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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1936年12月12日，地点陕西西安，伴随着张学良、杨虎城将军的舍命兵谏，中国的局面亦是迎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老蒋的妥协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自此达成，国共内战宣布暂停，全国人民终于可以一致对外，一起对抗来自华北方向的侵略者。
林林总总，毫无疑问，张、杨二人的功绩苍天可鉴，对于我党来说，他们更算是天大的恩人，不过说到这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思考过一个问题，那就是倘若没有西安事变，又或者说事变没有成功的话，一切又会变成什么样呢？
本以为历史没有如果，但实际上对于这个最坏的结果，我党却是早有计划！那么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倘若真的没有西安事变，我党的前途又该当如何呢？
二次长征
先说答案，据徐向前元帅回忆，针对1936年12月之前的局势，党中央其实早就有了准备，无他，那就是二次长征！至于何为二次长征，这次要向哪里转移，以及为何会做出这样的准备，当然了，此事说来话长，若想理清，那咱们还是需要从我党长征之后面对的局势开始说起。
1936年10月，历经千辛万苦，中央红军终于成功抵达了陕北，不过很显然，危机并没有就此结束，一系列的考验也在等着我们，一来是人困马乏、强敌在侧，二来是物资短缺、缺衣少粮，三来是人民群众基础尚未扎实，在此基础上若是一个不小心，很有可能我党我军就会面临灭顶之灾。
尤其是物资短缺这一点，举个例子大家就知道了，彼时面对气温骤降、冬天即将到来的窘境，我军急需的就是采购物资，可奈何没钱啊？不单是其他方面军，就连党中央手头都是分文不剩，无奈，毛主席也只好拉下面子前去借钱，好说歹说，这才从其他部队手中串来了5000大洋，这才解决了战士们的燃眉之急。
能让毛主席亲自借钱，足以见得彼时局势的危急，然而更危急的还在后面，还没等我军在陕北站稳脚跟，另一边的蒋介石却再度来袭，摆脱了两广事变后，他当即派遣嫡系部队准备对红军进行第六次围剿。
一边是人困马乏一边是不遗余力，显然，这要是让蒋介石成功了后果不堪设想，因此，为了防备接下来的打击，党中央不敢停歇，只好立刻开始布局，在毛主席等人的商议下，一连串的命令亦是火速发布，例如组建西路军，由徐向前元帅挂帅沿着河西走廊开辟下一个根据地的计划便是如此。
这一计划算得上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至于为何原因也不难理解，要知道河西走廊地区已经与苏联很近了，来到此处就意味着我们虽然能够得到充足的援助，却也必须要受到苏联的限制，这与我党一直以来独立自主的原则相违背，显然若是不到万不得已，党中央和毛主席是绝不会提出该计划的。
但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即便我党已经做好了寄人篱下的准备，国民党蒋介石却依旧不愿放过我们，在西北军阀与蒋介石嫡系部队的阻碍下，西路军的进程屡屡受挫，莫说是在河西走廊开辟根据地了，就连陕北地区的防务工作都受到了严重威胁。
很明显，彼时的我党已经到了必须做出抉择的时刻，而这也正是二次长征计划提出的背景所在。
何为二次长征？简单来说就是贯彻落实我党“打不过就走”的战略方针，至于具体如何实施，在徐向前元帅的回忆录中便有明确记载。
据徐帅描述，彼时的他正率领着红四方面军西渡黄河，不料就在此时，中央军委却突然制定了一个全新的作战计划，其中的核心思想有两点，其一是放弃宁夏，其二则是派遣小股部队充当诱饵，给胡宗南部制造我军依旧想打河西走廊的错觉，待对方上当后，我军主力就可以在毫无阻碍的情况下快速南下！
至于南下之后的道路也很简单，总共分为六步，第一步打合水、镇原，第二步占领潼关中部地区，第三步占领延川、延长地区，并在当地快速修整，随即进入山西准备强渡黄河，第四步打山东、安徽，第五步直插鄂豫皖地区，最后一步进军河南、湖北、陕西。
显而易见，毛主席这是想要“转一圈”，边打边撤最终回到西北，那么这又有什么意义呢？
答案其实不难猜测，只一点，那就是为了补给兵源和物资！
要知道，红军在陕北的日子一直都不好过，在满是黄土高原的根据地里，真的是要啥没啥，而这也正是后续抗日战争期间，我军一直在向内地扩张的根源所在，毛主席此举虽说难度很大、危险系数也不小，却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在蒋介石的步步紧逼之下，我军已经是弹尽粮绝，要么就只能等着饿死，要么就和蒋介石决战，与之相比绕圈子已经是最好的办法了。
那么既然如此，为何之后我军又放弃了南下的计划呢？
变数张学良
在我军人困马乏，敌军步步紧逼的情况下，万般无奈，党中央和毛主席也只好做出了最坏的准备，那就是进行二次长征，率部在偌大的中国绕圈子，争取谋得一线生机，显然，这已经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但幸运的是，还没等计划开始实施，一位关键人物的到来却瞬间带来了变数，而此人不是旁的，正是少帅张学良！
众所周知，张学良算得上是西安事变的核心人物，若是没有他，我党我军想来也就只能冒险进行二次长征了，但相信很多人都不知道的是，其实一开始他对我党的态度却并不好，甚至较比老蒋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至于原因也不难理解，要知道张学良的父亲张作霖一直都是反共、反苏的，他掌权后，东北军也没少同苏联红军干仗，再加上东北易帜后，老蒋夜以继日的洗脑，他能对我党有好印象才怪。
事实也的确如此，1934年初，刚刚回国的张学良便主动请缨去到了鄂豫皖地区“剿共”，身为剿共副总司令的他态度十分坚决，誓要服从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将这群“赤匪”剿灭殆尽，但很快张学良就发现了不对劲，通过接连几次的对战，他惊奇的发现，原来共产党并不像蒋介石说的那样，既没有所谓的“共产共妻”，更没有欺凌百姓、胡作非为，反倒是深得老百姓的爱戴。
这不禁让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张学良陷入了深思，当然也只是深思而已，作为军人服从命令听指挥还是必须的，既然是“领袖”的指令，即便有再大的疑惑他也只能埋在心底。
可很快现实就给了张学良当头一棒，这边的他正率领东北军卖力的“剿匪”，另一边的国民党蒋介石却在不断地给他“上眼药”，首先是关于抚恤金的问题，既然归蒋介石调遣，东北军自然是国民革命军的一份子，有伤亡自然也要找国民政府索要抚恤金，可当东北军的将领去找当地政府要钱时，你猜人家怎么说？只一句话，让东北军回东北要钱去！
这不是赤裸裸的羞辱人吗？
其次，我军的战斗力人尽皆知，即便是装备精良的东北军亦是出现了不小的伤亡，有伤亡就要补充兵源，可正当张学良准备下令招兵买马之际，蒋介石却直接呵斥了他的做法，这也就算了，毕竟名义上全国都不可以擅自招兵，但谁知道，蒋介石居然是个双标，他不让东北军招兵，却在胡宗南等嫡系部队招兵时坐视不理。
林林总总，像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这也让张学良对蒋介石、对国民政府渐渐失望，不仅如此，一面是备受爱戴的共产党，一面是贪污腐败、任人唯亲的国民党，是否该帮着后者打前者，他也陷入了深深地自我怀疑。
那段时间，张学良几乎每天都在思考，幸运的是，很快他就有了定论，无他，只一点，内战必须停止，至于具体做法也很简单，那就是寻求与共产党的合作！
对此，向来主张团结一切力量的我党自然是欢迎的，而在几次接触过后，双方也都展现出了极大的诚意，先是我党，一封《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瞬间轰动了东北军内部，随即张学良也更加坚定了联合共产党一致抗日的决心，为此，他甚至不惜冒着被国民党特务发现的风险，亲自去到了延安与周总理会谈。
这场谈判堪称是主宾尽欢，而在国仇家恨的驱使下，张学良亦是最终选择了弃暗投明，正式达成了共同反蒋的协议不说，他的脑海中更是萌生出了一个令人震撼的计划，那就是武装兵谏、逼蒋抗日！
有了少帅的这句话，我党众领导人的心中也终于有了底，待明白国共两党有可能进行第二次合作后，二次长征计划亦是暂且搁置了下来，如今一切的一切都要看张、蒋二人的博弈了！
西安事变
在西北剿共期间，张学良通过了解，很快就意识到了国共两党孰优孰劣，再加上华北日寇的步步紧逼，在国仇家恨的驱使下，他亦是最终下定了决心，决心与我党合作，逼迫蒋介石共同抗日！
当然，话是这么说，按照当时的局面，该计划成功的可能性却只在五五之间，没办法，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此后我党也只得一边等待张学良的好消息，一边继续完善着二次长征的方案，而如今，一切的一切都要看张学良与蒋介石二人之间的博弈了！
其实与世人想象的不同，蒋介石并不傻，他之所以敢去西安自然是做好了“万全准备”的，一来对于张学良这个人，他是一万个放心，二来他手中也带来了一份有利于东北军的计划，在他看来，这个一向最听自己话的小伙子一定不会拒绝。
该计划的内容不难理解，那就是将东北军调去南方，同时再给张学良一些补给、抚恤上的好处，让他不至于在蒋介石与东北军将士中间为难。
显然，若是没有我党在中间的作用，张学良未必不会答应该条件，只是很遗憾，此刻的张学良已经知晓了何为民族大义，区区蝇头小利又岂会影响他的一片爱国之心呢？
因此，就在几番好言相劝无果后，1936年12月12日，伴随着张学良的一声令下，兵谏行动正式开始。
一夜之间，西安的局势就变了天，曾经威风凛凛的蒋总统连假牙都没带，便被人从一处山洞中抓了回来，失去了军队的保护后，他的强硬也变成了笑话，尤其是待听闻张学良会将他送去“民众公裁”之际，深知自己罪孽深重的他更是吓得惊慌失措，无奈，为了保护最后的脸面，他这才最终答应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改革方针。
自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于达成，而闻听此讯，我党众人亦是总算长舒了一口气，这也难怪，毕竟二次长征虽说在战术上没有任何问题，可在实际操作上，谁又能保证不出现任何意外呢？在敌人腹地穿梭，一个不小心就可能面临灭顶之灾，与之相比留在陕北自然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
当然说到这里，相信一定会有人提出质疑，认为依旧留在陕北物资不还是一样短缺吗？怎么就值得高兴了呢？
这个大家就有所不知了，既然蒋介石答应了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自然是需要拿出一些诚意来的，例如物资、武器装备的补给便是如此，他给的虽然不多，但也算是解决了我军的燃眉之急，有着这些物资保底，再加上后续自主生产的边区造、缴获敌人的物资，以及外国的援助，这些亦是勉强满足了我军的需求，既然勉强足够，我党自然也就没有必要继续冒险了，不是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