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初，一场关乎中国农村发展方向的重大会议在郑州召开。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王任重，与其他几位高级领导人一起，参加了这次由毛泽东主席主持的会议。会上，毛主席提出了一系列纠正＂共产风＂的主张，然而，这些主张却引发了与会者的强烈反响。王任重在日记中写道：＂这次主席谈话，我们几个人跟他唱反调。＂这句话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故事？这次会议对中国农村的发展又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让我们一起走进这段尘封已久的历史，揭开那个时代的神秘面纱。
一、第二次郑州会议的背景
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给中国农村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在全国范围内掀起的大办钢铁、大办公共食堂等热潮，导致农业生产严重受损，粮食产量大幅下降。许多农民被动员参与各种生产运动，无暇顾及农田管理，加之自然灾害频发，不少地区出现了严重的粮食短缺问题。
面对农村的困境，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深感忧虑。他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农村的真实情况，并对如何解决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在总结＂大跃进＂教训的基础上，毛泽东逐渐意识到，必须对农村政策进行调整，纠正＂共产风＂的错误倾向，恢复农业生产秩序。
为了讨论农村问题并制定新的政策方针，中共中央决定于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在郑州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第二次郑州会议＂。这次会议由毛泽东主席亲自主持，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等高级领导人悉数参加。会议地点选在郑州，一方面是因为河南是农业大省，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让与会者深入了解农村的实际情况。
会议召开前夕，毛泽东对即将讨论的问题进行了认真准备。他仔细阅读了大量关于农村情况的报告和材料，并与身边的工作人员进行了深入交流。通过这些努力，毛泽东对农村面临的困难有了更加全面和深刻的认识，也更加坚定了推动政策调整的决心。
与此同时，即将参加会议的各位领导人也在为会议做着准备。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曾参与＂大跃进＂运动的决策和实施，对农村出现的问题感到十分困惑和不安。他们期待着在会议上听取毛泽东的意见，共同探讨解决问题的方案。
1959年2月27日，怀着各自的思考和期许，与会者陆续抵达郑州，＂第二次郑州会议＂正式拉开帷幕。这次会议注定将在中国农村发展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对农村的前途命运产生深远影响。
二、会议上的争论与分歧
1959年2月27日，随着毛泽东主席的致辞，第二次郑州会议正式开始。毛泽东在讲话中直截了当地指出，当前农村存在着严重的＂共产风＂问题，表现为平均主义盛行、瞒产私分现象普遍。他强调，必须坚决纠正这些错误做法，恢复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推动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毛泽东的讲话犹如一颗重磅炸弹，在与会者中引发了强烈反响。一些领导人对毛泽东的观点表示赞同，认为＂共产风＂确实对农村生产造成了严重损害，必须采取果断措施加以纠正。但也有不少人对此持有不同意见，他们认为＂共产风＂是社会主义集体化的必然产物，是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必经之路，不应轻易否定。
争论很快在会场上展开。持反对意见的领导人纷纷发言，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有人认为，在人民公社的框架下，统一种植计划和集中管理是必要的，否则就无法实现农业现代化。还有人担心，一旦放松对农村的管控，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就会抬头，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就会受到冲击。
面对这些质疑和反对意见，毛泽东没有正面回应，而是让大家先充分发表自己的看法。他静静地听着每一个人的发言，不时在笔记本上记录着什么。会议室内的气氛变得越来越紧张，争论的声音此起彼伏，一场激烈的思想交锋在上演。
王任重等几位高级领导人也参与了讨论。他们一方面认同毛泽东对＂共产风＂危害的判断，另一方面也对政策调整可能带来的风险感到担忧。在发言中，他们试图在两种观点之间寻找平衡，提出一些折中的建议，但似乎难以说服持不同意见的人。
随着讨论的深入，与会者的分歧越来越明显。支持毛泽东观点的人认为，必须尊重农民的意愿，给予他们更多的生产自主权；而反对者则坚持要维护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防止出现＂资本主义复辟＂。双方各执一词，争论越来越激烈，会议一度陷入僵局。
面对这种局面，毛泽东决定暂时中止讨论，让大家先回去好好思考。他要求与会者认真学习他的讲话，深入分析农村的实际情况，在此基础上再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同时，他也表示，自己会虚心听取大家的意见，共同探讨解决问题的办法。
会议第一天的争论，反映了与会者在农村政策问题上的重大分歧。这种分歧不仅仅是对具体问题的看法不同，更反映了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的认识差异。如何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同时，又能够解决农村生产中的实际问题，成为摆在与会者面前的一道难题。
三、毛泽东的思想转变过程
会议第一天的争论，让毛泽东深刻意识到，要推动农村政策的调整，必须先统一与会者的思想认识。他知道，这需要一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毛泽东多次召集会议，发表讲话，与大家进行深入交流，努力消除分歧，达成共识。
通过与与会者的交流，毛泽东逐渐意识到，自己在会议前对农村问题的认识还不够全面和深入。他虚心听取了大家的意见，并结合自己在农村调研时的所见所闻，对农村的现状有了更加准确的判断。他认识到，＂共产风＂问题的根源，不仅仅在于政策的失误，更在于人们思想观念的偏差。
为了纠正这种偏差，毛泽东在会议期间多次发表讲话，系统阐述自己对农村问题的新认识。他指出，社会主义建设必须遵循客观规律，尊重农民的意愿和利益。过度强调集体经济，忽视农民的个体需求，只会适得其反，导致农业生产的停滞和倒退。他强调，要坚持＂三个主体＂的原则，即以农业为主体、以农民为主体、以农村为主体，切实解决农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在讲话中，毛泽东还对自己在＂大跃进＂中的一些决策进行了反思和自我批评。他坦诚地承认，自己对农业生产规律认识不足，对农村的实际情况了解不深，导致在政策制定和执行中出现了偏差。他表示，要以这次会议为契机，深入总结经验教训，推动农村工作的改进和完善。
毛泽东的自我批评，展现了一位伟大领袖的胸怀和气度。他没有回避问题，而是勇于承担责任，以身作则，带头纠正错误。这种态度感染和鼓舞了与会者，大家纷纷表示要向毛主席学习，以更加务实的态度对待农村工作，切实解决农民的实际困难。
通过几天的讨论和交流，毛泽东的思想得到了进一步升华。他更加坚定了推动农村政策调整的决心，也更加明确了调整的方向和重点。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一系列具体措施，包括恢复农民的家庭经营权、下放生产管理权、完善农产品价格政策等，为下一步工作指明了方向。
毛泽东思想的转变，是一个循序渐进、不断深化的过程。他没有固步自封，而是始终保持着与时俱进的精神，根据实践的发展不断丰富和完善自己的认识。这种思想的开放性和创新性，是他能够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
四、与会者思想的逐步转变
在毛泽东的引导和感召下，与会者的思想也开始发生转变。起初，他们中的许多人对毛泽东提出的政策调整持有疑虑和担忧，担心改变既有的农村管理体制会带来新的问题和风险。但随着讨论的深入，大家逐渐认识到，毛泽东的分析是建立在对农村实际情况深入了解的基础之上的，他提出的措施切中了当前农村工作的要害，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可行性。
王任重等人是最先转变观念的一批领导人。他们在会议前就对农村的困难有所了解，但对如何解决问题还没有形成系统的思路。通过与毛泽东的交流和讨论，他们逐步理清了思路，认识到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农村的管理体制，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才能推动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但是，思想的转变并非一蹴而就。在会议的前几天，王任重等人虽然认同毛泽东的观点，但在具体问题上还存在一些困惑和疑虑。他们担心，放松对农村的管控会不会导致农民的自发性过强，影响集体经济的发展？在分配问题上，如何既保证农民的利益，又维护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原则？面对这些问题，他们一时难以找到合适的答案。
转折点出现在会议进行到第三天的时候。那天中午，王任重在午休时做了一个短暂的梦。在梦中，他仿佛回到了家乡的农村，看到农民们在田间劳作，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这个梦让王任重豁然开朗，他意识到，农民的幸福才是农村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任何脱离农民利益的政策，都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
下午的会议上，王任重主动发言，谈了自己的思想转变过程。他说：＂通过这几天的学习和讨论，我对农村工作有了新的认识。我们过去在农村工作中存在一些偏差，主要是没有充分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没有真正从农民的利益出发。毛主席提出的政策调整，符合农村的实际情况，符合农民的根本利益，我完全赞同。＂
王任重的发言，代表了与会者思想转变的普遍趋势。大家纷纷表示，要以这次会议为新的起点，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作风，切实把农村工作做好。一些原本持有不同意见的领导人，也逐渐放下了思想包袱，开始主动支持和拥护毛泽东的决策。
与会者思想的转变，是一个凝聚共识、形成合力的过程。通过充分的讨论和交流，大家的认识逐步趋于一致，形成了推动农村政策调整的强大合力。这种合力，不仅为会议的顺利召开提供了思想基础，也为下一步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当然，思想的转变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要把思想转化为行动。在会议结束后，与会者回到各自的工作岗位，开始着手落实会议精神，推动农村政策的调整和改革。这个过程虽然困难重重，但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在广大农民的积极参与下，农村工作逐步走上了一条健康发展的道路。
五、会议对中国农村发展的影响
第二次郑州会议是中国农村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会议确立了调整农村政策的基本方针，为此后一系列农村改革措施的出台奠定了基础。这些改革措施，对中国农村的发展产生了深远而积极的影响。
会议后，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共中央及时制定了一系列文件和决议，对农村工作进行全面部署。1959年4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当前农村工作的紧急指示信》，提出了纠正＂共产风＂、缩小集体所有制规模、恢复农民家庭经营等一系列政策措施。这些措施的实施，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推动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在人民公社管理体制方面，会议决定赋予生产队更多的自主权，将生产队确定为基本核算单位。这一变革，使得农民能够更直接地参与到生产管理中来，极大地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与此同时，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探索和实施，让农民重新拥有了一定的生产资料，可以根据自家的实际情况安排生产，这进一步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热情。
随着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农民的生活也开始逐步改善。粮食产量的提高，使得农村的食品供应变得更加充足，农民不再像过去那样经常面临吃不饱的问题。农民收入的增加，也让他们有能力改善自己的居住条件，添置一些生活用品，生活质量得到明显提升。
会议对农村政策的调整，不仅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也为工业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农业的恢复，为工业提供了充足的原材料和广阔的市场，促进了工业的快速发展。同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释放，为城市工业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资源，推动了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加快。
从长远来看，第二次郑州会议对中国农村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会议确立的农村工作方针，成为此后一系列农村改革的基本遵循。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中国农村进行了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改革，这些改革措施的出台，都是以第二次郑州会议为起点的。可以说，没有第二次郑州会议的召开，就不会有后来中国农村的改革和发展。
当然，会议后的农村工作并非一帆风顺。在政策执行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偏差和问题。一些地方在推行改革时，存在畏难情绪，不敢大胆尝试；有的地方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过度强调个人利益，忽视了集体经济的作用。这些问题，都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加以解决和完善。
尽管如此，第二次郑州会议对中国农村发展的积极影响是不容忽视的。会议开启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大门，为中国农业的现代化发展指明了方向。这次会议，不仅属于与会者，也属于千千万万的中国农民。正是在党的领导下，在广大农民的积极参与下，中国农村才能不断探索前进，走出一条符合自身特点的发展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