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西方舆论中，“中国威胁论”与“中国崩溃论”在经济领域又滋生出“中国产能过剩论”“中国冲击2.0论”“中国经济见顶论”“中国日渐边缘论”等值得关注的新变种。当“中国威胁论”不攻自破、“中国崩溃论”自行崩溃之后，如今这些新变种甫一出现，有着一定的迷惑性。环球时报舆情中心对2024年1月1日至3月15日期间，美英法等国14家主要媒体发布的涉华经济报道进行搜索、监测和筛选，选择其中72篇典型的涉华负面经济报道加以重点分析，形成“境外主流媒体对华负面经济报道”的初步报告。通过这份报告，可以发现，新变种与那些唱衰中国经济的论调，其实质并无多大变化。
新论调是“中国威胁论”与“中国崩溃论”的变种
比如当下甚嚣尘上的“中国产能过剩论”。美国财长耶伦访华期间，多次就中国新能源产业所谓“产能过剩问题”向中方表达关切。耶伦和其他一些西方政客与媒体渲染的这种论调纯属臆测。他们声称，在政府补贴作用下，中国新能源领域产能过剩，这些过剩产能在海外低价倾销，影响他国经济。事实上，不仅相关数据并不支持存在中国新能源领域“产能过剩”的说法，而且中国新能源汽车等产品在海外售价普遍高于国内售价，和“低价倾销”也不沾边。
还有个别西方媒体借着“中国产能过剩论”试图炮制新一波的“中国冲击论”，认为国际市场上激增的中国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等，可能会造成“中国冲击2.0”。它们选择性无视的是，这些年中国不断加大科技创新能力，推进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新能源产业等快速发展，在全球市场形成竞争优势。这原本是市场经济规律正常作用的结果，如今却遭到污蔑和针对，就像一个差生不好好搞学习，却把精力花在盯着好学生，硬说别人考试作弊一样。
如果说，“中国产能过剩论”“中国冲击2.0论”是“中国威胁论”的变种，那么在“中国崩溃论”方面，近来持续散播的则是“中国经济见顶论”“中国日渐边缘论”。所谓“中国见顶论”，在数据和分析上都经不起推敲。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曾提醒，“别忘了，中国消费市场的规模在全球经济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此外，随着美国强推的产供链“去中国化”举动，在国内外社交平台中，开始出现所谓“中国日渐边缘论”，即渲染中国与世界“反向脱钩”。
这些论调在近期集中冒出，是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通过认知战对中国经济进行“围剿”的典型体现。在当前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下，传统的和平与战争二分法已经不再能有效描述和解释现实的国际环境状态。有学者提出“灰色地带”的概念，即“没有发生常规战争，但是存在比正常国家间外交更激烈和强度更高的政治、经济、信息与军事竞争”。随着“灰色地带”的蔓延，认知战成为国际博弈的一种重要形式。
社交平台的发展，增加了通过流量、流向和内容影响公众认知与行为的可能性，而现代经济和金融市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投资者的心理和情绪驱动的，高度依赖信息、信心和预期，市场参与者对未来经济发展和政策变化的预期也会或多或少影响到股市、债市、外汇市场等的表现，因此经济领域更容易成为认知战的战场。
美方主导的认知战遵循“三全协同”模式
认知战是一个系统工程，包括不同的参与主体、不同的传播形态、不同的文本形式、不同的媒介行为，以及不同的传播平台。以美国为例。实践中，由美方主导的认知战遵循着“三全协同”的模式，即全政府、全社会和全世界模式。所谓全政府模式，指的是将战略竞争作为政府系统的顶层设计，对行政、立法和司法部门做“战时协同”改造。例如，美国在白宫与参众两院均设立多个专司“中国事务”的所谓委员会、关注组，用以推进涉华政令与法案；美方的认知作战单位至少33个，分布在国务院、国防部和情报部门等多个系统，并以政府协调机制为中枢；情报部门更能够直接承担认知作战任务，深度介入所谓的“黑色宣传”。
美方对“中国产能过剩论”的集中表态，就是这种全政府模式的展演。除了耶伦，美财政部副部长尚博称“中国产能过剩最终将冲击世界市场”。美驻华大使伯恩斯称，中国电动汽车等“过剩产能”出口到世界其他国家，会破坏全球贸易体系。
所谓全社会模式，指的是跳出“政府—社会”二分对立的思维，将社会所有元素，包括各级政府、私营和非营利组织、个人等结合起来，实现相互配合，使“政治议题”表现出多边性、多层次性、不对称性和主动性等特征。近年来，美国在俄乌冲突、日本核污染水排海等争议事项上，持续采用全社会模式，发挥异质性多元主体的协同效应。
“中国经济见顶论”的议题建构过程就是多元协同的结果。2022年，先有两个学者布兰兹和贝克利出版书籍《Peak China》。2023年5月，《经济学人》以“Peak China”作为封面故事。2023年10月，路透社又针对所谓“中国见顶论”刊发文章“Peak China may pose peak danger”。这场由诸多媒体、政要、基金会、资本投资集团、民调机构、事实核查机构、知名高校、智库、网络大V以及社交机器人参与形成的接力式传播，不仅让所谓“中国经济见顶论”议题增加了曝光度，而且使得这一议题得到滚雪球般的传播，营造出一种已成为“群体共识”的虚假意见气候，形成一定的信息茧房效应。
近年来，美国政府主导的认知战协同联动更趋成熟，重点以“去中心化”和“扁平化”为核心，力图实现多中心、多层次之间的联动，进而提出所谓“全世界模式”，即在全球信息与传播活动中，行动者利用其影响力扭曲第三国受众对于目标国的认知。具体到中国经济问题上，美方不仅试图左右中国受众在关键议题上形成有利于美方的认识，如中国经济、营商环境等；更试图影响其他国家受众在涉华议题上形成有利于美方的共识。从公开的相关文件来看，美国网络空间组织从创建项目、分配指挥到指挥调度、协同作战等辐射全球。从我国近年一些典型舆论事件的发生发展轨迹来看，包括境外指挥部、国内据点、网络大V、网络水军四级在内，针对我国的较为系统性的深度协同网络已经初具规模。
更重要的是，美国对华认知战不仅关注短期的战略目标和战术行动，还注重对目标势力的认知结构和价值观念的长期改变。他们尤其着力于通过操纵社会舆论以及利用社会网络和组织结构，来实现对社会群体的认知和行为的引导，并且具有典型的混合战倾向。因此，需要从更长的时间跨度和战略高度来认识认知战的风险与危害。例如，即使香港国安法落地，基本法第23条立法也已完成，但解构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论调依然存在，而全球投资者的“风险认知”成为左右这一进程的关键因素。
打好高度精准化、智能化的认知战
国际政治在冷战后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话语权政治”，一旦某种话语获得主导性的权力地位，它就可以通过话语的压制和建构功能使其价值取向披上“合法外衣”。也就是说，美国凭借自身的话语霸权，针对我国构造的种种说辞，即便经不起事实检验，但依然可以获得传播，并迷惑相当一部分人。特别是随着多方互动智能传播模式的兴起，有关经济的信息呈现碎片化、多模态的形式，传播效果由算法推送主导。这种趋势导致经济领域的传播更加注重“认知建构”和“风险引导”，而不仅是传统的“信息传播”和“观点传播”。因此，面对针对中国经济的认知战，一些受众不仅成为“信息俘虏”，甚至陷入进去，成为传播扩散者。
综合来看，目前对华经济认知战以数据和算法技术为手段，以社交媒体为主要实施平台，通过精准的信息投喂，旨在破坏民众对经济政策的信任，干扰经济发展信心，影响经济发展预期，成为一种新型的、隐蔽且有效的影响经济形势与未来发展的力量。特别是个别国家不断策动认知战活动，以此维系并强化自身霸权，造成经济领域的混乱和国际局势的动荡，损害的其实是整个人类社会的整体利益。对此，我们不仅需要有清醒的认识，而且要进行针对性应对。
破解经济领域的对华认知战，是一个复杂而系统的任务，需要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和舆论等多种手段，以及持续的努力和各个领域的协同合作，进一步完善有自身特色的国家战略传播体系。特别是要加强相关机构之间的合作协调，打破战略传播体系的资源、数据、及信息壁垒，规范战略传播全流程的实施，使各主体、各环节多方联动，实现战略目标、传播方式、效果评估等一体化，发挥出制度优势。另外就策略而言，要把新技术、新平台、新渠道、新议题、新手段等都纳入战略传播中，高度重视战略议题“社会化”“网格化”“智能化”的运用，充分利用多种传播表现形态和媒介，在战略传播这一宏观设计中的宏大观念与个人体验之间建立起直接关联，传播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经济形象。（作者汤景泰、星辰分别是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