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以后，毛主席常常移步红墙之外，去各地视察，足迹遍布大江南北。上海，就是他生前经常去的地方。
1971年9月，是毛主席一生中最后一次上海之行。
此时的上海已经成为激烈斗争的一个聚焦点，主席也在这里逃过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暗杀……
酝酿已久的行动
1970年以后，毛主席和林总矛盾日深。
1971年3月，上海巨鹿路一幢小洋房里，林立果召开了一场秘密会议，试图发动武装政变，还策划出了《“571”工程纪要》。
当时的南京部队空军政委江腾蛟、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王维国、南京部队空军副司令员周建平等人，都是林立果小团伙的成员。
林立果确定了“武装叛变”的指挥班子：上海的“头”为王维国，南京的“头”为周建平，浙江的“头”为陈励耘。
9月上旬，上海到了最紧张的时刻，因为毛主席会在视察时途经上海！林立果向他的心腹宣布了计划，具体方案有三：
一、用火焰喷射器喷烧主席乘坐的专列；二、用火箭筒和100毫米口径的高射炮平射专列车厢；三、派飞机轰炸火车。
这三条如果都不行，就在毛主席接见负责人时，让担任外部警卫工作的王维国带上手枪，在火车上动手。
可毛主席作为一代伟人，纵观风云变幻，明察秋毫，早已识破了“林集团”的阴谋诡计。他已经意识到自己处境的危险，决定尽快坐专列回到北京。
9月10日下午6时，专列驶抵上海。毛主席没有下车，就住在专列上。王维国和王洪文急忙赶了过去。
王维国当时是空军第四军政委、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同时担任上海市公安局、检察院和法院军管会的主任，负责对中央领导人的警卫工作。
毛主席突然来到上海，让王维国措手不及。可他没有接到林立果动手的命令，不敢轻举妄动。
主席在专列上接见了“二王”。王维国的神经紧绷到了极点，连手都不知该放在哪儿合适。王洪文也高度紧张，因为他已经知道“林集团”居心不良，准备下手。
在如此危急之际，毛主席却坦然自若，谈笑风生，把王维国镇住了！
晚8点左右，王维国想请毛主席下火车吃晚饭。主席摆摆手道：“你们吃吧，我不下车啦，就在列车上休息。”
彻底粉碎阴谋
王维国下了车以后，还是坐立不安，立刻给远在北京的林立果发出信息——“王维国因病住院了。”
这是事前约好的暗话，翻译出来就是“B-52抵达上海。”
王维国又连夜和妻子商量，决定派自己的儿子王大章亲自飞北京，当面向林立果汇报。
在北京的林立果，得到毛主席提前离开杭州抵达上海的消息，大为意外。这打乱了他们的部署，原来制订的一些计划失灵了。
王维国以为，主席在上海会住几天。谁知他再一次失算了。
9月11日上午，许世友将军奉命从南京来到上海，直奔专列，与毛主席作了重要的谈话。下午1点，专列启动离开了上海。
9月12日，毛主席平安抵达北京丰台。王维国的一切计划都落空，“林集团”的面目彻底暴露。
很快，举世瞩目的“九一三”事件爆发，“林集团”主要成员遭遇空难，摔死在蒙古那荒凉的温都尔汗……林总死后，他的党羽自然也迎来了覆灭。
许世友交代南京军区副司令员肖永银，“主席和周总理给我安排了任务，要我秘密逮捕余党‘三国四方’，你马上出发，先到上海，后到杭州，再回南京抓南空的人，越快越好。”
所谓“三国”，是指南京、上海、杭州；“四方”则是指北京空军政治部副主任江腾蛟、上海空四军政委王维国、杭州空五军政委陈励耘、南京空军副司令周建军。这几个人都是林总的心腹。
肖永银很快带人去了上海，在锦江饭店逮捕了王维国。
王维国落网后，被判有期徒刑14年。晚年的他被安置在河北邯郸永年县一个干休所疗养，直到1993年因病去世，终年74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