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以来,以市场为导向的制度创新已成为提高出口产品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是中国对外贸易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关键与产权保护、契约实施等相关的法律法规是最重要的制度,可减少生产中的不确定性,促进企业专用性资产的投资,为技术的研发和应用提供保障。
从依赖“人口红利”转向挖掘“制度红利”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挥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主动融入以跨国企业为主导的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参与到市场和核心原材料在外的国际分工体系,带动了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增长。
但从总体上看,中国制造业位于国际分工体系的价值链低端环节,不仅获取的分工利益有限,而且风险抵抗能力也较弱。随着国内劳动力价格不断上涨,中国进出口贸易所依靠的“人口红利”优势正逐渐消失,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带来的问题显现。
那么,如何提升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这必然成为当下亟待解决的问题。
中国正处于经济与制度转型时期,不同省份财税竞争比较激烈,使得各地区出现地方保护与市场分割现象,扩大了地区之间制度质量差距。
此外,尽管法律是全国统一的,但各省份在经济发展水平、历史环境、要素禀赋、行政管理体制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且存在大量补充性法规,导致各省份制度实施效率和激励情况的差异较大，这将进一步加深地区之间的制度质量差异。
以契约实施情况为例,东部地区解决合同纠纷的时间最短,成本最低;东北地区的时间最长,而中部地区成本最高。研究表明不同地区之间存在的制度质量差异,是导致不同地区企业生产率差异的主要原因。
进一步地,制度质量将显著影响不同地区的比较优势。而与契约、产权保护等相关的法律法规是最重要的制度。
产权保护和契约实施制度质量将促进企业专用性资产的投资和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保障,降低企业交易成本,提高产品附加值,进而实现制造业企业国际分工地位的提升。
国际分工地位较高的企业倾向于出口附加值较高的产品,而完善的地区制度质量会进一步强化国际分工地位对出口的推动作用。
新形势下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亟待提高
中国制造业正面临两大挑战:一方面,新兴国家为提升产业竞争力而降低生产成本,较多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已转移至越南、印度等国家;另一方面,欧美发达经济体提出为振兴工业而开展的重组国家资源战略,这将促使高附加值制造业向国内转移,同时约束企业将资金投向中国高技术企业。
由此,新兴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从两个方向给中国制造业企业造成压力。尽管如此,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的独特地位决定了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短期内不会受到实质影响。
这将倒逼企业提高技术创新水平,加大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补短板工作力度,以提高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
中国制造业规模居全球首位,参与全球化生产的范围很广,成为驱动全球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在多项高技术产业领域“领跑”,奠定了中国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基础。
但也要认识到,同欧美等制造强国相比,中国制造业创新能力不强、基础较弱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存在较多加工组装的制造业体系,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劳动力市场供需不平衡,劳动力成本持续上涨,其他要素价格也在上涨,这加速了比较优势的消失。
中国原有的国际分工优势遭受明显削弱甚至丧失,根据世界银行统计,2018年中国人均工资是印度的4.86倍,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劳动力成本优势正逐渐消退。
制造业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泉
中国经济正处于放缓经济增速、调整经济结构、消化刺激政策以及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阶段,同时随着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经济发展总方针的提出,经济发展的特征体现为持续稳定的增长,优化农业、工业以及服务业的结构,提升经济发展质量等。
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发生巨大变化,一国经济高质量增长,不仅与该国经济结构相关,更取决于不断变化的国际经济大环境。
制造业兴盛则国家兴盛,制造业强大则国家强大,制造业是一国经济发展的根本源泉。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体,制造业是国家竞争力的核心,是人们富裕、民族昌盛、国家强大的根本和后盾。制造业由“制造”向“智造”的转型,是抢占经济发展最高点,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实现制造强国的目标。
增强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是实现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提升的唯一途径。在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制造业高质量增长是基础,而高质量增长的内涵是借助技术创新、人力资本等高端要素,达到最佳生产效率,进而实现价值链的升级。
作为工业的主要组成部分,制造业应该由“粗放型”升级为“智能型”,
进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变得日益复杂。分析并总结近年来中国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的现状,得出以下三点重要发现。
首先,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是不断提高的,但仍处于国际分工体系的低端环节。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而言,总体来看,2000-2014年,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保持持续上升态势,全球价值链前向参与度呈缓慢上升态势。
全球价值链后向参与度则逐渐下降,且全球价值链后向参与度始终大于前向参与度;对制造业出口国内增加值占出口额比重而言,中国制造业总出口国内增加值占出口额比重呈先下降后上升的变化规律。
中间品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呈先缓慢下降后缓慢上升的变化规律,最终品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呈持续下降的变化规律,且最终品出口国内增加值占出口额比重始终高于中间品的比重。
其次,劳动密集度较高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最高,通过充分发挥自身比较优势,可实现国际分工地位的持续增长。
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和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最高的5个行业大多为劳动投入比例较高,而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和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最低的5个行业大多为资本投入比例较高。最后,不同所有制、不同所属地区以及不同贸易方式企业国际分工地位的差异比较显著。
对制造业出口国内增加值占出口额比重而言,民营企业、西部地区企业以及一般贸易企业的出口国内增加值占出口额比重较高;对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指数而言,国有企业、西部地区企业以及一般贸易企业的国际分工地位指数较高。
此外,本文通过考察地区制度质量与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的总体和区
域相关性特征发现,地区制度质量与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呈现正相关关系。这表明随着地区制度质量的完善,中国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也在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