照战区计划，第22集团军也于2月14日以737旅进攻两下店,以575团插入敌后进行袭扰。737旅在两下店一线与日军反复争夺直至18日，才退至香城、普阳山一线。第3军团则未能如期发起反击，只向蒙阴、诸城警戒。
为了整顿思想，迎接即将到来的徐州会战，军委会于1月11日在开封召开第一、第五战区部分团以上军官会议，强调目前保持津浦路中段与河南黄河以北道清铁路对于屏障武汉的重要意义，会上蒋介石作题为《抗战检讨与必胜要诀》的讲话,训示几个月来的失败，指出存在的12个缺点，主要原因是高级将领军纪荡然为第一大罪恶,缺乏牺牲精神，缺乏敌汽与进取之心,步步后撤。特别提到日军不足一个师团，由济南下泰安，守军闻风而逃，致使津浦路正面门户大开,整个第五战区全局动摇。
蒋介石到徐州巡视,李宗仁、白崇禧、李品仙在长官部门口迎接。
不知好歹的韩复榘居然顶嘴曰:“山东失守是我的责任，那么南京失守又是谁的责任?”蒋介石勃然大怒,厉声道:“我说的是山东而不是南京!”会场上众将领人人凛然，心想韩复榘这下可糟了,果然会议一结束韩复榘就被免职逮捕旋押赴汉口，经军事法庭审判，于1月24日被枪决,并通电全国“今后如再有不奉命令，无故放弃守土，不尽职抗日者，法无二例,决不宽贷”。开封会议上同时明令嘉奖第9军军长郝梦龄、第29军副军长佟麟阁、88师524团团附谢晋元等6人，惩处43人，其中第61军军长李服膺等8人被处极刑。
副参谋总长白崇禧曾说:“韩既正法,纲纪树立，各战区官兵为之振奋，全国舆论一致支持，韩之旧部第3集团军在孙桐莹指挥下亦奋勇与敌作战。此前，黄河以北部队轻于进退，军委会之命令，各部队阴奉阳违，经此整肃，无不遵行。”开封会议对于严明军纪，鼓舞士气的意义自然毋庸置疑，也为参加即将开始的徐州会战的将领不无警醒之意。
3月1日，日军参谋本部任命主张急进的稻田正纯中佐取代主张谨慎持重的河边虎四郎大佐出任作战课长,稻田一上任立即批准华北方面军“因面前大量敌军进逼，行动活跃，请准予将其驱逐”的请求，第2军据此决心以第10师团沿津浦路南下，第5师团由青岛向临沂推进，会师台儿庄，进而攻取徐州。3月13日，第2军下达正式命令:第10师团消灭运河以北中国军队，第5师团以一部占领临沂后进入峄县协同第10师团作战。
台儿庄之战由此拉开了帷幕。
【未完待续……】
下期将继续徐州会战系列，讲述中日双方在台儿庄的血腥苦战，点关注不迷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