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40年9月的山东根据地，朱瑞同志猛烈批评了八路军115师师部。当时召开的是桃峪高级干部会议，朱瑞指出：“115师前面有人拽、后面有人推才肯干；打仗不行，只会搞卫生。”这样的批评意见，若是中央首长讲的，115师干部可能会深刻总结虚心改正；但换了别人来讲，面对如此尖锐的措辞，代师长陈光绝不会含糊。事实也确实如此，暴脾气的陈光当即回击朱瑞的观点，说他是有意贬低115师。
若非现场的其他干部及时控制住陈光，代师长大有冲上去单独理论一番的架势。朱瑞当时是山东分局书记、山东根据地在党内的最高负责人；陈光是115师代理师长、山东八路军的最高军事主官；还有一位当事人是罗荣桓，他正担任115师政治委员，是陈光在师部的搭档，但事实上比代师长的级别稍高。
朱瑞对115师的打法和战绩非常不满，才进行了训话批评。那他“说得着”吗？还是说的着的。因为朱瑞是党内领导，党指挥枪又是我军的基本原则。但当时的山东根据地，并非真正的“一元化”领导，党政军权力没有完全统一，陈光不服朱瑞，尤其对朱瑞的措辞、态度不满，也不算传统意义上的“抗上”。至于罗荣桓，听到“只会搞卫生”这样的话，自然也是很不舒服的，但罗帅老成持重，没有当场反驳。
陈光对朱瑞的意见，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朱瑞性子直，训斥下级经常是劈头盖脸不留情面。此前因为类似情况，两人已经爆发过几次争吵，只是没有像桃峪会议这样，当着如此多同志的面。山东部队多、军令不统一的现象比较严重，制约了根据地发展，中央也在认真考察山东的几位主要干部。
朱瑞给延安的汇报中，明确指出“115师代师长陈光威信不高”，这算是很低的评价了，更深层的意思是不适合担任较高领导职务。陈光也不含糊，他给中央推荐的根据地负责人是搭档罗荣桓，而非朱瑞。罗帅夹在其中，想调和二人的关系却又非常难办，因为性格和工作习惯的原因，朱瑞和陈光都不是很听劝的人。
为了协调山东根据地的问题，延安总部把少奇同志都派过来了，可见重视程度。最终朱瑞和陈光，都被从山东调离，回延安学习进修，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出中央的态度和人事判断。而留在山东根据地主持大局的，恰恰是陈光曾大力举荐的罗荣桓同志，1943年罗帅正式成为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同时还是115师政委、代师长，在党内担任山东分局书记。
显而易见，困扰山东根据地多年的人事问题画上了句号，一元化领导得以实现。罗荣桓是毛主席最放心的干部，正式开始主持山东大局。而到抗战胜利时，罗帅和黎玉等同志一起，打造出了实力强劲的根据地，仅正规八路军就达到27万余人，威震全国，也为解放战争奠定了雄厚的兵员及后勤基础：三野和四野两大主力部队，都离不开罗荣桓此前在山东的扎实工作。
比较遗憾的，是朱瑞和陈光两位将军。争执归争执，有着主客观原因，但他俩从红军到抗战，资历和成绩一直很突出，都具备建国后评大将的履历。但1948年朱瑞在辽沈战役时触雷牺牲，年仅43岁；陈光虽活到了建国，却因个性太强牵扯上一些敏感问题，1954年精神压力过大寻了短见，非常可惜。这两位前辈都没有获得军衔，但我们不该忘记他们为革命和新中国建立做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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