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
1986年夏天，一支由150名中国人、100名意大利人、20名英国人和30名翻译组成的团队，在贝导带领下进入故宫。这比当时国内任何一个摄制组人数十倍还要多。与此同时，一辆辆老爷车从意大利送来，随时等着入镜。这些古董车被送到片场时，直接给中方工作人员看呆了。
在北影化妆间里，一个50人组成的由意方培训的化妆组，这时啥都不干，负责给登基大典的戏中2000名官兵编辫子。光头发的原材料，就用了2200磅。任务是两小时内编完。出演官兵的这2000人，是附近驻扎的解放军。他们是被官方调来的，每个人都要剃光头，可以拿到30元的报酬。
整部戏的群演是多少人呢？1.9万名。光一个晚清街景，就找了上百人。为此，服装组严苛考究服饰、质感。为了给衣服做旧，在北影院内架起了一口直径两米的大锅，每天就熬布料、染色。开拍第一天，陈凯歌跑去现场凑热闹，看到一帮乞丐衣物做得如此逼真，一个劲儿地念叨：
“我操，我操，太牛逼了。”
至于主演们的衣服，更加考究、华丽。后来电影拍完，直接在罗马办展。
「服装美到爆」
除了化妆、服装，对剧组更重要的，就是饮食。为此，剧组又请了一堆意大利厨子来，陆续送来22000瓶矿泉水、450磅意大利咖啡、250加仑橄榄油和4500磅面粉，给外国员工弄西餐。中方演员吃不惯，就用笼屉运来一笼又一笼包子。令北影厂人诧异的是，剧组居然有个工种叫茶水工，专门负责甜点、咖啡，实在太会享福。大家深刻体会到了资本主义的腐朽。
1986年6月，在北影搭建的仿清建筑群中，贝导带着摄制组召开了开机典礼和记者招待会，认真回答到场记者提问。这是中意官方合作项目，来的中外记者多达100人。开机典礼的座上宾，有《我的前半生》合著者李文达和溥仪的亲弟弟溥杰。会开到一半，年事已高的溥杰就睡着了。
电影拍的第一场戏是清末街景。北影搭的景，之前拍过《骆驼祥子》。陈凯歌一大早就去了。想看看老外怎么拍片的。那天他气色不太好，头一夜跟贝托鲁奇商业互吹了大半宿，喝得眼睛都肿了。看完热闹，凯歌就回去背词儿去了。第二天晚上有他的戏，英文台词巨长。
电影开头，穿着一身铠甲宣读诏书的那个队长，就是他。后来，他沦落为一个看守紫禁城的门卫。在阻拦溥仪时，流露出同情的眼神。凯歌自学过英语，但诏书上的生词儿实在太多了。拍的时候，NG了无数次。
「“立正——！”」
慈禧驾崩的戏，是在北影最大的摄影棚拍的，1700平米。贝托鲁奇没有参照现实，而是搭了一个极度魔幻的场景。一堆盘龙柱，人物参考中国历代服饰。演慈禧的卢燕看了说，大哥，你这咋回事啊，慈禧审美可没这么low啊，怎么可能死在这么个地方。最后贝托鲁奇不耐烦地说：
“Lisa，你只是演员，我才是导演。”
实话说，这场戏后来遭到无数中国人的诟病。我第一次看《末代皇帝》，就是被这个场景劝退的，觉得也太西方猎奇视角了。著名文物专家、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朱家溍去探班时，被这布景吓了一跳。还在《文汇报》发文说，电影是在创作，可也不能太离谱，有些布景过于夸张，实在无法理解。
当时，卢燕身上的戏服，多达50磅重，所有刺绣都由蜡雕刻，然后铸铝，最后再镀金。据说拍完这场戏，卢老师就累倒了。
全片最具挑战性的戏，自然是登基大典。连贝托鲁奇本人都要借酒壮胆。
前面说了，为这场戏，准备了好久，钱也砸了不少。这是全片最大的场面。还得用上太和殿。也是迄今为止唯一在太和殿拍的电影镜头。拍摄时，已是秋高气爽的10月。太和殿广场外停了不少出租车，全是拉演员的。2000名官兵入场，跟着中戏的老师学怎么磕头，一组又一组地排练。
太和殿里不许架设备，不能拉电线、放推车，只能用斯坦尼康。小演员理查德·尤很不好对付。贝托鲁奇每次让他做啥，他偏不做。为了“引诱”他演戏，贝导只好不断用脖子上的取景器讨好他。每次拍完戏，都让他玩那个。
拍戏这天，这孩子怎么都不配合，搞得贝导头都大了。最后只好把他妈叫来，站在斯坦尼康边上，一步一步哄着他，才把登基大典拍完。
「来自国际大导的贿赂」
那段时间，贝托鲁奇精疲力竭，觉都睡不好。又是喝中医开的特效药，又是拉一个汉学家给自己做背部按摩。一旦工作起来，老贝就十分忘我。一天工作10个小时是常事。贷款压力大，计划在半年内拍完电影，必须赶进度。可北影厂那边呢，还是计划经济，对这个没概念。托马斯常在片场大叫，说你们得工作了。片子只要多拍一天，就不知道要多花多少钱。
宁瀛回忆，她进过很多国外摄制组，意大利人的水平最高。做起事来十分严谨，拍片节奏跟打仗一样。后来，中方人员也习惯了。一开始，别说中方，贝托鲁奇经常即兴发挥，想到一些新奇的点子，摄制组20多个英国人都受不了他。他脑子里时刻都有疯癫想法，总是现场改主意。
大家都希望贝导能像摄影导演维托里奥·斯托拉罗那样，有计划地去工作。
斯托拉罗也是意大利人。这之前，刚和科波拉合作完一部神作《现代启示录》。在现场，斯托用他精湛的摄影技术让中方工作人员大开眼界。他动手拍摄前，总是会准备很久。如果没有他，贝托鲁奇就很难实现他的即兴创作。全片第一个内景戏，幼年溥仪早起那场，在北影摄影棚里拍的。斯托拉罗用了4个小时布光仍不满意，折腾了半天，最后决定重新布光。
「看看这光」
要不是贝托鲁奇跟他合作过，熟悉并信任他，估计就要念三字经了。
结果老贝说：“让他慢慢搞吧。我去车里等。光好了叫我。”
进入拍摄正轨后，大家才看清楚了，什么叫专业，啥水平是大师。
接溥仪进宫那场戏，斯托用了散光照明。他自制了一种散光灯，在上面蒙上柔光布，使之适应胶片需要的亮度，同时模拟出自然光的感觉。因为是晚上的戏，摄影组使用十几组散光灯，只要一个排列不对，光感就完蛋。而且贝托鲁奇运镜很复杂，相当考验斯托的能力。但他轻而易举就办到了。
最令人深刻的，还是登基大典那场戏。太和殿内禁止设灯，斯托拉罗在大殿的门窗外架设一台2万瓦的碳晶灯，再加上柔光布，模拟出自然散射光。然后，他在大殿门口设计了那块巨大的黄帐子，完美解决了镜头往前推移时可能造成的曝光问题，使得小溥仪不会被屋外的光吞没，整个轮廓处在画面中心。屋外架设的灯源，同时被遮挡，几千名群演也不用配合小皇帝表演，省了一堆事。
最牛逼的是，这块黄帐子不但造成视觉上的冲击，还成为溥仪一生的隐喻。
他从小就想跳起来去抓这块象征皇权的巨幕，被它吸引，朝它奔去。可是当溥仪越过门槛，伸手去抓时，那块黄帐子最终从他手中溜走了。这个牛逼的设计征服了在场所有人，也成了《末代皇帝》最经典的镜头之一。
「点睛之笔」
纵观全片，斯托拉罗用的都是自然光或模拟自然光拍摄。他用神奇的光影，为溥仪不同的人生阶段定调。溥仪进监狱时，是青灰冷色。他的童年、少年阶段，是温暖的红、黄色调，温馨却又寂寞。等尊龙出场，红色膨胀开，充满欲望。等去天津租界，瞬间变成了阴郁的蓝色，尊龙也唱起《Am I blue》。
越到后面，随着溥仪人生的下坠，整个片子的阴冷色调越浓，画面占比越大。
直到最后，他终于被改造成一个普通人，获得渴望一生的自由。
走在故宫里，又回归了暖色调。
除了牛逼，你还能说啥？
07.
电影拍摄过程中，还有好多趣事。
也正是这些细节，构成了经典的力量。
拍给溥仪试吃那场戏，午餐都是前一天做的，端上来时都臭了。那个试吃演员，还得表演得津津有味。等老贝一喊卡，赶紧把食物吐出来。后来红卫兵跳舞那场戏，是北影找来的1100多名中学生。这些小孩哪儿懂啊，陈凯歌就主动给他们讲历史，激起他们愤怒的情绪。换上衣服后，宁瀛又找来舞蹈学校的老师教忠字舞。很多老师情绪抵触，做了半天思想工作。
排练那场戏时，有行人路过看到，都吓傻了。
他们都以为那什么又要来了。
「在故宫拍摄」
还有些有意思的事，发生在演员之间。别看坂本龙一写的音乐那么哀伤，当初在片场，整天都吊儿郎当，拉着工作人员吃吃喝喝，夜不归宿。只有一个人不搭理他。那就是尊龙。为酝酿情绪，一见到他尊龙就说，你是日本派来的间谍，片子没拍完，我不会跟你说话的。给坂本“吓得”一脸懵逼。
电影里，坂老师阴沉冷酷。其实拍片时，有句台词他无论如何说不出口。就是那句“Asia belongs to us ！”。实在太羞耻了。说了好多遍，贝导总觉得力度不够。不知道NG了多少次，才达到效果。
尊龙不跟坂本龙一说话。但跟陈冲、邬君梅关系很好。不是拉她们吃饭，就是教她们唱歌。拿陈冲话说，跟个大男孩一样。在罗马拍内景戏时，三人还大晚上跑出去散步。邬君梅前面说了，完全不把贝导当国际大导看。陈冲对其则有敬重有加。只有一场戏，就是跟溥仪结婚那场戏，仆人上来脱衣服。拍摄时，有仆人不小心把她衣服扒掉，袒胸露乳了。
陈冲很害怕，因为《大班》的戏就给她带来了很不好的影响。她追着让贝托鲁奇保证不用暴露的场景。且必须写书面保证。老贝对此很生气，在他的观念里，这段戏很美。主要他不明白陈冲当时的压力。
合作敲定前，合拍公司就不太想让陈冲演。是贝托鲁奇坚持。而在此后整个拍摄过程中，北影制作单位都和陈冲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摄制组去东北拍戏前，外国人站成一队，中国人站成一队。陈冲站中间，形单影只。在片场，只有邬君梅跟她亲近。两人整天嘻嘻哈哈，聊电影和感情。那时，陈冲作为美国工会注册的演员，是有单独房车的。邬君梅常被她拉上车休息。
当然，关于《末代皇帝》最有面子的事，还是贝导拍片时，摄制组占据太和殿。英女王访华，希望参观。但设备不可能调出去。女皇就没参观成。
「女皇来了也不行」
不光是女王。当时，美国驻华首任大使伍德科克还带着老婆去探班。贝托鲁奇也是很傲啊，忙着赶进度拍片，椅子都没给人备一把，上去握个手，扭头继续指挥现场去了。伍大使在旁边等了半天，也没等到一句客气话。
也不怪贝托鲁奇不鸟他。那会儿，拍片进度太紧张了。北京外景的戏一拍完，转眼就要11月。贝导马不停蹄带着队伍去长春，日夜兼程赶到现场。拍完溥仪的祭天大典，需要拍一场雪景。等了好几天不来。穿着军大衣的贝导着急上火。最后只好买了30吨化肥人工造雪景。
就这么紧赶慢赶，还是出事了。
08.
东北的戏份拍完后，摄制组回到北京，本还打算拍点北京外景的。可北京冷得要死。贝导只好先派一支队伍回罗马，拍内景戏。结果罗马那边进度缓慢。戏还没拍完，钱已经花得差不多了。这还没做后期呢。
这时，托马斯签的保险公司跑来查账。不查不要紧，一查，两边都不爽。保险公司准备查封摄制组。托马斯早没钱了。还得是贝导，一咬牙，把房产抵押出去，又贷了200万美金。然后又利用电影圈的人脉，先把部分样片送到了戛纳。这才唤回了资方的信任。只不过，由于资金短缺，第二年春天回北京补录外景的计划泡汤了。这成了《末代皇帝》最大的遗憾。
随后，贝托鲁奇开始剪片。顺便把坂本龙一折磨了一遍。
一开始，坂本龙一并不是电影的首选配乐。电影拍摄期间，为贝导写了大量音乐的，是中央音乐学院毕业的苏聪。
「后来，他们拿了奖」
苏聪是刘索拉、谭盾、陈其钢的同学。1982年，毕业后第三天，就去慕尼黑留学了。那几年，他参加艺术节、国际作曲比赛，拿了不少奖。但钱没挣多少。在《综艺》杂志上，他看到贝托鲁奇找电影配乐，就让他签约的出版社寄了一些作品给老贝。一年内杳无音讯，苏聪都快把这事儿忘了。1986年，正准备读博的苏聪突然接到北京打来的电话，说电影要开拍了，请您火速来京。
在北影厂给贝托鲁奇盖的办公楼里，苏聪见到了他。由于门梁太矮，苏聪脑袋上还撞了个大包，血流满面。当时，和苏聪一起被找来的，还有给电影《阿拉伯的劳伦斯》配乐的莫里斯·贾尔。此君后来还配过《人鬼情未了》。麻烦在于，苏聪和莫里斯的作品版权，早都签给出版社了。对托马斯而言，等于少了一笔电影音乐版权。很不划算。于是大家都在为这事儿掰扯。
坂本龙一的经纪人贼啊。偷偷跟托马斯说，让坂本来写，版权全给你们。
随后，莫里斯那边退出。苏聪呢，没有放弃这个机会。读了大量文献，走访了许多学者，应老贝要求，音乐要写得有东方风情，还得有现代感。贝托鲁奇只给了他一个文学剧本，让他时不时去片场看拍摄。闲下来就拉他讨论。苏聪只能白天看场景，晚上回去写。很多片段，写了四五稿。
结果因为版权利益，最后电影原声发行带里的，只有一首《Lunch》。
电影告别会上，贝托鲁奇称赞苏聪说：
“你的作品具有高贵、典雅而略带忧伤的气质。”
在《末代皇帝》之前，坂本龙一几乎没听过中国风的曲子。电影都杀青半年了，托马斯给他打电话，让他给电影配乐。
其实，早在东北拍戏时，贝托鲁奇就刺激过坂本龙一，说他的老朋友埃尼奥·莫里康内，也就是给“镖客三部曲”配乐的那位，天天打电话到剧组，说自己要给《末代皇帝》配乐。坂本龙一也找钢琴来写过曲子，但设备不行。
接到托马斯的委托后，坂老师说要两个星期，问老贝要啥样的曲风。托马斯说，这是给欧美观众看的，务必现代点。回东京后，坂本龙一一口气买了20多张中国风音乐，一天听完，然后在东京找会中国乐器的，现学现卖，连着熬夜，写出了44首配乐。再带着作品，去伦敦和贝托鲁奇汇合。
「后来，两人又合作过」
到了伦敦，坂本龙一傻了。提前用卫星联机传来的曲子，被拆得七零八落，完全不成样子。更操蛋的是，贝托鲁奇不断修改剪辑，今天这样，明天那样。配乐不得不跟着变动，全都合不上拍。眼看就要录音了，很多地方的音乐还对不上。无奈之下，坂本龙一又扎进酒店，熬夜一晚上重新计算节拍，看怎么配合画面。
在贝导的一番辛勤折腾下，坂老师终于被折腾进了医院。
等到试映会当天。他被请去观看，整个人差点从凳子上摔下来。
他辛辛苦苦写的曲子，再一次被拆得七零八落。熬夜写的44首作品，至少有一半没被采用。坂本龙一从此再也不想去什么试映会了。
不管怎么说。他至少比苏聪幸运一点。
09.
1987年10月23日，《末代皇帝》在意大利公映。虽然一开始，西方观众觉得它节奏缓慢、剧情模糊，但在第一波放映后，贝托鲁奇和托马斯就收回了成本。随后，它领跑1988年奥斯卡，得到9项提名。
直到此时，很多影评人依然不看好。
然而，颁奖典礼当晚，《末代皇帝》横扫奥斯卡，创下了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改编剧本、最佳摄影、最佳剪辑、最佳音响、最佳美术指导、最佳服装设计和最佳原创配乐九提九中的神迹。当晚，上台致辞人之一，就是《荒野大镖客》的男主角，咱们的伊斯特伍德老爷子。
他说，《末代皇帝》独得九项大奖，今年正是属于它的一年，并强调道：
“如今美国已经拍不出这类电影了。”
上台领奖的贝托鲁奇也无比激动，那几乎是他一生艺术生涯的巅峰。他说这是生命中最激动的时刻，首先感谢了东方国度对他的支持：
“我要感谢中国人和中国，感谢中国政府允许我去拍摄这个美丽的国家。还感谢尊龙、陈冲以及许多在拍摄及前后无名的中国人，我应该向他们致以中国式叩头。”
随着贝托鲁奇创下如此神迹，《末代皇帝》趁热而上。一部影片的盈利，养活了合作方之一的北影厂整整六年。贝托鲁奇和制片人托马斯的这场豪赌，自然以大获全胜而告终。再也没人质疑贝导在国际上的江湖地位。
「九提九中的神迹」
不过这电影毕竟是拍给西方看的，它的视角也是从贝导看溥仪的个人视角出发，并没有那么强的政治意识形态，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历史还原。这就导致国内很多人看了并不满意。宁瀛收集了国内批评给贝托鲁奇。贝导只说了一句：
“只有你知道，这部电影我一开始就是用拍纪录片的严谨做的调研。”
不光是批评，香港《文汇报》也发文自省，问，故宫是咱们的，题材是咱们的，难道贝托鲁奇是神仙，我们有才的人不少，怎么就拍不出来呢？
批评也罢，自省也好，随着多方言论涌入，在更多影迷的拥趸中，《末代皇帝》日复一日绽放出了更多光彩。许多人的事业，也更上一层楼。
尊龙入围了金球奖影帝，一度成为西方片酬最高的华裔演员。陈冲从此在好莱坞站稳了脚跟，不久后，做了柏林电影节评委。正因为在那届电影节上看了太多无聊的电影，她打算自己拍片，拍出了《天浴》。邬君梅也顺利踏入电影圈，登上国际舞台，后来成了奥斯卡的终身评委。
苏聪和坂本龙一拿到最佳配乐后，前者继续追求作曲家之梦，做了几年教授，开始写大型音乐剧。坂本龙一则跻身国际，又给贝导《遮蔽的天空》配乐，拿了一堆奖。1992年，他还为巴塞罗那奥运会开幕式谱曲并担任了指挥。
至于陈凯歌后续的故事，你们都知道了。
「充满历史感的一幕」
要说最大的赢家，还是《末代皇帝》这部电影本身。在牛逼导演、摄影、配乐、演员等人的齐心协力下，它绽放出了经久不息的光彩，影响一代又一代创作者。芦苇看完它，找到了为《霸王别姬》编剧的历史坐标。曹郁看完它，决定做摄影师，凭《可可西里》拿到了金马最佳摄影。
30多年过去了，在许多影迷心中，它依然是无法超越的个人史诗。
这份光彩，可能还会继续绽放下去。
只可惜，这样一部汇集了无数大师、杰出艺术家的经典，可能再也无法重现。也许只有在那个时代，才有机会看到这样一群人走到一起。
「世间再无贝托鲁奇」
1975年11月2日，罗马郊外一个荒凉海滩上出现了一具男尸，被乱棍打得不成人形。尸体正是风格大胆的导演，时年53岁的帕索里尼。这位柏林、戛纳、威尼斯的常客，贝托鲁奇电影事业的引路人，先走一步。
1989年，60岁的赛尔乔·莱昂内死了。他人生中赌上一切长达4个小时的巨作《美国往事》，上映后恶评如潮，亏损2000多万美金票房，将赛尔乔的事业拉入低谷。五年后，他含恨离去。《美国往事》却被推上神坛。
2003年，为中国话剧事业做出杰出贡献，在中西方戏剧之间架起一座桥梁的英若诚也走了。他把《推销员之死》引入中国，把《茶馆》推介到全世界。去世前，在昏迷中，他还在念叨：溥仪很难受，一辈子净做不愿意做的事。
次年，一代教父，表演艺术家马龙·白兰度在美国洛杉矶一家医院逝世，享年80岁。
3年后，当初那个在天安门广场骑自行车的大胖子，也因病在家中去世。
又过了6年，8次提名未中最后终于拿到奥斯卡终身成就奖的彼得·奥图，在伦敦的惠灵顿医院去世，享年81岁。
同年，贝托鲁奇的挚友，以《感官世界》震动世界影坛大岛渚，因肺炎在神奈川县藤泽市的医院病逝，享年80岁。
3年后，《战场上的快乐圣诞》主演，被视为人类摇滚史上最牛逼偶像之一的大卫·鲍伊因肝癌去世。他这一生，影响了无数艺人，深刻影响了摇滚乐风格，拿到了格莱美终身成就奖，是一道永不消逝的闪电。
2年后的2018年，贝托鲁奇去世。这个一生充满了争议、魔力和巨大创造力的名导，拿到了威尼斯电影节终身成就金狮奖，拿到了戛纳电影节终身成就奖。他的情欲、大胆、史诗叙事，影响了太多后辈。
又过了2年，一代电影配乐宗师埃尼奥·莫里康内去世。他一生写下超过500首电影音乐，风格横跨古典、爵士、流行、摇滚等等。他为“镖客三部曲”、“往事三部曲”、《天堂电影院》《海上钢琴师》《西西里岛的美丽传说》这“托纳托雷三部曲”写下的旋律，永远镌刻在了世界影史上。
3年后的2023年，今年3月，另一位作曲家坂本龙一去世。
那晚，全世界的音乐APP上，仿佛都响起了《Merry Christmas Mr. Lawrence》。
那是黑白琴键上刮过的时间之风，也是一个金黄年代远去的脚步。
但死亡摁下的暂停键，并不会阻止声光的流淌。
在一个个背影消失的日子里，璀璨的艺术，会继续打动一代又一代人。
直至文明化作永恒的星辰。
「全文完，下次再会」
本文部分参考资料：
[1]《北京最后的探戈》，约翰·鲍尔斯
[2]《卢燕的跨界生存》，三联生活周刊
[3]《贝托鲁奇和末代皇帝》，北京广播电视报
[4]《杰瑞米·托马斯：我是最了解亚洲的制片人》，外滩画报
[5]《宁瀛追忆任「末代皇帝」副导演始末》，时光网
[6]《「末代皇帝」让我重新认识故宫价值 》，宁瀛，新周刊
[7]《在罗马，听贝托鲁奇回忆80年代的中国》，奇遇电影
[8]《对话苏聪，你敢来赌一把吗？》，上观新闻
[9]《他属于意大利，也属于我们：忆帕瓦罗蒂》，刘德有
[10]《「末代皇帝」拍摄趣闻》，林蓟，「往事溯源」
[11]《音乐即自由》，坂本龙一
[12]《故宫里的最后一部电影》，导筒directub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