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49年跟弟弟去青岛给死去的姑姑奔丧时被抓到船上的。那时我31岁，已经有了两个女儿，大的4岁，小的十一个月大，我太太26岁，而我弟弟只有21岁，家里刚刚给他娶了亲，才一个月。我们兄弟俩刚开始还被赶到一条船上，可后来部队开拔，就把我们分开了,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见到弟弟,如果他还活着现在也该是70多岁的老人了。我坐的那条船先到了广东，往南走过了九江，海水涨潮把船给掀翻了，好多人都给淹在了海里面，我也是死里逃生。船翻了，剩下我们这些人也不知该怎么办，想要回家也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走，尤其是我，本来就是出来串亲戚的，遇上这样的事儿魂都给吓丢了，一点主张也没有了，只好跟着他们走到哪儿算哪儿。后来，有人从老百姓那儿弄到一条船，我们上了船到了海南岛，在那里驻扎了半年多，部队都被打垮了，我们又被分到了另一个旅，撤到了台湾。到了台湾以后先是训练，我那时已是30多岁的人了，根本不能跟那些小伙子一起折腾，我就千方百计地想开小差。后来，趁着当时台湾到处乱哄哄的，我逃出了部队，到了新竹开始以老百姓的身份待了下来。刚开始我还以为台湾马上就会被收复，手里有几个小钱我都没敢花，一心一意想要做回家的盘缠。那时我打的都是零工，挣一天钱吃一天饭，没有活儿干就要饿肚子，可我没觉得苦，我在想从部队逃出来就算是走运了，再干一阵儿回大陆的老家去，媳妇、女儿肯定都在等着我，我心里挺踏实的。可日子过得很快，我在台湾深一脚浅一脚地自谋着生路的时候，好几年过去了，回大陆的家显然已经遥遥无期，也就是在这时我才沮丧起来，发现以前想的真是太幼稚了。这样一来我就有些害怕了，我不知道自己在台湾靠什么来生活，不知道家里的亲人如何知道我们的消息，这一分开竟然是这么可怕的后果，这是我所没有想到的。我在家的时候，就是靠种地为生，到了台湾在城市里流浪，我除了有一点力气别无所长,但是,我在想老了怎么办,在这里举目无亲,将来我去靠谁?本来我一直在一家皮鞋厂打零工，帮他们装车卸车，可后来我想倒不如学一门手艺，将来老了也是一个本事，最起码能够自己养活自己。于是，我去求了鞋厂的老板，他把我安排到了车间，让我正式拜师学起了怎样做皮鞋，那一年我37岁，到台湾已经整整6年了。在那家皮鞋厂我从学徒工干起，直到10年后当了技师，我做皮鞋垢技术在新竹地区也小有名气，我的生活基本上有了保障。可就在我生活上刚刚有了起色的时候，皮鞋厂因为经营不善，濒临倒闭，厂里开始大裁员，49岁那年我被解雇了。失去了工作，我大病了一场，住进了医院，然而，却在那儿意外地得到了一个女人的爱。我得的是急性黄疸性肝炎，住进了医院的传染病房，那里的护士从头蒙到脚，只露出一双眼睛与病人打交道。丢掉了工作，又得了这种烦人的传染病，我的心情坏透了，几次想从病房6楼的窗口跳下去，一了百了。可是，就在我有一次想要把这念头付诸行动时，一位进来替我送药的护士发现了我的企图。当时她什么也没说，只是过去把窗子关上了，可她口罩上方的眼睛狠狠地瞪了我一眼，充满了蔑视和怜悯，让我不由地心头发颤，一阵羞愧。过了几天她又来给我送药，用很难听得懂的国语对我说，我看了你的病历卡片，你已经49岁了，难道你就没有妻子儿女，你那样做想过对得起他们吗?这位我并不知道姓名的护士给了我很好的照顾，也让我时时不好意思面对她，毕竟，她看到了我最懦弱最没出息的一面。为了躲开她，我开始很配合地接受治疗，只想着尽快治好病离开那家医院，离开那个眼睛火辣辣的让人看一眼就再也忘不掉的女护士。自从我打消了自杀的念头，治疗的态度积极起来，那个总是对我特别严厉的护士也变得温和起来。晚上值夜班，她经常到病房里来跟我聊天，还跟我们几个肝炎病号一起打打牌，看看电视，表现得特别随和。有一次我问她，老跟我们这些传染病人在一起就不怕被传染上病?她笑笑说，她们当护士的知道怎么保护自己，总不能因为在传染病房工作就什么都草木皆兵了吧。她这样跟我说话时，我头一次发现她的眼睛不仅仅透着严厉，甚至那还是双挺漂亮挺女人味的眼睛。跟她聊得多了，我知道她是台湾新竹人，父亲是新竹一个挺有名的农场主，自己有好几个种植园，而她才29岁，丈夫在几年前开摩托车往山外送货时被汽车撞死，而那时他们刚刚结婚不到两年。听到她如此不幸，我也忍不住把我这个老兵的经历讲给她听，我跟她说我跟家人分离已经快20年了，这近20年里我一个人在台湾漂泊，刚刚生活上才有了保障，又被老板解雇，就是病好以后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是一个无家可归的人。那时我的客家话已经说得不错，而国语不好的她会说客家话，我们俩人交流起来倒是挺融洽的，尤其是她听了我的经历以后，也替我叹息了半天，总问我，那你的太太和女儿还活着吗?我说，我不知道，她们的消息自从我到了台湾就再也没听到过，恐怕我的死活她们也无从晓得，我们这个家从我被抓走的那一刻起就名存实亡了。她实在是个很善良的人，每当我说到这里，她那双露在口罩外面的眼睛便要蒙上一层翳云，让我再也看不清楚她在想什么。在医院待了三个月，因为有她经常在身边与我聊天，说些抚慰人的话，我的情绪不再那么悲观，病情也很快好转。我渐渐地好了起来，各项指标都恢复了正常，这意味着我可以出院回家去休养，可我却迟迟不去办出院手续，我发现自己已经离不开她了。在一个她值夜班的晚上，我找到了她，对她表白自己想娶她为妻的愿望。由于平常省吃俭用我手头上有一定的积蓄，更何况我自己有一门手艺，对于生计问题我想还不是太大的难题。可我那时毕竟已是49岁的人了，我担心她考虑我的年龄与职业，担心她家里的人对我这个大陆来的老兵会有偏见。这在当时是很普遍的事情，台湾本土的女孩一般都不能找像我们这种人，否则会遭到整个家庭的反对与亲戚的讥笑。我至今忘不了她当时的表情。在我对她诉说衷肠后，她好像早已料到了一样对我扑闪了几下眼睛。然后，她很温顺地对我说，“等你出院以后先去见见我父亲吧。”因为她的身世比较特殊，我与她父亲的交涉出人意料的顺利，我拿了5000元新台币的聘礼，又听从她父亲的安排按台湾的风俗置办了婚礼，在台湾风雨飘摇了18年，我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家，有了一个如此贤慧的太太，为此我觉得自己苦尽甘来。那是 1967年，我现在在美国的大儿子就生在这一年。婚后我来到她父亲的种植园，在这里当了一名种植工人。后来，她父亲见我人的确比较可靠，又让我管理人事和财务，我成了她父亲事业上的助手。而她在生了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后便辞职在家做起了家庭妇女，后来，我们在台湾陆续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我们也成了一个和睦、幸福的大家庭。我在台湾有了家以后，有过一段很开心的日子。那时岳父对我很信任，妻子和儿女也都敬重我，生活上有了保障的我心想也许这辈子就这么过去了，大陆另一头的那些过去想起来有时觉得只不过是一些梦境罢了。一起到台湾的那些老兵，生活上有我这样幸运的并不太多，许多人是在部队上待了一辈子，最后退役到荣民院终了一生。对他们来说，1949年的那场分离，已让他们的人生从此偏离原来的轨道，好多人就这样走着走着失去了自己，连魂魄都不知道扔在哪儿了。由于我一直在新竹的乡下定居，平时来往的也都是一些新竹当地的人，对大陆的消息我一直是很闭塞。直到1987年，有一位原来部队上的老兵打来电话，问我有没有大陆家里的消息，我这才知道已经有许多人同家里人联系上，并准备回乡探亲。这个意外的消息让我吃了一惊，从来没想到过会与家里联系上的我，从心里有些责怪自己是不是已变成了一个不负责任的人，为什么没有想方设法地与家里的亲人联系?可当时在那种局势下，我曾经想过即使与亲人们联系上我又能怎么样呢?知道可以回乡探亲这个消息后，我那些天一直有些魂不守舍，一方面想回家看看，一方面又不知道怎么跟太太解释!尤其是在岳父面前，我无法开口，因为老人那时已被查出肠癌，在他三个女婿中老人最信任的是我这个大女婿，最器重的也是我，我无法在他病危的时刻提出来要离开他们。没有办法我只托了一个回乡的老兵替我捎了一封家信，我想人不能回去，先捎个信儿回去让家里人知道我的死活也是好的。这些事儿当时我都是瞒着太太做的，我怕她对我产生误解，怕在她因为父亲的病情急剧恶化的悲伤中雪上加霜。果然，三个月后，岳父去世了，临死前老人把自己的两个种植园留给了大女儿和我，把农场留给了另外两个女儿，为这事那两个女儿都不是很高兴，说老人一直偏心我这个穷老兵。正在这时，我家里也托人给我捎来了信。家里的老伴已经60多岁，可身体还硬朗，两个女儿只活下来一个，嫁在县城，教书，爹娘都已去世，河南的老家只剩下了老伴一个人，在等着我回去。一边是待我恩重如山的岳父的重托，一边是苦等40年的老妻。那一段时间，在这二者之间如何取舍让我心力憔悴，人也迅速地苍老了。那是1988年的5月，我正好69岁。给岳父处理完后事，我想大陆家里的事情我不能不跟太太讲了。我找了一个孩子们都不在家的机会，同太太讲了我家里老伴和女儿还活着的事儿，太太一听就哭了。她说:“我早就想过会有这么一天，可没想到会在这种时候，父亲刚刚去世，我又在家里待了这么多年，对生意上的事情一窍不通，你走了，父亲留下来的这份家业不就要毁了吗?”那时我的大儿子刚刚21岁,还在美国读大学,小儿子和女儿只有十几岁,家里的事情他们谁也不可能承担起来，岳父给我留下的两个种植园除了我没有人能够管理得来，这使我在事业上也遭遇了选择。可自从知道家里的消息，我在台湾就再也待不下去了，想想老伴那双盼了我40年的眼睛，我就茶饭不思，毕竟我们是结发夫妻，要不是这场突如其来的劫难，我们怎么会从此隔着一道海峡，生死茫茫?连着几天，为了我要回大陆老家的事儿，太太眼睛哭得像红红的桃子，她跪在父亲的灵位前不停地哭，孩子们都以为母亲在思念死去的外公，可只有我知道太太的泪是为什么流的。为了安慰太太，我只好对她说先给家里回个信儿，回家探亲的事儿过了年再说，以为我当时就要回祖国内地的家的太太这才慢慢止住了眼泪。转过年来，我借口自己年纪大了，不想再做生意了，征得了太太的同意，我把两个种植园的管理转给了太太的妹夫--一个很精明的新竹人。他家在台湾已是第13代，对于这一行他也很有兴趣。这样我不仅每年要损失几万美金，而且也等于是把老岳父给我的在台湾生存下去的保障拱手让了出去，可即使是这样我也不后悔。本来在台湾终了一生就不是我所愿，我是被战争裹挟着改变了命运的，现在我的家就在祖国大陆等着我，我要是再不回去，就愧对家乡的父老乡亲，愧对死去的爹娘。1989年8月，我和太太上路了。本来我要一个人回来，可太太不放心我的身体。我那时心脏病和糖尿病都挺严重，刚刚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要不是有太太这个护士出身的人悉心照顾，我可能早已不在人世。我当时把回家当成了一种信念，当成了一种斗争，我想要是活着回去我就战胜了命运，我让这难以把握的命运捉弄了一辈子，这次我一定要与它抗争一次。也许正是这种抗争的意识让我终于战胜了疾病，出院两个月以后，我们委托旅行社给办理的赴祖国内地探亲手续也办好了，我不顾太太让我再休养几个月的劝告，硬是带着一大包药启程了。那时我们路也不熟，路上光飞机就转了好几次，在离开台湾第6天的时候，我们到了广州的白云机场。我们那一批回来的共三十几个人，年龄最大的91岁，最小的也已经60多岁，大家都白发苍苍，脚步踉跄，可都兴高采烈的如同小孩子一般。到了广州买不到往内地去的机票，大家一商量，索性先到北京，听说北京有前往各地的航班。当时我们简直是归心似箭，连夜乘上了飞往北京的班机，到达北京已是夜里2点多了，可我们这些老头儿、老太太们硬是一丝睡意也没有，竟从机场直接到了天安门广场，在那里合影留念，折腾到天亮才找酒店休息。中午我和太太乘上了到河南的火车，到了省城，我找了辆出租车让他送我们回老家固始县，那个司机开口就要180元钱，我说，行，行，只要你送我们回家，多少钱我都不在乎。走在路上跟那个司机一聊，他知道我是离家40年才回来的老兵，除了陪我感叹一番，下车的时候，他只收了我100元钱，说什么也不肯再多要。最后，还是我太太给了他10块美金，请他留做纪念，他才收下了。到了村里已是夜里1点多，家家户户都睡了，可我们进村却让狗此起彼伏地吠了起来，太太胆战心惊地埋怨我，这时候回来简直太不是时候了。我却只顾着高兴，我说，我早该回来了，这是我的家，我什么时候回来都是时候，他们都会高兴的。村里到处黑乎乎的，我已找不到自己的家门，只得敲开了村头的第一家住户，打开门一看竟是我原来一个远房的叔伯爷爷，他老人家也已经是80多岁了，可眼睛还挺认人，一眼就瞅出我是永兰他爹。他说，“永兰他爹，是不是永兰他爹啊，你……你活着回来了?"我当时已说不出什么来了，只知道抱着他老人家的胳膊叫:“爷爷，爷爷，我是明礼，我回来了。”这时我这个远房爷爷的儿子也起来了，他依稀还记得我，小时候我们曾经一起放过羊，可现在相见都已是年迈的老人了。因为天黑他点了一个火把领我和太太回家，一路上不断有人探出头来跟他打听发生什么事了,他嚷嚷着,咱村的明礼回来了,永兰他爹从台湾回来了。一时间我们那个小村子几乎家家都亮起了灯。老伴的家搬了，原来在村西头，现在搬到了中间，是三间不大的平房，要不是那个远房爷爷的儿子领路，我恐怕在村里转到天亮也找不到家门。一进院子，远房爷爷的儿子就喊上了，“永兰她娘，快开灯，看看谁来了，这次是真让你给盼着了，快开灯啊。”灯打开了，站在孩子里的那个老太太显得那样瘦小，枯槁，满头的白发，依旧是搭襟的蓝布衣裳，让我感觉既熟悉又陌生，恍如昨天我刚刚从这个家离开。老伴一开口还是那浓浓的唐山话:“老三，你喊什么，你说是谁回来了?"还没等站在前面的老三搭腔，我一步跨了上去:“老伴，你看看是谁回来了，你还认得我不?”一时间老伴有些发慌，她趔趄了一下又定眼细看:“明礼，是明礼吗?你真的活着回来了?"老伴的眼圈红了，上前抓住我的手，像是不相信这是真的似的，在我脸上、身上细细地看着。这时我太太从我身后站了出来，“姐姐，你好吗?我和明礼一起回来看你来了，这些年你受苦了。”我太太的出现让老伴迅速地明白了过来，她猛地像是甩开什么烫人的东西似的松开了我的手，有些不知所措地说:“你……你是明礼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那时我家里的小院里已围满了闻讯赶来的村民，这种场面让我觉得很尴尬，我忙拉起老伴的手说，“老，老伴，咱上屋里说话去，我和宝莲为了回家在路上走了整整八天，我们都累坏了。”我的话提醒了老伴，她一边张罗着让我们进屋，一边对院子里的乡亲说:“明天大家来玩儿，今天太晚了，都回去睡觉吧。”进了屋，老伴一听我们还没吃饭，忙打了几个荷包蛋又放上了白糖，我知道这可能是她能拿出来的最好的东西了。我和太太也饿坏了，狼吞虎咽地吃下去后，又觉得困得不行，老伴见我们真是累极了，收拾了床铺让我们睡下，她拿着一把锁说去锁院门，可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也许真是到家了，几天来累得我几乎要趴下的旅程终于结束了，我什么也顾不得去想了，倒下便呼呼睡了过去，直到第二天中午才醒来。老伴已经做好了饭，一个人坐在堂屋里发愣，我和太太在院子里洗漱完了进屋,她一起身去替我们收拾床铺,我这才发现三间屋子,一间盛满了粮食，中间是吃饭做饭的堂屋，只有一间是用来睡觉的，有一张木头大床。那张床我认识，是我们结婚时她陪送的嫁妆。那时她们家是唐山挺有名的造酒的作坊，她爹与我父亲是在赌场上认识的，他们在一起推牌九，几个回合以后，她爹把她输给了我们家，还陪送了全套的嫁妆，那时她只有20岁。因为是大户人家的女孩，她一直特别知书达礼，虽说不识字，可家务活做得特别好，尤其是做得一手好饭菜，我父亲当时对这个赢来的儿媳妇特别满意，也非常得意。可从那以后他就再也不进赌场了。他说输房子输地都是小事，这输得把儿女都搭上了就是造孽了。默默地吃完了午饭，我非常地想知道老伴昨天晚上是在哪儿睡的，我一问，她淡淡地说，“噢，这平常闺女也不怎么回来，我就一个人在家里待着。所以，没准备那么多铺盖，昨儿晚上看你们累的那样，我就到村头爷爷的儿媳妇家挤了一晚上，一早过来看你们睡得那么香，我从地里拔了点新鲜韭菜，晚上我们包饺子吃。”太太见老伴说话迟迟疑疑，知道她在场不太方便，便说要自个出去转转，我忙喊住她跟老伴说要介绍介绍。我说，这是我在台湾娶的太太李宝莲，她原先是个护士，我40年前得的那场大病多亏了她的照顾，现在我们有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都已经在读大学，老大在美国读书，孩子们挺省心的，所以，我们想趁着能走动赶快回老家看看。我这样说，老伴一直挺平静的，可听我说到孩子，她低下了头，眼泪滴到了手上。她说，咱们那个小女儿在你走了不久就得了白喉，哭了几天几夜最后还是走了。大女儿好歹地跟着我长大了，读的师范学校，现在在城里中学教书，女婿是那个学校里开车的。他们有两个孩子，儿子已经上班了，女儿还在读中学，他们一家挺好的。“永兰……她还记得我吗?”说到女儿，我也忍不住想要流泪，我走时才4岁的女儿，现在也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我已经托人捎信去叫她回来了，你是她亲爹，她怎么能不记得，小时候经常从学校里哭着跑回来找我要爹，说同学们都有爹，为什么她没有，问我把你藏哪儿去了，唉，这些伤心事俺们娘俩经得多了。”见我和老伴说起这些往事，太太悄悄地走了出去，这些只属于我和老伴的回忆对她来说实在是太陌生了。见太太出去，我知道她是特意给我一个机会让我跟老伴说说心里话。我隔着堂屋正中的桌子抓紧了老伴的手，她竟紧张得连脖子都红了，连连往外挣脱，她挣脱得是那样坚决，一时让我很难堪，我只得又松开了手。我说，“老伴，你别怪我，在台湾要不是她，我活不到今天。这么多年来，你和女儿我一刻也没有忘记，可是那几年就是这样的政策，我是没有办法才走了这一步。如今，我好不容易回来，我希望你还像以前那样对我，我是永兰她爹，你的老伴儿，这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听我这样说，老伴默默流了很长时间的泪，她一句话也不说，倒让我没了主意。40年的分别，我们彼此的禀性、脾气都已改变不少，虽说还有夫妻的名分，可那种陌生感时时存在，让我觉着我们这次相聚是苦涩大于甘甜。老伴不想说话，我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一路上那么多想要说的话，那么多想要对老伴的体贴，都在这一瞬间憋在了我的肚子里，成了我永远无法再表达的东西。我知道40年的生离死别已让我失去了所有的机会，更知道老伴心里巨大的失望使她什么也不想再说。晚上，女儿永兰回来了。她开车的丈夫带着她们的一儿一女一一两个挺有礼貌的孩子跟她一块走进了家门。走时才4岁的女儿，再相见已是个44岁的中年女人，在县城教书的她文静、端庄，简直跟当年老伴的神态一模一样，让我本来十分难受的心里有了稍许的安慰。她见了我就跪下了，哭着喊我“爸爸”，可我却惭愧地只知道把女儿搂在怀里。40年来，她怎么长大的我不知道，我这个被她称做“爸爸”的人哪里尽过一点责任?见了我的台湾太太，女儿规矩地称她为“阿姨”，太太虽然不习惯，但也实在不知道该称呼什么，也就那么糊涂过去算了。有女儿在其中周旋，我们几个人的处境都好了很多，老伴也开心起来，里里外外地替我们张罗。女儿正好放暑假，接我和“阿姨”到她县城的家里住了几天，又专程陪“阿姨”到北京长城玩了几天，我知道女儿是在制造我跟老伴单独在一起的机会。而十几天来老伴尽心尽力地伺候，也让我太太心存感激，她很痛快地跟着我女儿到长城玩去了。和老伴单独待了几天，跟老伴说了几天几夜的心里话，让我这次回家探亲真的感到了愉快。老伴说爹娘临死前都劝她别再等了，赶快趁年轻再找人嫁了吧，可她却考虑了惟一的女儿，不想让孩子跟着她受罪，所以，一等就是40年。我劝老伴想开点，再耐心地等我几年，等两个孩子都在台湾读完大学，能自己养活自己了，我就要回到家乡来，守着她哪里也不去。“那宝莲怎么办，你不能半道上再把人家扔下!”老伴听我这么说却一心为我太太着想。我说，她早就说了，等儿子在美国读完了学位结婚成了家，她要到美国去抱孙子，我可不想再到美国去，我这辈子飘荡够了，老了我要回家，我要在老家待着。我的这番话真正让老伴放下了心，等女儿陪着“阿姨”从长城回来，老伴除了做活，有时也能跟我的台湾太太聊几句家常里短，姐妹俩处得一直很融洽，这让我一颗内疚的心总算有了一点平衡。这次回家我们只有一个月的假期，所以，很快就到了返回台湾的时间，我们不得不踏上了归途。临分别时，老伴拽着我的衣角问我什么时候再回来，我说，尽快吧，尽快吧，我会尽快再回来。说实在的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回家里来。在家里待的这段时间，我的身体因为连日的劳累和情绪波动太大，已经有些支撑不住了，太太一再催我回台湾，就是要我回去住院，因为我的血糖指标又一次高到临界线了。回到台湾我就住进了医院，太太一直忙碌不停地护理我，让我觉得自己对老伴曾经有过的承诺似乎并不现实。是啊，我们共同走过了人生最漫长的路，到了最后，难道上天又要让我们分开吗?我的心脏病也已经到了大夫禁止我出外旅行的地步，这时我台湾的小女儿也大学毕业，二儿子考了美国的药剂学硕士学位，到洛杉矶 UCLA大学攻读学位去了。三个孩子学业有成让我心里有了几丝慰藉，毕竟，我这个不认识几个字的老兵，家里能出这么几个人才，我这一辈子也算值了。在太太的照顾下，我又一次死里逃生，病情终于得到了控制，身体慢慢地复元了。1992年，我的小女儿嫁给了大学里的同学，一个计算机工程师，定居在澳洲。我在台湾的家里只剩下了太太和我两个人。在美国的儿子一遍遍来信催我们到美国去，他们说我身体不好，孩子都不在身边，一旦有急事谁也照顾不了。我知道孩子们心疼他们的母亲，毕竟她也是年过半百的人了，为孩子们操了半辈子心，这老了又让我的病给累得不轻。太太也想到美国去，儿子们在那儿，她是做梦都想守着儿子，给他们看家，做饭，看孩子，可我知道已经几乎美国化的儿子们即使让我们去了，也不会跟我们住在一起，他们都早已喜欢那种每个人独立的空间。这是美国给了他们知识的同时又给他们灌输的观念，这一点太太并没有想到。我大陆的女儿也托人捎信给我，希望我能够回家安度晚年，能够把生命最后的时间留给她母亲一点，因为她母亲一辈子一个人生活实在是太苦了。1996年，我觉着身体不错，便开始申请到大陆探亲，那时我的大儿子也在美国订婚，对方也是个在美国读书的台湾女孩，儿子希望我和他妈妈到美国去主持订婚仪式。正在我和太太准备先到美国为儿子订婚，再从美国回大陆时，大陆的女儿打来了电话，说她母亲已是乳腺癌晚期，手术虽然已经做了，可人已经没有多长时间了。接完这个电话，我的大脑一片空白，只觉得心脏怦怦跳着像要从嘴里蹦出来，太太见我接完电话脸色煞白，忙问我什么事，我只说了一句:“我要回大陆老家!”就再也说不出话来。那是1996年的12月份，天气冷得让我这个在台湾待惯的人有些受不了。我和太太同时赶赴台北机场，只不过她飞美国，因为儿子订婚的喜帖都发出去了，日子不能再改，而我飞往香港再转道北京回河南老家。与几年前相比，老伴已经完全变了样，人瘦得脱了形，癌细胞已经扩散到肺上，她喘息起来特别吃力，而且，吐痰总带着血丝。见到我她仍要挣扎着起来给我做饭，我哭着拉着她的手说:“老伴啊，为什么身体这个样子不跟我说一声，说好你要把身体养好，等着我回来，可你怎么会变成了这样?”女儿见到我只知道哭，为了母亲的病，她已经倾家荡产，儿子要结婚的家具都让她卖了。可是，即使这样女儿也没有开口向我要一分钱，这让我更觉得有说不尽的歉疚。到家的第二天，我就从县城找来了出租车，我一定要送老伴到省城医院去检查和治疗，我不相信才这么几年，一向健壮的老伴就不行了。可老伴躺在床上一直摇头，让我把出租车打发走，她喘息着对我说:“明礼啊，你回来了，我走得也就安心了。我自己的病我知道，也就熬这几天了，你原先说再回来就不走了，就陪我在家里待着，哪里也不去了，这是真的吧?这次回来你不再走了吧?”看着老伴眼里的希望，我很干脆地答应她，“是啊，老伴，我这次回来不再走了，我就这么在家里陪着你，你安心治病，等好了，我带你出去转转，你也该享享福了。”见我说得这样肯定，老伴高兴了，可她连笑的力气也没有了，只得干咳了几声，又咳出一些带血丝的痰来。我怕她自己看到，忙上前给她擦干净，她很温顺地那么歪着头，等着我给她把嘴边的痰迹擦干净。触摸到老伴的脸庞，我突然想起这是我们几十年后相聚以来，最亲热的举动。可我们是夫妻啊，是行了大礼拜了天地，生育了两个孩子的夫妻，几十年的分离让我们变得连陌生人都不如。心里一股热乎乎的东西直往我喉咙里拱，我忍不住把脸贴着老伴的脸哭了起来。老伴啊老伴，盼了几十年的团聚，没想到竟是这样的凄惨，我们这是为了什么啊!我回到家里的第二个星期，老伴就有些神志不清了，她一会儿认得我，一会儿又不认得我，让我守着她心里受尽了折磨。最后那天晚上夜里1点多，老伴说要喝水，我忙起来给她倒了一碗水，可她连看都不看，就说心里难受，想让我开开灯，看看我。听她这样说，我知道她又认得我了，我高兴地以为也许老伴熬过这几天就会好一些。可是老伴眼里的光彩在明显地减退，在最后一刻，她竟笑了:“永兰她爹，你真的回来了，不再走了，这是我这一辈子最高兴的事儿，我等了一辈子总算没白等，你年纪大了，有女儿照顾你，我也放心了。只是你回来了，我又要走了，咱俩这辈子只有到了地下再团圆了。”自从我第二次回到老家，老伴气都喘不匀了，从来没有力气跟我说这么多的话，我知道不好了，果然，她说完最后一句话，用力地捏了我的手一下，像是在跟我告别，又像是在跟我道歉，“对不起，我先走一步了。”老伴安详地闭上了眼睛,她最后留给我的笑容永远刻在了我的脑海里。半天，我握着老伴的手不相信她真的离开了我。直到她的身体开始凉起来，我才抱着老伴哭了起来，可无论如何，她走了，不会再回来了。给老伴处理完了后事，我搬到了女儿家中住了几天，可我天天都会想起老伴临终前给我的那个笑容，她对我说的那些话。我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身体很快就垮了下来。后来在县医院治疗一段时间，我觉得再这样下去我就回不了台湾了。我一个人也就无所谓了，可那边的太太还在等着我，我不能半道上再扔下她，这种痛苦我已真的不能够再承受了。女儿一直很懂事，她一边给我治病，一边跟我太太联系，希望“阿姨”能从美国过来陪我回台湾治疗。等我的身体稍好一些的时候，太太也从美国飞过来，我们准备好了回台湾的行程。临走我又回老家给老伴扫了扫墓，那正好是冷的时候，我冻得心都缩了起来，眼泪冰凉得像一条蛇。我对老伴说，对不起啊老伴，我还是要走了，我不能再扔下这个老伴不管啊。但是你放心，我死了，一定让儿子把我的骨灰送回祖国内地，与你埋在一起，那是我们真正的团圆。1998年，孙子出生了，我和太太正式移居美国,因为两个儿子都在这儿，我们两个老人在台湾孤零零的，也没有人照顾。其实，到了这儿也孤独得很，我跟太太住在中国城，而儿子他们住在白人社区。有时候十天半个月的才见一次面，平时只通通电话。我孤独极了，很想念祖国，可又不能一个人回去。一直觉得自己作为老兵来说还算幸运的，可没想到晚年仍是这么凄凉。有时候我想，要不是这场分离，我是不是在老家也该子孙满堂，安享晚年了?在美国虽说物质上丰富一些，可毕竟这是异国他乡，咱待着真是不踏实啊!可我儿子总说我乡土观念太重，说入了美国籍就是美国人了，这儿就是自己的国家。我无法认同儿子的话，肤色跟观念是一起的，这跟入了哪国的国籍没有太大关系，国籍可以改变，可有些东西是无法改变的，譬如咱们是中国人，这一开口就能说到一块去，因为咱们是同一个祖先。我这一辈子对不起我的老伴，这种终生的痛只有死的那天才可以解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