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三十一年（1398）闰五月，夏季的热风拂过整个南京城，直撩得人气闷难耐。
执掌帝国逾三十载的明太祖朱元璋，已到了弥留之际。
面对眼前满头银发、形容枯槁的老皇帝，皇太孙朱允炆晓得，要不了几天，自己将成为大明帝国的下一任统治者。
突然，意识模糊的朱元璋睁开了眼，嘴巴大张，手指远方，似乎还有什么遗言要交待。
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朱元璋的张美人携其幺女宝庆公主正准备入殿侍奉。
见朱元璋意有所指，不明就里的张美人赶忙将宝庆公主带到朱元璋跟前。
看着时年仅4岁的小女儿，老皇帝的眼神泛出一丝光芒，稍纵即逝。
闰五月初十，明太祖朱元璋驾崩，享年7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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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大明的开国之君，晚年的朱元璋愈发感觉时间宝贵。
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懿文太子朱标薨逝的影响逐渐变小，但在皇太孙位置上历练了五、六载的朱允炆，仍是朱元璋眼中的“小孩子”。
▲皇太孙朱允炆。图源/影视剧照
至洪武三十年（1397），除懿文太子外，朱元璋亲封的“九大塞王”之首、秦王朱樉也已薨逝。皇子中，以晋王朱棡、燕王朱棣二人居长。这两人，与秦王朱樉一样，皆久居边疆，历练军阵。
燕王朱棣自不必介绍，晋王朱棡也绝非等闲之辈。史载，朱棡“修目美髯，顾盼有威，多智数”。自就藩太原以来，朱棡便获得了节制沿边军马、屯兵塞外放牧大权，北伐名将宋国公冯胜、颍国公傅友德等皆曾在其麾下效力，实力不容小觑。
朱元璋深知，想顺利完成皇位交接，看来还任重而道远啊。
上天对于生死之事，总是无常。朱元璋年事已高，常常深恐时日无多。他要求朝廷遍访通晓历数、数往知来、试无不验者，给予高官厚禄，封侯赏爵，替其在阎王面前多争些时日。
朱元璋的反常，令朝中大臣颇感诧异。毕竟，他们已习惯了那个一向杀伐果断且自信“老子天下第一”的朱元璋。
得知老皇帝不思国政，反倒求仙问道、迷信命运，来自山东的国子监生周敬心，对“偶像”深感失望。
周敬心指出，“国祚长短，在德厚薄，非历数之可定”。要想大明万世其昌，无论在世之君，还是继任之君，最好都能像汉高祖那样厚待功臣，像唐太宗那样广施仁义，像宋仁宗那般勤政爱民。
周敬心的话，像是在剜朱元璋的心窝子。按照惯例，周敬心或许难逃一死。
但这一次，朱元璋并没有杀他。
皇太孙朱允炆是自己精挑细选的皇位继承人。只要自己尚有一口气在，朱元璋就不想给孙子留下一个难治的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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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三十年（1397）二月，应天府三年一度的会试隆重举行。作为洪武朝规模最大的一次科举，朱元璋颇为重视，特命耄耋之年的翰林学士刘三吾出任主考官。
刘三吾是备受满朝荣宠的明初“三老”之一，地位尊崇。当年，朱元璋在立储的最后关头，正是听了其“置秦晋二王何地”的劝解，才下定决心，弃朱棣选朱允炆。再加上其本人在入仕前便是天下闻名的大儒，士林的领袖，由他主持会试，当是众望所归。
接到诏命后，刘三吾及其他考官一刻也不敢怠慢。他们反复阅卷筛查后，最终从百千士子中挑出宋琮等52名优秀士子，晋级殿试。
考试过程一切顺利，待到放榜之日，众人却傻了眼。
▲明·仇英《观榜图》局部。图源/网络
原来，此次科考，自状元陈?以下，榜眼、探花以及晋级的另外49位进士，全部都是南方人。而主考官刘三吾乃湖南茶陵人，那些没考中进士的北方士子因此认为，出现地域的严重偏颇，肯定是刘三吾事先发了指示，打通层层关节所致。他们要求朝廷彻查这起科考舞弊事件。
事情很快传进了老皇帝朱元璋的耳朵里。
朱元璋个人判断，此次科举大抵没有舞弊之嫌，除却考官因素外，自宋代以来，因南北方社会差异，南方士子应试能力比北方士子强已是天下共识。但会试通过的全都是南方士子，也是破天荒头一次，概率之低，极难服众。
于是，朱元璋立即“命儒臣再考落卷中文理长者第之”。下令命侍读张信、侍讲戴彝、赞善王俊华等11名儒官各阅十卷，增录北方人入仕，以解决此次科考争端。
不料，张信等人复阅试卷后，却发现北方士子的作答不仅有些文理不通，甚至多数还有犯禁之语，实碍上达预览。因此，众考官一致认定，录取进士皆才学俱佳，不存在作弊之嫌。
为了让朱元璋相信此次复验结果，张信等人还特地将南、北两方的士子考卷抽取出来，呈递御前，供皇帝审判。
没想到这个结果仍无法令北方士子满意，他们联名上书称，张信乃前科状元，也是南方人，难免与士林领袖刘三吾有牵连。出现这个结果，多半是张信等人故意将北方士子的“陋卷”与南方士子的“优卷”混淆，以此来蒙蔽圣听，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
帝国最高规格的人才选拔考试，至此已经形同闹剧，这显然是年届七旬的朱元璋无法接受的事情。
既然和平解决争端，无法令双方满意，那不如杀两个人，好好整肃下科场纪律，也可以顺带警醒一下新晋的朝堂官员。
于是，复阅试卷的前科状元张信、新科状元陈?以及主考白信蹈等人皆斩首弃市。至于北方学子故意针对的刘三吾，朱元璋则以其年事已高为由，改充军戍边。
两任状元无端惨死，朱元璋还不满足。他命令朝廷重开科举，邀北方士子应试，务求从中选拔出优良人才，以安天下之心。最终，经过朱元璋御批，山东人韩克忠成为此次科考的状元。
尽管“南北榜案”杀人甚众，但作为北方众矢之的的主考官刘三吾却安然无恙。不仅如此，经过此次事件，时人对年渐老朽的刘三吾评价更高，称其“为人慷慨，不设城府，自号坦坦翁。至临大节，屹乎不可夺”。既然刘三吾人品没问题，张信等人复验多次的录取结果也公正、公平、公开，那么，年迈的朱元璋到底在担心什么呢？
一个字：乱！
虽然，朱元璋坐天下已三十年，大明国力经过数次战役以及内政治理，已渐成蒸蒸日上之势，但北方地区自唐末宋初开始，便是女真、党项、蒙古各部统治范围。如今，经其不懈努力，北方大部才重归大明这一汉人政权。如何加恩涵化，收买人心，恐怕是维持大明长治久安的根本保证。
而历朝科举，皆为天下士子所重。明朝重新恢复科举，既能向士林证明当朝皇帝重文重儒的决心，也能向前来应考的北方士子展露朝廷的亲亲之心，以表明南北一体。
但是，本来可以更好解决的科举争端，竟然演变成了一出“政治事件”。在朱元璋看来，这就不杀人不足以平民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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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朱元璋想安度晚年的心思，没几个人能懂。“南北榜案”刚刚落下帷幕，“欧阳伦案”又搅得他心神不宁。
洪武三十年（1397），川、陕地区私茶贩运日盛，严重影响国家税收，老皇帝遂命佥都御史邓文铿前往当地稽查处理相关事宜。
邓文铿刚到，便遇到了一件大案——当朝驸马欧阳伦的家奴周保狗仗人势，骚扰当地驿站，并纠集数十辆车马，公然将茶叶从陕西商洛运至关中蓝田县进行私下售卖。河桥巡检司负责收税的小吏照例上前盘问，周保等人未加理会，不仅把例行公事的小吏打成重伤，还气焰嚣张地拆毁了河桥巡检司衙门。
明初，盐、马、茶这三样是朝廷极度重视的专卖战略物资。特别是茶叶，不仅在中原地区开发出其饮用属性，在北方以及西北地区，也备受游牧民族青睐。历史上的游牧民族为了吃喝，已数次在中原百姓面前展露出凶残的一面。循前人旧制，朱元璋即位后，立即执行“以茶易马，固番人心，且以强中国”的政策，在川、陕、甘等茶马古道经过的区域设置“茶马司”，促成官方茶叶与战马交易。他的设想是，如能用国内廉价的茶叶换得战场上制胜法宝之一的战马，不说能立即消灭北元残余势力，重点打造一支装备精良的部队，用以维持九边安宁，也未尝不可。
▲云南怒江州滇藏界茶马古道。图源/图虫创意
朱元璋组织官方专卖茶叶的同时，也严禁地方鬻茶贩茶。在当年刚出台的《大明律》中，皇帝亲自规定：“凡贩茶出境者，斩。”
为了禁绝小茶园主私自将茶叶卖给没有茶引凭证的民间“黑茶商”，《大明律》还规定，凡庄园主及茶商初犯此例，一律给予笞杖三十的惩罚，涉案茶叶全部没收，庄园主需照市场价缴纳政府罚金。如若屡教不改，笞杖加重，“倍追原价没官”。
尽管如此，私茶跨境贩卖，仍屡禁不止。史载，洪武末，私茶贩卖有上行下效的迹象，“凡私茶出境，三市者少，马日贵而茶日贱”，致使“番人坐收其利，而马入中国者少”。
在这个当口顶风作案，再加上挑战政府权威，欧阳伦百死莫赎其罪。
欧阳伦不是一般的驸马。他早年曾考中进士，其妻是朱元璋与马皇后的幼女安庆公主。在二人成婚后不久，马皇后即与世长辞。出于对女儿的爱护，朱元璋对这位驸马也有着出乎常人的赏识。
按律，朱元璋当斩了欧阳伦。可驸马身涉皇家，若公开处刑，恐有损皇家威仪。最终，老迈的朱元璋只能忍住内心怒火，做出裁决：将主犯欧阳伦赐死，周保等人斩首弃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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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完这些，不堪政务烦扰的朱元璋彻底病倒了。当年十二月，病中的朱元璋一度陷入深度昏迷状态，宫中传出消息，称老皇帝即将驾崩。
无论朱元璋此前做过哪些重要的事，在他晚年最重要也是最后必须完成的一项任务面前，都显得无关紧要了。这便是，如何让朱允炆顺利传继大统，以保障大明王朝万世其昌。
在身体转危为安后，他将扫清帝位传承障碍的“主战场”，搬到了后宫，挪到了宗藩。
朱元璋起家于危难，一路征战过来，身边除了贤妻马皇后外，与勋戚合作、联姻也不在少数。因此，后宫中有数十名不同年龄、不同国籍的妃子。
马皇后去世后，大明六宫的协理大权经李淑妃之后，又归入郭宁妃手中。
▲明太祖朱元璋与郭宁妃。图源/影视剧照
朱元璋的众多妃嫔中，郭宁妃资历较深。早在朱元璋发迹前，她便随其父兄投靠了朱元璋，并为后者诞下皇十子朱檀和两位公主。
尽管早在洪武二十三年（1390），就藩山东的朱檀就因误服丹药毒发身亡，但郭宁妃的兄长郭兴、郭英却屡立战功，爵封列侯，撑起了郭家满门荣耀。即使朱元璋曾兴起胡惟庸案、蓝玉案等多次政治大清洗，武定侯郭英凭着勋戚之故，始终稳坐泰山。
郭宁妃及其身后的勋戚势力，是否会对资历尚轻的未来皇帝朱允炆造成不可估量的潜在威胁呢？
朱元璋没有答案。
他只知道，除了郭宁妃之外，宫中但凡上了些年纪的妃嫔，要么是实力雄厚藩王的母亲，要么是重臣权贵的亲人，即便是入宫年限尚浅的低位份妃嫔，那也是皇太孙朱允炆名义上的皇祖母。以孙弑祖，显然有违伦常。
而自汉、唐以来，女主天下屡有发生。朱元璋统治下的大明，虽有藩王为之外屏，但对内事务，藩王亦无权插手。要想安全将江山传承下去，朱元璋必须学会地主家分财产的思维，那就是人越少，分得的蛋糕越大。
此时的朱元璋已进入理性情绪的临界点。他十分希望听到旁人对他的提醒，可身处高位，皇权的高度集中与把控，却也注定他将错失吸收良言的机会——因为，皇帝无错！臣子强谏，只能让朱元璋认为自己不够英明神武。
一意孤行的朱元璋终于崩溃了，做出了一系列令人瞠目结舌的疯狂行径。
据査继佐《罪惟录》记载，洪武末，御河中曾发现一名堕胎婴儿。朱元璋闻讯后，即判定是楚王朱桢的母亲胡充妃所为，遂下令杀死胡充妃，弃尸郊外。楚王朱桢来朝求母，却被朱元璋赐予一条白练，归葬王府。
如若此记录并非查继佐道听途说，那么从侧面即可看出此时的朱元璋内心已到了极度脆弱的阶段。他只有通过杀人，才能短暂缓解内心的焦虑——自己有目的性的杀戮，正是替孙子朱允炆清除登基道路上的绊脚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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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流血事件的不断发生，并没有让朱元璋获得片刻的安宁。史载，晚年的朱元璋，“中夜寝不安枕”，“四夷有小警，则终夕不寝”。
睡眠质量越差，焦虑感就越强。在朱元璋睡不着期间，又有两位功臣因不可告人的目的被杀，一个是晋王朱棡的亲家傅友德，另一个是周王朱橚的亲家冯胜。
两位功臣人头落地，是朱元璋着手对付宗藩问题的信号。
那些他原先设想用于拱卫大明江山的藩王，此时，成了他心中拔不掉的刺。正如皇太孙朱允炆曾提出的疑问——“虏不靖，诸王御之；诸王不靖，孰御之”，朱元璋也同样找不到合适的答案。
摆在朱元璋面前的，显然只有违背当初的金口玉言，而收回儿子们的兵马和权力这一条路。
可这条路并不好走。
当下诸塞王奉命抵御的，正是时刻准备东山再起、反扑中原的北元残余势力。就在老皇帝陷入苦思冥想之时，洪武三十一年（1398）三月，塞外传来了一则不幸的消息：奉命驻屯东胜的晋王朱棡病逝了。
▲晋王朱棡。图源/影视剧照
自朱元璋分封诸王于边塞起，晋、燕二王便共同节制延边兵马，并互相制衡。如今，晋王突然薨逝，节制兵马大权，自然而然暂时统属燕王朱棣。
边塞藩王的权力变迁，打乱了朱元璋原先设计好的政治格局。
他没有时间再细想朱允炆当年提出的藩王裁存问题，立即命晋藩世子朱济熺承继晋王之位，统属父亲兵马，继续其未竟事业。
可上天并没有给老皇帝多少时间。晋王朱济熺述职后不久，洪武三十一年五月初八，南京皇宫传出了“上不豫”的消息。也就是说，老皇帝病入膏肓，时日无多了。
时下，朱元璋必须与老天争时间。
他随即连发两道圣旨。
一道先是褒奖晋王朱济熺，要其学习后唐庄宗李存勖，做个对自己、对家族、对国家都有用的贤王；之后又命“教陈用、张杰、庄德，预先选下好人马，提备临阵时，领着在燕王右手里行”。
另一道则让自己最信任的左军都督杨文，到北平接管北平都司及行都司的兵权。
种种迹象，都表明他想要趁机毁掉燕王在北方多年打下的基础与声望。
就在这些命令发出后不久，远在北平的燕王朱棣收到了一则嘉奖他的圣旨。圣旨称：“朕之诸子，汝独才智克堪其任。秦、晋已薨，汝实为长。攘外安内，非汝而谁？”很明显，这道圣旨表明朱元璋想趁机收回燕藩的权力。
然而，事情就是这么突然，嘉奖令刚送到燕王手上，朱元璋的病情就急转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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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三十一年闰五月初十，明太祖朱元璋驾崩。
在回顾自己一生所为时，朱元璋的遗诏称，治国期间，皇帝“筋力衰微，朝夕危惧，虑恐不终”。而谈及皇太孙嗣位问题，朱元璋的遗愿是，“皇太孙朱允炆仁明孝友，天下归心，宜登大位，以勤民政。中外文武臣僚同心辅佐，以福吾民”。
▲明太祖朱元璋。图源/影视剧照
朱元璋的话，最终确定了皇太孙朱允炆即位的合法性。
朱元璋驾崩仅七天后，朱允炆践祚登基，史称建文帝。建文帝刚即位，他最担心的“诸王不靖”的隐患，就发生了。
起因是，朱元璋遗诏中最后一句话：“诸王临国中，毋至京师。诸不在令中者，推此令从事。”而前不久，刚接到父皇嘉奖令的燕王朱棣已启程赶至江苏淮安，离南京城近在咫尺。
这道不近人情的命令，彻底阻隔了燕王朱棣的进京之路。接到新帝圣旨的燕王，心有不甘地返回了封地。
事后证明，这种人情阻隔是致命的。
建文四年（1402）六月，燕王朱棣攻入南京，建文帝朱允炆在宫中燃起大火，从此下落不明。朱棣终于登上了帝位，在他的手上，大明江山也确如朱元璋生前希望的那样，国运昌隆，福寿绵长。可是，纵然朱棣有五征漠北、开疆拓土之功，他也始终不是朱元璋认定的那个接班人。
而历史的吊诡就在于，朱元璋死前无比焦虑、任意折腾的结果，瞬间就化为烟尘——纵是一代雄主，他也安排不了身后事！
参考文献：
[明]胡广：《明太祖实录》，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清]张廷玉：《明史》，中华书局，1974
[清]查继佐：《罪惟录》，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
陈梧桐：《朱元璋大传》，中华书局，2019
陈学霖：《关于<明太祖皇帝钦录>的史料》,《暨大史学》，2003
王元林、梁姗姗：《考试公平与区域公平的博弈——洪武丁丑会试南北榜案重新解读》，《求索》，2014年第9期
萧国亮：《简论明初的茶禁政策》，《上海经济研究》，1986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