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兰但泽，二战炮火的引爆点，如今它的名字是格但斯克。
2015年4月13日，君特·格拉斯去世。他是格但斯克的荣誉市民，也是格但斯克大学的荣誉博士。直到2006年，格拉斯的《剥洋葱》和参与纳粹事件引发争议，惹恼波兰政府，许多人要求他放弃荣誉市民身份。
1927年出生的格拉斯，生命注定被二战纠缠。他参加过纳粹的少年团和青年团，未成年便上战场，1945年又被盟军俘虏。离开战俘营之后，他的人生才多少有点自主的样子，当农民、当矿工、当学徒，进学校学习版画和雕刻，然后成家……1955年，他步入文坛，先以诗歌成名，后以剧作和小说引人注目。
也许正因为二战中的经历，他的创作生涯总与争议伴行，1966年的剧作《平民试验起义》便是一例，晚年的《剥洋葱》更是掀起轩然大波。
对于作家而言，成长环境总是可以影响一生。日本作家的末世情结、东欧作家的反思心理，都非绝对但极普遍。在但泽成长的格拉斯，生命中有着极大的不确定性，因而以荒诞应对世间扭曲，行止间总不免争议。
但泽北临波罗的海，又是维斯瓦河的入海口，自古就是德国与波兰反复争夺之地，频频易主。它在一战前属于德国，一战后波兰复国，但是除但泽以西划归波兰称为“但泽走廊”外，但泽市本身却成为了半独立的自由市，有九成以上人口为德国人，外部却被波兰控制。正因为波兰对自由市存在的不满，催生了距离但泽数公里的另一座城市——港口格丁尼亚。
也正因为德国与波兰对但泽的争夺，德军在但泽的邮局打响了二战的第一枪……那个时代的但泽人注定纠结，甚至无法相信命运。正如在《铁皮鼓》中写的那样，奥斯卡在教堂里爬上圣母祭坛，将自己的铁皮鼓挂在圣母怀中的童子耶稣颈上，并将鼓棒塞到耶稣雕像的手里，但耶稣并未敲鼓，倒是他自己心有所感。
这种无力感并非奥斯卡独有，也是但泽人的共同写照。他们被大时代裹挟，在战争中流离，他们无所依靠，包括上帝。
也正因此，奥斯卡自身反倒被赋予了一种先知的形象。他在出生的瞬间，见到了灯泡和飞蛾，他厌恶这种昏暗腐朽，想退回到母亲的子宫。这是对世界的一种厌恶，当时正逢一战与二战之间，人类还不知道灾难未曾过去，一个婴儿却洞悉一切。
《铁皮鼓》能够成为二战后世界文学最重要的作品之一，源于它基于荒诞的批判性，以及政治隐喻的无处不在。
君特·格拉斯|《铁皮鼓》▲
“黑厨娘”就是一个重要隐喻，这首“黑厨娘，你在吗？在呀在呀！你有罪，你有罪，你的罪孽最大”的儿歌，会在每次奥斯卡感到恐惧时响起。比如小时候被一群孩子逼迫喝尿水砖头末浑汤时，他就称对方为“做汤的厨子们”。书末，三十岁生日的奥斯卡在回忆中又提到了黑厨娘。
“黑厨娘”的隐喻，多少有点类似平庸之恶。被大时代裹挟的人们，往往也是大时代的帮凶。黑厨娘就是人类内心的阴暗面，如影随形，唯有直面这原罪，方可得到救赎。“但泽三部曲”里的那些血腥屠杀、阴暗龌龊，但泽人既是受害者，也是秩序的破坏者。
耶稣与撒旦的投射同样是隐喻，奥斯卡心里有一个能让他震碎玻璃的撒旦，也可以说是希特勒的投射。可他手上的铁皮鼓，则让他俨然耶稣化身。这种矛盾挣扎是人性本身挣扎的写照，而这种挣扎面对如影随形的黑厨娘时，则避无可避。
经历也许让格拉斯更能洞悉人性善恶，不惜在毁誉参半的评价中直言。正如他在演讲中所说：
“50年后的今天，在回忆波兰的这场苦难和德国的耻辱时，我们虽然已经受到如此严厉的惩罚，但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而丝毫减轻身负的罪责，这种不是能用语言消除的沉积物。即使有朝一日通过新的努力补偿了我们的罪过，羞愧也依然存在。”
这种意识使得他对耶稣和上帝充满嘲讽，并让奥斯卡取代耶稣，敲起了铁皮鼓。
格拉斯构筑的魔幻世界，在《铁皮鼓》中便已形成。荒诞的情节与冷静叙事并存，则是格拉斯个人最显著的风格。书中的一系列关于死亡的描绘都是如此，直到父亲马策拉特吞下党卫军徽章、被苏军打死后，奥斯卡才迎来了人生的转变——他被迫长大，无法一直保持在三岁时的样子，不管他多么厌恶这个世界。
在那之前，他主动选择了停止生长，以三岁的身躯抵御成人世界，一旦被干涉就以叫喊声震碎玻璃。也正因此，原本适龄加入纳粹的他，仍可以作为这个荒诞世界的旁观者。但在现实中，格拉斯无法回到三岁，也没有那个红白相间的铁皮鼓。
被迫长大的奥斯卡，经历似乎与现实中的格拉斯别无二致。他长大了，当上了石匠，有了收入，租了房子，生活变得稳定。只是，他也像格拉斯那样，无法面对自己的过往，直到他重新拿起了铁皮鼓。
当自我审判与德国历史牵扯在一起，《铁皮鼓》就在荒诞中呈现出深刻意味。纳粹并非起初就以邪恶姿态呈现，它改善人们的生活，以此得到资产阶级和小市民的支持，然后才是举国狂热、举国炮灰。至于奥斯卡，格拉斯说他“是所处时代的一面镜子，他表现了这个时代的特征。从不愿长大的心态中产生的兽性、幼稚性以及犯罪——这些涉及整整一个时期——他是所有这一切的表现。”
《铁皮鼓》里最讽刺的一幕，发生在洋葱地窖，奥斯卡在里面弹奏。人们想为历史和经历而哭泣，但怎么也哭不出来，于是老板为每个人端上一块小木板、一把刀和一个洋葱，人们开始一层层剥洋葱，直至被刺激出几滴眼泪。
在书中，奥斯卡曾说“这个世纪日后总会被人称作无泪的世纪，尽管处处有许多的苦痛”，只是这一切都敌不过一个洋葱。
君特·格拉斯|《剥洋葱》▲
晚年的格拉斯将洋葱这个意象变成了一本书，写下了引起争议的《剥洋葱》。他说：
“洋葱有好多层皮。层层何其多，剥掉重又生。你去切洋葱，它会让你流眼泪。只有去剥皮，洋葱才会吐真言。在我童年结束前后发生的一切，都在用事实叩门，这过程比你希望的更糟糕，它时而要你这样讲，时而要你那样说，最后使你误入歧途，谎话连篇。”
真实的格拉斯，年少生活并不亚于奥斯卡的荒诞。十岁时，他用榴弹片交换糖果，帮母亲讨债然后去看电影，也是那一年，他加入了少年团。十七岁那年，他主动报名参军，成为了党卫军的一员，他的训练生涯伴随着德军的全线溃退，以至于军旅生活变得极为短暂。他用防毒面具装果酱，结果面具被炸坏，果酱流了一裤子，结果被人误当成重伤号……
他并未在《剥洋葱》里写下自己的一生，仅仅叙述到32岁为止。那是他人生中最关键的时刻，那一年，他完成了《铁皮鼓》，并从此声名显赫，告别了旧日生活。
公布纳粹经历后，格拉斯受到了广泛抨击，有人认为他反思太迟，有人视之为新书炒作，但我仍认为他的真诚无可置疑。就如他多年前曾写过的那样，“每个人都对历史有责任”，将人们引入历史歧途的，也许并非独裁者，并非持枪者，并非威权，而是自己。
如果一切到此为止，或许是个遗憾，但第二部自传《盒式相机》似乎是个弥补。在《盒式相机》中，格拉斯淡化了政治，以纯净笔触讲述自己32岁之后的生活：功成名就，儿女满堂，也有各种不幸与矛盾。
君特·格拉斯|《盒式相机》▲
这才是完整的格拉斯。他曾写道：
“回忆像孩子一样，也爱玩捉迷藏的游戏。它会躲藏起来。它爱献媚奉承，爱梳妆打扮，而且常常并非迫不得已。它与记忆相悖，与举止迂腐、老爱争个是非曲直的记忆相悖。”
回忆的宏大呈现是历史，德国人总是纠结于历史。对这个严谨的民族而言，历史很少会以虚幻的模式呈现，反倒会成为一种无可逃避的责任。
格拉斯是这种责任感的代表，“但泽三部曲”的荒诞呈现是一面，《我的世纪》则是另一面。这部由一百篇短篇组成的作品，是格拉斯眼中的德国史，涵盖了两次世界大战、魏玛共和国、希特勒掌权、1936年奥运会、二战后重建、1953年的东德工人暴动、1962年的艾希曼审判，直至两德统一。百年历史就这样一一呈现，这何尝不是另一种剥洋葱？
格拉斯的写作生涯，似乎就是一个不断剥洋葱的过程。但剥洋葱的痛苦并非常人可以直面。从这一点来说，世间的伟大作家都殊途同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