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新中国为开国将领授勋授衔，绝大数将领得到相应的勋章和军衔，但也有个别将领认为自己的军衔或者勋章授低了，如王兆相少将，在授勋时认为自己应该三枚一级勋章，可独立自由勋章给他授予二级。
王兆相是陕北红军出身，如果按参加革命时期来说，是一位老资格；如果从参军来说，相比大多数将领显得晚了几年。
在大革命时期，就受到哥哥的影响，从事革命活动。
哥哥王兆卿比他大一岁，在1925年已经成为党员，在1924年考入绥德省立第四师范学校读书。
这所学校不简单，李子洲等人创建绥德特别支部，并在当地很多学校培养大批共青团员和党员。其中，绥德县省立第四师范、米脂三民二中、榆林六中、延安四中、瓦窑堡第二高小等学校都有不少团员、党员以及积极分子，如李赤然就是绥德师范毕业，也在这里接受革命思想，此外还有刘澜涛、安子文、张德生、张达志、贺晋年等人。
此后，农民运动兴起，他带同学们深入绥德一带农村搞宣传、做调查，创建农民协会。
后来去国军多支部队做兵运工作，在30年代初拉起一支武装力量，榆林的西岔河被国民党军打散。他千辛万苦把找到的几位指战员带回神木南乡。1932年参加谢子长领导的起义，成立红军陕甘游击支队，而且并没有参加，而是继续负责地方工作。
1933年，由于奸细告密，王兆卿等人被捕就义。
对于哥哥参加革命，1928年他作为榆林中学学生也成为党员，长期从事地下工作。1932年，陕甘宁游击队成立，担任骑兵大队支部宣传委员，后担任26军警卫队长。此后的他担任支队队长、团长、陕北红军独立师师长，参加创建神府根据地。
抗日战争爆发后，陕北红军为主的部队改编为留守兵团警备部队，他担任团长，负责保卫陕甘宁边区的安排。后调回延安学习。
随着前线需要干部，他被调山东纵队担任1支队副司令员，后改为鲁中军区第二分区司令员，清河军区分区司令员等等。
解放战争时，他所在的渤海军区分区，改编为独立旅，担任旅长、7师21旅旅长。后被调任晋察冀工作，又调任东野6纵师长、辽北军区分区司令员、49军师长、衡阳军分区司令员。
新中国成立后，在评级时，根据他在解放战争时期的职务，被评为准军级。
当时的评级比评军衔考量少一些，主要考量新中国成立前解放战争担任职务，以及战绩。解放战争担任正军职，一般评为准兵团级、正军级，副军职一般评为副军级，准军级就有点意思了，并非所有师级都会评为准军级，要考量战绩与资格，他的资历不低，因此评级也要比一般性的师长高一点，准兵团也是一样。
可是在1955年，授勋授衔时，他被授予一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授予少将。对军衔，他没有异议，毕竟准军级前面还有副军级、正军级。可对独立自由勋章有异议。
一般情况下，获得二级独立自由勋章是抗战时期团、营级干部；旅以上职务可以授予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他在抗日战争时，担任山东纵队1支队副司令员，平级对应就是副旅长；后调任鲁中军区、清河军区、渤海军区下属分区司令，分区司令员，平级对应旅长。
因此，他是符合授予一级独立自由勋章的，可在授衔授勋仪式，授予一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本来是有些想法的。然后想想，也就算了，在二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中，无数先烈牺牲，自己身边牺牲的战友，又得到什么呢。没有考虑申诉言明，坦率接受二级独立自由勋章。
在血与火的战争年代，指战员们哪里会因为职务高低而革命，参加革命的初衷就是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如今心愿已达成，并没有什么遗憾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