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沈醉无疑是一个活跃人物，他在回忆录《战犯改造所见闻》中承认：“我是一个闲不住的人，有空便东串西走，又爱说笑话，所以，每一个组我都去串过门，当然就会听到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我听到之后，又爱去传播，曾经为此而犯错误。”
沈醉生于1914年，在昆明被抓的时候只有三十五岁，按照现在的算法，他当时还是个年轻人，血气方刚闲不住是很正常的事情。
事实上当年很多战犯的年龄都不大：徐远举跟沈醉同岁，看起来老成持重或老气横秋的王耀武、杜聿明、黄维同龄，只比沈醉大十岁而已。
沈醉搞总务出身，万金油路路通，基本不跟其他“同学（管理所中战犯互称）”发生矛盾，后来写回忆录，也很少揭同学的老底，但是对另外四个人却是例外——他是打心眼里瞧不起这四个人：这四个人有的贪财，有的好色，还有一个难以评说。
沈醉瞧不起的那个将军级战犯，我们熟悉的保密局天津站站长吴敬中跟他似乎还打过交道，戴笠当年到天津要办两件事，一件是查处贪腐，另一件就是处理九十四军副军长杨文泉纳妾。
杨文泉和杨文瑔哪种写法对，不同史料的记载并不一致，某些“资料”记载的杨文瑔履历也有错误，据沈醉所知，杨文瑔的履历应该是这样的：杨文瑔是四川人，黄埔二期毕业，担任过老蒋的侍从参谋，还当过师和军的参谋长以及师、军长，杨文瑔跟戴笠的秘书戴颂仪不仅是同乡还是黄埔同学，所以跟戴笠也有一些交情。
沈醉明确记录，1946年7月10日，当时的天津市市长张廷谔和副市长杜建时（后继张任市长）在天津为戴笠开追悼会，他代表军统去参加致谢时，杨文瑔就是九十四军副军长兼天津警备司令，杨和军长牟廷芳、天津市党部主任委员邵华，都是那次追悼会的发起人和主持人。
戴笠抓捕杨文瑔确有其事，在保密局天津站当电台台长的一个原军统特务在回忆录中也证实了这一点：当时戴笠对杨文瑔已经动了杀机，牟廷芳和杜建时先后说情，戴笠都没给面子。戴笠死后，杨文瑔被释放并被老蒋扶正，又可以继续他的采花活动了。
不管怎么说，杨文瑔好色成性是不争的事实，沈醉在回忆录中毫不掩饰对他的鄙视之意：“我从认识他的第一天起，就总认为他不像个军人，满身香气扑鼻，而且还有点和古代文人陆机《赴洛道中》诗中描写的一样，有些“顾影自怜”那一股酸劲儿。总之，不是味道！”
沈醉出身书香门第，骂人可以不带脏字，但是却用巧妙的笔法，刻画出了杨文瑔的“万种风情”：“他是那么有条不紊地把肥皂盒拿出来，把手巾放在旁边，先用手捧着水，把脸洗过一遍后，才把香肥皂在手上搓几下，手洗干净，再搓香皂向脸上抹去。他两手是那么轻、那么慢地来回在脸上抹，好像重了、快了，都会把吹弹得破的脸皮损坏似的。我真有点忍不住要笑出声来，心想，这不和爱打扮的女人洗脸一样吗？”
据沈醉了解，杨文瑔纳妾应该是1946年的事情，这样的事情杨文瑔干了不止一次：“他过去到一个地方，便极力追求当地的什么交际花、校花、名媛闺秀等一类在社会上有声誉的美人儿，直到最后结合。”
像杨文瑔这种人带兵打仗，要是能赢才怪呢，所以沈醉对杨文瑔十分鄙视，甚至还有点幸灾乐祸。
同样因为好色而被沈醉鄙视的，还有黄埔一期的郭一予，该人在淮海战役被俘时是徐州“剿总”办公厅中将主任，也是刚“入洞房”没几天的“老新郎”，沈醉在回忆录中毫不留情地讽刺：“在炮火纷飞的包围圈内，年过半百的郭主任又做新郎，洞房便在他的掩蔽防空壕内，新婚后连蜜月也没有过完，淮海战役全部结束，从副总司令杜聿明到兵团司令黄维和许多军、师长与‘剿总’总部的高级军官，全成为解放军的俘虏，‘新郎’也演了一场‘新婚别’。”
在战犯管理所，郭一予仍然对那位不到二十岁的新娘念念不忘，甚至在梦里也经常呼唤，沈醉实在听不下去，就直接泼了一盆冷水：你那“新娘子”肯定早已嫁人，而且已经“绿叶成荫子满枝”，你就别惦记了！
沈醉与妻子的感情是否真挚不好说，但他对好色之徒的鄙夷却是毫不掩饰的。沈醉认为贪财好色是人之本性，但是太过分就不好了，尤其是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们对财色过于沉迷，都会造成严重后果，比如在军队中吃空饷喝兵血，就是绝对不可原谅的。
沈醉笔下的那位蒋系六十六军军长进了战犯管理所还偷纽扣，并且跟沈醉聊天的时候，也毫不讳言他从当连长时期就开始吃空饷，当了军长之后仍然照吃不误，参加起义后依然恶习不改，最后也跟沈醉一样进了战犯管理所。
这位六十六军军长毕竟参加过起义，所以沈醉在回忆录中对他的履历进行了一番包装，也对读者进行了误导，所以不认真查阅史料，还真查不出他是谁——笔者虽然查出了那人姓名，但却有点不敢说了。
据沈醉回忆，这位军长最可恶之处还不是吃空饷，而是在抗战期间资敌：“吃缺弄的钱并不太多，而使他发了大财的是抗日战争时期。他允许奸商把禁止运往日军占领的沦陷区去的东西都运过去。当时日本最缺乏的钢铁一类物品，被列为资敌的原材料，是严禁运往沦陷区的。他因为可以得到很高的贿赂，便允许一些奸商通过他的防地运出去。”
像张军长这样为一己私利而罔顾家国大义的将军，在老蒋手下并不罕见，就连沈醉自己也承认，在抗战期间和抗战胜利后，他都没少发洋财，郑介民走私一千桶汽油赚了一千两黄金，他在郑介民的私货中又夹带了五百桶自己的私货，跟着赚了五百两黄金。
沈醉贪财，沈醉的老朋友、老同事吴敬中（两人都在临澧特训班当过教官，沈当军统局总务处处长的时候，吴是中苏情报所总务科长，都是肥缺）也贪财，但是能贪到张军长那么多、那么狠的却很少见，所以沈醉在回忆录中直接斥责其为“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沈醉瞧不起的四个战犯，一个贪财两个好色，第四个被沈醉鄙视的，是阎锡山的嫡系、第六十一军副军长兼第十兵团司令部代参谋长娄福生，沈醉跟他交朋友也是另有企图：“我为什么这么爱与他在一起，因为我发觉他原来是阎锡山的老部下。我对盘踞山西多年的阎老西的情况知道得太少，当我一发现这位同学是阎的老部下，估计他知道的情况不少，由于不是同组，那就只好利用集体劳动时两人在一起聊天了。”
沈醉是职业特务出身，对什么事情都喜欢刨根问底，他跟娄福生“交朋友”是为了打探情报，娄福生跟沈醉“搭档”，则是无为了投机取巧赚表扬。
娄福生把沈醉当憨憨，沈醉把娄福生当话匣子，两人各取所需，但沈醉是真没瞧得起娄福生，所以在回忆录中不但揭示了娄福生如何假积极，还直言此人“脸皮厚、耍乖巧”。
沈醉的回忆录，就像一面照妖镜，照出了蒋军将领的贪财好色贪生怕死投机取巧，也照出了很多历史与现实，这四个将军级战犯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很贪，不同点可能就是贪的东西有些差别而已：有的贪女色，有的贪好脸色，其实都可以说是好色。
读者诸君对沈醉回忆录及其本人，肯定也有一番公论：在您看来，那四个沈醉鄙视的将军级战犯，是不是还有一个共同点？沈醉跟这四个人，有没有一些相似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