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七年，在成都教书的李淑一，偶然在报纸上看到毛主席诗词发表的消息，勾起了对往事的回忆，于是写信向毛主席索要一首旧词。
毛主席重填了一首《蝶恋花·答李淑一》，寄给了李淑一。一年之后，这首词被选入《毛主席诗词十九首》在国内发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由于这首词的内容涉及毛主席、杨开慧二人的爱情故事，以及杨开慧、柳直荀为革命事业牺牲生命的史实，因此一经问世，便在群众中造成了很大的反响。
作协的周振甫、上海文学院的董乃斌等人一致认为，《蝶恋花·答李淑一》在创作风格上把中国的游仙诗与悼亡词结合起来，既有突破，又有创新，是一首值得称道的浪漫主义佳作。
第二年的春天，身在海外的胡适，也读到了这首《蝶恋花·答李淑一》，但是他对这首诗的评价却十分糟糕。
胡适在自己的日记中说：“看见大陆上所谓的‘文物出版社’刻印的毛泽东《诗词十九首》，真有点肉麻！其中最末一首就是‘全国文人’大捧的《蝶恋花》词，没有一句通的。”
然后胡适把毛主席原词在日记中抄写了一遍，并指出这首词存在的问题。胡适说：“我请赵元任看此词押的舞、虎、雨，如何能与‘有’韵字相舞押。他说，湖南韵也无法如此通韵法。”
原来中国的填词，其实也是讲押韵的。这首《蝶恋花·答李淑一》上阕每一句句末的字，即柳、九、有、酒，全部都是押在“有”韵上的，而下阕只有第一个字“袖”，属于“宥”韵。
根据中国填词的传统，“有”与“宥”算是邻韵，所以可以“通押”。然而下阕的舞、虎、雨押的却是“麌”韵，这显然是不符合填词规则的。
中国古代文人在创作诗词时，有时候也并不会一韵到底。有部分词牌可以在中途“换韵”，这种需要“换韵”的词，一般字数都很多，但是《蝶恋花》不在此列。
如果是“换韵”的话，应该从下阕的第一个字起就换，没有只换最后三个字韵脚的道理。填词不押韵，看上去的确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然而这首词问题，毛主席本人是知道的。
事实上，毛主席在这首词发表之时就曾经作出过解释。一九五八年线装本《毛主席诗词十九首》出版时，毛主席在前言中就写了一句：“上下两韵，不可改，只得仍之。”
这一句话不知道是胡适粗心没有看，还是因为在海外看了“盗版”，上面没有这一句。为了挑刺，胡适专门找语言学家赵元任来检查这首词，最后挑出来的，不过是押韵方面的问题。
李白、杜甫的诗其实也有不合格律，读起来不那么押韵的呢。何况毛主席不想改那三个字的韵脚，并不是他不能改，而是他不想改。
至于不想改的原因很简单，文学创作还是要以内容为重。填词要传情达意，不能为了押韵而押韵，最后损害了作品本来想要传达的意思。
就算《蝶恋花·答李淑一》在押韵上不完美，但是这与胡适所说的“没有一句通的”，也扯不上关系。我们说一首填词“通不通”，肯定说的是文义的通顺，以及遣词造句的准确。
胡适说了半天，也没有说出来《蝶恋花·答李淑一》到底哪里不通顺，所以他只不过是胡说八道，发泄心中的不满罢了，毕竟那填词的人是“他从前的学生”。
毛主席与胡适见面的时间比较早，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毛主席经恩师杨昌济的介绍，在北京大学当图书馆管理员。当时胡适刚好从海外归来，在北大当哲学教授。
胡适因为搞白话文运动而闻名全国，当时算是中国文人们的精神领袖。毛主席早听说了他的大名，想与他结识，但是胡适完全没把那时的毛主席看在眼底。
一九四五年，胡适的大弟子傅斯年访问延安的时候，毛主席和他聊了很多在北大的往事，分别的时候毛主席就托傅斯年向胡适问好。
胡适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人正在美国。当时毛主席已经坐专机从延安飞到了重庆，要和蒋介石谈判，胡适知道之后就来劲了。
为什么呢？原来胡适自从搞完“白话文运动”以后，就一直没有再专心搞学问了，他一门心思要在国内“搞政治”。
一九四五年，日本战败投降以后，国共二党在未来到底该怎么相处，就成了中国政坛眼下最重要的事情。
胡适得知毛主席要去重庆与国民党“和谈”，于是就从美国拍了一封超长的电报去延安，希望毛主席能听从他的意见，顺着他的政治意图去处理谈判事宜。
这样一来，胡适的参政梦想就算是达成了。然而非常不巧的是，当他的电报发出的时候，毛主席已经抵达重庆了，所以并没有看到胡适的电文。
事实上，就算是看到了，毛主席也不可能同意胡适的意见。这主要是因为，胡适当时在电报中提的要求比较“奇葩”。
作为一个文学家兼哲学家，胡适的人生算是相当成功的，然而他当政治家可是说是非常不合格的。
胡适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兼“全盘西化论”的拥护者。他早年留洋的时候，一直在思考要怎么救中国。
最初，胡适也考虑过共产主义，还亲自跑到莫斯科去考察过，但是他最后却选择了倒向了美国式的所谓民主政治。
所以胡适希望共产党主动放下武器“投降”，自愿作为中国的“第二政党”，然后接受国民党的管理。并在不久的将来，和国民党一起参加“竞选”，效法美国实现“两党轮换执政”。
但是蒋介石明摆着就是一个“独裁者”，共产党一旦放下武器，那就只有死路一条。总而言之，因为胡适提出的要求太过于不切实际，中共方面最后没有给他回信。
没想到胡适却因此非常生毛主席的气，后来北平要和平解放的时候，毛主席专门派人去接胡适，结果他已经接受蒋介石的委托飞去了美国，去当国民党的“说客”去了。
胡适到了美国以后，经常借着在大学讲课的机会抨击中国共产党。一面说共产党的坏话，一边往蒋介石的脸上擦粉。把蒋介石吹得云里雾里，很是受用。
所以没过几年，蒋介石就把胡适请回了台湾。不但亲自到机场用最高规格的礼仪迎接他，还专门批了一块地给他盖别墅。
哪知道胡适到了台湾，跑去和他朋友搞了一个叫《自由中国》的杂志。这个杂志天天批评国民党这不对、那不对，把蒋介石也搞生气了。
这个时候蒋介石才知道，胡适在外面替自己讲好话，并不是因为真心拥护国民党，拥护他蒋介石，其实单纯因为看不惯共产党罢了。
胡适想自成一派，你让他自己搞一个政党，建立一支军队，他又没有那个魄力。于是他就想搞一个独立于政府之外，不受约束的媒体，天天乱骂，美其名曰监督。
蒋介石认清了胡适的“真面目”之后，有一次就趁胡适去美国“游说”的空当，把他和朋友办的那个《自由中国》一锅端了。
胡适再回到台湾一看，好家伙，他的好朋友已经坐牢去了。再加上当时他年纪也大了，也不敢再多说什么了。
前面说了这么多，各位读者一定想问，这些事情和胡适批评《蝶恋花·答李淑一》到底有什么关系呢？其实是有关系的。
因为一九五九年的胡适，是一个非常失败的政客，而当年那位曾经被他看不起的学生——毛泽东，却是一个伟大的领袖了。
因为他领导的共产党在大陆开天辟地，建立了一个新的政权，而他本人在国内也受到了万民的景仰。非但如此，就连他写的诗词，也受到了万民的追捧。
其实胡适当年搞文学的时候，也写过诗。为了推广白话文，他曾经写了一首非常有名的白话爱情诗《蝴蝶》：
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这首诗就写得“没有哪一句不通”，然而得到的评价却非常低。甚至成为中国诗歌“白话化”失败的案例，遭到不少人的嘲笑。
不认同共产党没关系，本来当初胡适去台湾后，只要和蒋介石搞好关系，在台湾还是能混得风生水起。
可是胡适偏要特立独行，让蒋介石下不了台。所以胡适无论是作为一个文人，还是政客，都是失败者。
遥想当年，胡适成名的时候，毛主席不过是北京大学的一名图书管理员。哪里知道三十多年以后对方功成名就，誉满天下，自己却越混越回去了，所以你说他能不嫉妒毛主席吗？
张爱玲说：出名要趁早。她在二十三岁的时候成名，结果后来一生中的成就，在二十三岁这一年就到了头了。
胡适二十五岁的时候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从那以后，他的一生里做过的所有事情全部加起来，都没有这件事有意义。
“文人相轻”，政客也相轻。胡适因为傲慢与偏见看不惯毛主席，最后单说他一首词《蝶恋花·答李淑一》“没有一句通的”，已经算是“嘴下留情”了。
毕竟胡适骂了共产党几十年，早就已经发展到即使只是看见“毛泽东”三个字，都会浑身不自在的地步。
一九六二年，一直在台湾坐“冷板凳”的胡适去世了。这下可把蒋介石给高兴坏了。蒋介石还写了一副对联来讽刺胡适说：“新文化中旧道德之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之师表。”
其实蒋介石就是说胡适是一个站在新旧思想之间的“骑墙派”，他一生搞政治，“不中不西，不古不今”，最后一事无成。
参考资料：
《毛泽东诗词全编笺译》，编著：徐四海，《东方出版社》，2017.2；
《毛泽东诗词鉴赏》，编著：田秉锷，《上海三联书店》，201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