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五月，中央机关进驻北京已经三个月了。眼看全国解放在即，有一些稳定国内局势，安抚国内民主人士的统战工作，就不得不做了。
当时中央决定一九四九年六月，在北平召开一个关于新政协的筹备会。考虑到宋庆龄在国内的影响力，毛主席专门写了一封信托邓颖超带到上海，邀请她来参加。
后来宋庆龄北上，周总理为了保证她的安全，做了十分周祥的安排，不料这一切竟然引起了部分国民党起义将领的不满与猜疑。
在此之前，有个别民主爱国人士，也因为在北平的“待遇问题”，耍起了小脾气，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南社领袖柳亚子先生。
柳亚子出生在清末一个书香世家，他虽然很早就加入了同盟会，但是总体上一辈子过得顺风顺水。因为经济条件不错，又以士大夫自居，所以他每到一处，必然会挑剔住宿与饮食。
当时柳亚子抵达北平以后，一家人被安排在“六国饭店”的两间小房子里面，他感觉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心里很不高兴就伺机找茬。
有一天，柳亚子因为想吃“顶花带刺的黄瓜”不成，就和工作人员发生了口角。又有一天，柳亚子傍晚携夫人出游，返回时门卫多问了他几句。
结果柳亚子就暴跳如雷，不但写诗找毛主席发牢騷，还对旁人说：如果毛主席和周总理不肯见我，我就要去投昆明湖！
彼时正是“渡江战役”打响之时，毛主席正在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地工作，精神压力很大。不过出于对他的关心，毛主席还是写了一首诗给他，劝他“风物长宜放眼量”。
直到南京解放以后，天下大势已定，毛主席才终于有空抽出时间，来好好安抚这些民主人士和起义人员。
柳亚子是一个文人，毛主席最清楚这种文人的脾性，于是他又约了柳亚子一家人去颐和园吃饭、泛舟、谈心、合影……
柳亚子这个犟老头被毛主席这么一哄，好不开心，回头就写信给美国的儿子，大谈了一番新中国的好处。
但是国民党起义人员那边处理起来，就相对要麻烦一点点了，因为这次毛主席面对的人是国民党起义将军陈明仁。
陈明仁和毛主席同为湖南人，一九四九年七月他担任国民党的湖南省主席。到了当年八月七日，就与国民党元老程潜一起通电起义。
陈明仁的起义对当时在台湾的国民党成员震动非常大，在这件事情发生的前两年，他还代表国民党在四平一役中打败了解放军，给解放军造成了重大的伤亡。
一九四七年四平街一战，是国民党接连败退之时打过的唯一胜仗。事后蒋介石专门接见了陈明仁，夸他是：有功之将，殊堪嘉奖，不愧为黄埔楷模。
同时蒋介石又对旁人说：四平大捷，陈司令创造了人间奇迹，不愧为难得的将才！因此他的突然起义，让去台湾的国民党将官心都凉了半截。
这么能打的将军都去对面了，国民党还有前途吗？刚好北平这边因为共产党礼遇宋庆龄一事引发了部分人的猜忌，于是国民党趁机造谣说，陈明仁投降了共产党，现在已经被处决了。
同时，又因为有人造谣说，与陈明仁同为国民党将领的王耀武、杜聿明已经被处死，所以陈明仁心里打起了鼓。
再说回毛主席又是怎么安抚陈明仁的，一九四九年的八月三十日，毛主席拍了一个电报到湖南，请程潜、陈明仁一起到北京参加第一届政协会议，共商国是。
程潜是国民党的元老，早在渡江战役之前他就和共产党有过接触，后来陈明仁起义也是受到了他的影响。
再加上毛主席少年时代第一次参军的时候，程潜是湖南督军府的参谋长，所以毛主席一直尊称他为“老上司”。“老上司”到北平探望“老部下”，是决然没有什么问题的了。
可是陈明仁和毛主席并没有这一层关系，他就不敢冒然行动。于是陈明仁就借口在湖南有工作，没有去北平。后来是毛主席第二次拍电报催促他“速来北平”，他才在九月八号过去了。
当时陈明仁就住在柳亚子一家也居住过的“六国饭店”里，毛主席一直忙碌到当年的九月十九号上午，才有时间会见陈明仁一行。
当年毛主席有一个日夜顛倒的工作习惯，在见陈明仁的那一天，也就是九月十八号的晚上工作了一个通宵，他整夜都没有睡觉。
到了十九号的早上，毛主席直接就去饭店探望程潜、陈明仁一行人了。他去见程潜、陈明仁的时候，还专门带上了刘伯承、陈毅和粟裕等人，他们在一起谈了整个上午。
可想而知，他们追昔论今，谈的大多是和过去一些战役相关的事情。由于过去双方处于敌对关系，陈明仁在整个谈论过程，显然放不太开。
而毛主席也一直不断地通过抽烟来保持头脑的清醒，试图寻找到一个打破彼此之间的隔阂的契机，让大家的了解更进一层。中午大家一起用过饭以后，毛主席就提议到到天坛游玩。
天坛是过去明清时期皇家举行祭祀的地方，每当有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大事件发生，古代统治者就会去那里烧香祈福。
毛主席还在双清别墅的时候，就很想去天坛看一看，但是一直抽不出时间，这次正好借着招待陈明仁一行的机会去逛一下。
为了这次天坛之游，毛主席当时找了很多政要同行，还专门叫上了陈毅。陈毅是四川人，武能打仗、文能赋诗，性格幽默，很会活跃气氛。
就在大家参观完祈年殿，在汉白玉台阶上合影之后，毛主席终于把话扯向了正题。“子良将军，来来来，我们俩单独照个像吧。”当时毛主席拉着陈明仁说。
“这……”陈仁明见状尴尬地后退了一步，连连摆手。他一直觉得，以自己的身份根本不配和毛主席并肩站在一起。
“你和主席都是湖南老乡，主席请你，你装啥子斯文喽！”这时候陈毅一面说话，一面大力把陈明仁推向毛主席的身边。就这样，他们二人拍了一张合影。
拍完照后，毛主席就拍着陈明仁的肩膀说：“子良将军，现在外面的谣言很多，多得出奇，说什么共产党惨无人道，把被俘的王耀武、杜聿明都杀掉了，还说你也被我们杀了。”
“蒋介石才是个十足的刽子手！”陈毅马上在一边帮腔。毛主席接着说：“我想请你在政协会议后到山东济南一带看看情况，再写信告诉你的朋友们，叫他们不要上当。不要继续站在人民的对立面，害人害己。劝劝他们及时归来。当然，爱国不分先后，什么时候想来就来，我们欢迎，什么时候想走就走，我们欢送，这叫来去自由嘛。”
说完了这番话，毛主席又告诉陈明仁，希望他能把合影寄给黄埔的同学们看一看，陈明仁这才明白了毛主席为什么一定要和自己合影。
随后陈明仁马上表态说：“我这就把照片洗上10打120张寄出去。”毛主席摇头说：“不够，不够，至少要洗50打。”陈明仁点头说：“对，洗50打，广泛地寄出去。”
毛主席听了以后，这才满意地笑了。当年九月开完了政协会议，参加完十月开国大典后，陈明仁去山东济南走了一圈。
同时，陈明仁还专门去关押战俘的地方见了王耀武、杜聿明二人。看到王耀武、杜聿明二人好好地在战俘营里学习，陈明仁就放心了。
当时战俘管理所里给陈明仁搞了一个欢迎会，开会的时候要他上去发言。他走上讲台就讲了自己起义的经过，还把毛主席在九月十九日带他参观天坛的经过和所有人说了一遍。
同时陈明仁又说毛主席曾经问他以后有什么打算，从政还是从军？陈明仁说自己是军人，还是想在军事上为国家效力，于是他就留在了解放军中。
到了一九五五年授衔的时候，陈明仁被授予了上将军衔。他后来逢人就感叹说，这是自己有生以来第一个上将军衔。
再说回毛主席游天坛的事，和陈明仁把话讲开后，当天的政治任务就算是完成了，于是毛主席也松了一口气，终于可以安下心来好好地欣赏一下天坛的美景了。
在天坛导游的带领下，毛主席一行来到了祈年殿的西配殿。导游介绍说，袁世凯称帝的时候曾经在这里起草过宪法，毛主席讥笑说：“袁世凯还跑这里来做梦哩！”
毛主席一面说话，一面转身往东配殿走。走在路上，他就从自己的兜里拿出了一根香烟，点燃抽上了。
但是毛主席刚迈上东配殿的台阶，陈毅就从背后拍了拍他的肩膀，指着正前方的告示牌让他看，并提醒毛主席：主席，博物馆里禁止抽烟！
毛主席抬头一看，只见东配殿的门边上悬着一个木牌，上面写着“请勿吸烟”四个大字。当时毛主席的烟刚刚点燃，还没抽上几口。
看到提示后，他就猛吸了两口烟，赶紧灭掉。随即用一口浓重的湖南腔说道：“下不为例！”，这一举动，引得所有人哈哈大笑。
陈明仁打仗很厉害，但是做人很“老实”，性子也很耿直。一九四一年，蒋介石夫妇带着一帮美国人路过昆明，正好看到陈明仁的部队在修筑工事。
由于士兵们穿得破破烂烂，让蒋介石感觉自己在“盟军”的面前丢了人，于是就把陈明仁叫来询问。
结果陈明仁说：衣服两年一发，可是只穿一个月就破了，而且去年发给我们的还是旧的，你发什么，我们就穿什么。
蒋介石认为陈明仁顶撞自己，非常恼火地说要把他关禁闭。没想到陈明仁一把将自己的中将领章撕下，来往蒋介石的桌前一丢说：“这个中将我不当了，你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凭心而论，蒋介石当初找到陈明仁问话，或许语气和态度上并没有大的问题。问题在于他犯了“何不食肉糜”的错误，对国民党下降层官兵的生存条件全不关心。
陈明仁和蒋介石大吵了一场后，并没有真的被处罚。但是至少从那个时候起，他心里已经对蒋和国民党失望了。
一九四九年七月陈明仁主政湖南，程潜说服他和自己一同起义，但是当时他很担心得不到解放军的宽大。
程潜写信向毛主席提到了这件事，后来毛主席回信说：“当时陈明仁坐在他们的船上。各划各的船，都想嬴，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会谅解。只要他站过来就行了，我们还会重用他。”
后来陈明仁弃暗投明，当中又出现了一些关于杀降的谣言，但是毛主席邀约陈明仁游天坛之后，这些谣言就不攻自破了。
毛主席向来有抽烟解压的习惯，由于日夜颠倒的工作，导致他必须借烟草来提神。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九日和陈明仁见面聊了一上午还是没化解心结，因此当时他没少抽烟。
天坛之行以后，双方就把话全都说开了。彼此坦诚相见，让毛主席感觉到神清气爽，如释重负，于是自然而然地从兜里掏出了一根香烟点燃。
毛主席这一次抽烟和之前的情况完全不同，以前他抽烟，大多是为了缓解心理上的压力，或者是在写作文章时寻求灵感，而这一次抽烟则完全是因为精神放松带来的惬意感与满足感。
谁知毛主席刚抽了两口，陈毅就上来拍着他的肩膀说，这件事情犯了景点的忌讳，于是他只能笑着说“下不为例”，悄悄地把香烟熄灭了。
参考资料：
《开国大典前主席邀请民主人士同游天坛，为何主动要求跟陈明仁合影并让他洗印50打照片？》，作者：李魁彩，《文汇网》，2021.03.18；
《毛泽东第一次游天坛》，作者：张广亮，《党的文献》，2000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