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李光耀在他所出版的图书《李光耀观天下》里，谈到新加坡的未来，他说：“与英美这些国家相比，新加坡的差别是：英美等国即使只能有个平庸的政府，国家一样可以继续发展；但新加坡做不到。这是一个弹丸小国，没有任何资源，从历史角度来看，它处在一个多变的地区。这片土地，需要的是一支超凡的领导团队。”
言下之意，如果继续拥有英明的领导人，新加坡仍会有好前景，但如果未来的领导人平庸，那么这个城市国家有走向衰落的风险。因为它太小了，没有那么强的稳定性，容错率很低。从1959年至今，李光耀在新加坡当了31年总理，李显龙当了20年，中间吴作栋当了15年。李家父子对新加坡无疑有着十分深刻的影响，李光耀是成功的创业者，吴作栋和李显龙是稳重的守业者。二战结束后，马来亚地区脱离英国获得独立。新加坡当时的目标是并入马来西亚，成为马来西亚的一部分。因为新加坡虽然处在马六甲海峡这样的黄金地带，但它面积太小了，只有广州的十分之一，独立成国是不可想象的。然而，新加坡华人的比例太高了，不论历史还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特殊背境，都令马来西亚对它充满戒备。特殊背景这个问题咱们就不聊了，大家理解就可以。咱们说说历史的因素。近几百年来，华人移民到东南亚，他们聪明、勤奋，进取心强，常常在教育、经商、经营各方面的竞争中取得优势，引起部分本地人士的不快。当年一些马来人认为，马来西亚应该是马来人的马来西亚，他们要求事先规定，马来人在新的国家里，应获得方方面面的优势和保障。而李光耀他们则坚持，他们所要建立的应该是“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不论是马来人、华人、印度人，大家都是马亚西亚人，应该有同等的机会和待遇。后来就谈崩了，新加坡被踢出联邦，让他们自己玩去。李光耀再三说过，他们当时并没有想过要独立，完全是被迫独立。独立之后他们面临着无数困境，就不说怎样发展经济了，连淡水基本都得靠马来西亚供给，马来西亚啥时候给他们断个水，他们连生存都会成问题。因为马来西亚虽然踢掉了新加坡，但那只是一部分人的想法，还有另一部分人认为应该啥时候高兴就把它并回来，至少得把它牢牢地捏在手里。开国的时候，李光耀从家里到国会这段路，都是由马来西亚部队在“护送”的，这让老李暗中下了决心，认为要生存下来，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要趁英军还没撤走，还在维持秩序，赶紧建立自己的军队。新加坡随后实行全民服役制度，积极训练军队的同时，采购一些从当时的角度来说可以镇得住人的武器。在磨好了菜刀撸好了袖子，确保了自己不会被人随随便便拿捏之后，才算可以安得下心来搞经济。1979年咱们改开初期，得去打某些不安份、横行霸道的小朋友的屁股，道理是一样的。
经济要怎样发展呢？李光耀认为他们面临着很大的竞争，新加坡想提供的服务，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人许许多多的地方想干，他们得证明自己更勤奋，更文明，更优秀。他决定从大家一眼能看得见的公共环境入手，先把街道弄干净，种上点树。先让老百姓改掉在马路边放牛的习惯，改掉乱丢垃圾，乱吐口水，吃过的口香糖到处乱糊的习惯。新加坡现在禁口香糖、禁烟这些奇怪的规定，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1993年有个美国的不良少年，在新加坡公然乱涂乱画，破坏公物，被判鞭打六下。美国人觉得太野蛮太没面子，出动了克林顿去求情，结果新加坡卖了他一个面子，说把六下减为四下，不过得多坐一个月牢。总而言之，李光耀要把新加坡建设成一座美丽花园城市，让外面的客人来了觉得舒心悦目，愿意到这里来投资撞墙。其实李光耀是谦虚了，新加坡固然面临着竞争，但这套玩法很重要的一个条件是，马六甲天然是CBD，是黄金地段。这方面优势别人往往是不具备的。李光耀不断告诉他们的人民要自强不息，要勤奋上进，要证明自己比其他地区的人民更高效更能干；不要学人家欧洲人当懒鬼。只有自强不息，别人才可能给自己机会。他们非常积极地吸引外国公司到新加坡投资，为外企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借它们的力量把新加坡的经济带起来。这种思路后面对我们有不小的影响，我们其实也是在引入外资之后起步的。良好的发展环境体现在方方面面，但最重要的一是高效率，二是守信用。1973年，石油危机期间，满世界都缺石油，李光耀却主动找那几家在新加坡的炼油公司的负责人，跟他们说，如果他们需要削减对客户的石油供应量的话，对新加坡本地也同样应该削减，大家有难同当。这波操作极大地提升了外界对新加坡的信心，知道他们的管理者目光比较长远，会讲信用，可以放心大胆地到新加坡拓展业务。老李的操作短期看是亏了，但长远来说其实是赚的。和中国不太一样的，以新加坡的体量，经济方面不可能靠自循环，必须紧密地和外界联系在一起，这就更需要有信用和好名声了。也是因为必须和外界紧密合作，作为一个华人占绝大多数的国家，李光耀选择了英语作为他们的第一语言，为此不惜一次次和华人团体打口水仗，不在乎被指责为“数典忘祖”的。由包括普通百姓在内的无数华人集资兴办的南洋大学，一度不愿意用英语进行教学，李光耀威胁要关闭它，最后把它并入了新加坡大学。因为当时的世界是由英美主导的，英国衰落了，但它建立的体系仍在。英语是第一语言，使用英语言就有机会最大程度地获得资源，有更多机会与发达国家深度合作。同时他又把华语设置为官方语言之一。他发现那些读英校只说英语的孩子，往往“冷漠、自私，缺乏自信”；作为对比，华校的学生“富有朝气活力，守纪律，具有献身社会的精神”。因为前者缺少儒家传统文化的教育，而又不可能完全变成西方人，他们变成了四不像；而后者对传统文化却有比较好的传承。
这位极致的实用主义者，此后在与西方合作，吸收欧美文化优点的同时，也十分注重在新加坡推行儒家文化，比如重视家庭，重视责任。某种程度上，新加坡确实是很好地结合了中西两种文化的优点，是学习得比较成功的典范。他所试图给新加坡建立的，是一种以自由竞争为基础，同时又适当帮扶落后者，尽量确保整个社会能够一起进步，不致于撕裂的模式。这和邓公同年所提的“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由先富带动后富”几乎不谋而合。不像战后的欧洲一样高福利，也不像美国一样自由到底。确保大多数国民拥有资产，令居者有其屋的组屋制度，就是这一思想的实践，而且实践得相当成功。大家有兴趣的可以看看我这篇文章《房子的黄金时代结束了吗》。新加坡从贫穷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在短短几十年间发展成为发达国家，有天时地利等多方面因素，但李光耀精明务实强干的领导，确实发挥了极为关键的作用。他那一代人的诸多政策，都实施得相当成功。李光耀的继任者吴作栋和李显龙，基本秉持了相同的实用主义策略，总是尽量去跟强者合作，不论这个强者是英国、美国还是逐渐崛起的中国。只合作不绑定，谁有价值就尽量跟谁合作，跟不论任何一方都可以合作；不像其他一些国家，因为经济上曾经跟欧美合作比较深，就一直惯性地站队，自觉当吹鼓手。李光耀学生时代是超级学霸，当年在新马地区，他考试成绩是第二，他老婆柯玉芝女士是第一，后来双双到剑桥留学。李显龙同样是学霸，同样入读剑桥大学。他的导师认为他在数学方面很有天赋，希望他从事这方面研究，但李显龙志在从政。后来他成为新加坡总理，确实是能力所致，众望所归。
李显龙卸任，李家的故事大概也画上了句号，不知道新加坡将走向何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