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历十四年（779年）五月初二，李豫病重，不到十天，已无法上朝。五月二十一日（6月10日），李豫命太子李适监国。同日夜间，李豫在长安大明宫紫宸内殿驾崩，就这样，监国不到一天，时年三十八岁的李适即位，成为大唐第十位天子，即唐德宗。
唐德宗生于天宝元年四月十九日（742年5月27日），年幼的时候是见过大唐盛世的，但到了他即位的时候，大唐已经千疮百孔。
虽然经过唐代宗十几年的努力，总算将大唐从灭亡的悬崖边上拉了回来，但仅仅是拉了一点，交给他的摊子依旧很烂，一个处理不好，大唐还是有崩坏的危机。因而即位之初，唐德宗就立下了中兴大唐的志向，但刚刚继位，宰相常衮就给他来了一个下马威，这就是关于唐代宗的下葬问题。
常衮
唐代宗驾崩前留下了遗诏，要求自己的葬礼一切从简，并且将玄宗朝时期的二十七天服丧期，改为了除皇帝之外，其余人等一律三天。既然先帝留下遗诏，大家遵守便是，但常衮不乐意，极力要求德宗尊奉祖制，甚至都没和另外两位宰相郭子仪、朱泚商议，直接用三人的名义上疏德宗。
常衮的下马威直接引起唐德宗的忌惮，加上郭子仪和朱泚也不满常衮的擅自行动，任由唐德宗直接将其贬为潮州刺史，“帝崩，衮与礼官议：‘礼，为君斩衰三年。汉文帝权制三十六日。我太宗文皇帝崩，遗诏亦三十六日，群臣不忍，既葬而除，略尽四月。高宗如汉故事。玄宗以来，始变天子丧为二十七日。乃者，遗诏虽曰“天下吏民，三日释服”，群臣宜如皇帝服二十七日乃除。’祐甫曰：‘遗诏无臣、庶人之别，是皇帝宜二十七日，而群臣三日也。’衮曰：‘贺循称，吏者，官长所署，非公卿百官也。’祐甫对：‘《传曰》“委之三吏”，乃三公也。史称循吏、良吏，岂胥吏欤？’衮曰：‘礼非天降地出，人情而已。且公卿在臣膺受宠禄，今与黔首同，信宿而除，于公安乎？’祐甫曰：‘若遗诏何？诏而可改，孰不可改？’意象殊厉。衮方入临，遣从吏扶立殿墀上，祐甫指之谓众曰：‘臣哭君前，有扶礼乎？’衮不胜怒，乃劾祐甫率情变礼，挠国典，请贬潮州刺史。”后来唐德宗任命素来与常衮不和的崔祐甫为相。至于唐代宗的葬礼，唐德宗还是按照遗诏丧事从简，算是暂时解决了宰相擅权的危机。
摆平了宰相，接下来就是宦官了。
自唐肃宗开始，宦官就开始掌握禁军，天子的身家性命都被掌握禁军的宦官控制着，显然唐德宗怕太监尾大不掉。
第一个被处理的就是宦官刘忠翼，刘忠翼当年靠着唐代宗的宠幸，异常嚣张跋扈，甚至勾结兵部侍郎黎干，图谋废掉李适的太子之位，改立韩王李迥为太子，但唐代宗没有同意。等唐德宗即位后，他们自然担心遭到清算，决定先下手为强，密谋叛乱，但唐德宗早就派人监视他，谋反之事自然败露，后被处死。
刘忠翼被处理不代表唐德宗可以高枕无忧，因为现在掌握禁军的是宦官王驾鹤，他的实力可比刘忠翼厉害多了。唐德宗不敢贸然处理，只能另辟蹊径。一方面让宰相崔祐甫与王驾鹤谈话，故意拖延时间，一方面却安排心腹大臣白志贞接替了王驾鹤的神策军使之职，“神策军使王驾鹤者，典卫兵久，权震中外，帝将代之，惧其变，以问祐甫，祐甫曰：‘是无足虑。’即召驾鹤留语移时，而代者已入军中矣。”靠着一手瞒天过海，唐德宗成功解决了权宦对自己的威胁。至此他终于可以施展拳脚了。
崔祐甫
唐代宗时期，安史之乱虽然已经结束，但官制依旧非常混乱，时任宰相的元载就曾经大肆卖官鬻爵，以致纲纪败坏。到了常衮主掌朝廷的时候则尽弃元载之策，对于荐举的官员不论好坏，一概不用，只任用考中科举的士子。而到了崔祐甫拜相后，他又改变常衮的任官之法，选官更加注重才能，只要是人才便加以任用，不论门第，唯才是举，为朝廷注入新的活力。除此之外，就是惩治宦官索贿的风气，削减地方的供奉，裁撤大量的宫女和宦官，厉行节俭等等，让德宗一朝初期就焕发出一副政治清明的景象。
而面对已经崩坏的府兵制也是唐德宗现在首要解决的问题。
府兵制起源于西魏，鼎盛于唐太宗时期，也是北周、隋唐强盛之基，伴随府兵制的就是均田制，均田制之上就是租庸调制，这些都是相辅相成的。但唐高宗之后，人口大量发展，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均田制也逐渐瓦解，租庸调制也面临崩溃的危险。
所谓的租庸调制，即有田则有租，有身则有庸，有户则有调，以均田人户多少为税收和服役的根据，与田地多少则无关。初期还很好，但土地兼并频繁后，百姓能够分到的土地不足，却因为人口滋生而要承担更多的赋税以及徭役。到了最后，为了躲避赋税和徭役，大量百姓选择了逃亡，到了唐德宗时期，逃亡的百姓越来越多，税收也越来越少，急需唐德宗解决。
为了缓解危机，唐德宗任用杨炎为相，颁布了两税法。
所谓两税法即以户税和地税来代替原先租庸调的，以土地和资产为依据，并且将之前征收谷物、布匹等实物为主的租庸调法改为征收金钱为主，分夏、秋两季征收，因而称之为“两税法”。
两税法示意图
虽然两税法在唐末成为各级官吏盘剥百姓的恶法，但在初期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底层百姓的负担，也增加了国库的收入，更为唐德宗日后削藩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建中二年（781年）成德节度使李宝臣去世，其儿子李惟岳上疏，希望成为新的成德节度使，而魏博节度使田悦也希望节度使可以世袭罔替，也选择上疏德宗为李惟岳说话。
唐德宗早就看这帮藩镇不爽了，更不希望藩镇可以世袭罔替下去，自然予以拒绝，气得李惟岳则联合魏博、淄青、山南东道节度使一起叛乱。
此时唐德宗的神策军还没啥战斗力，也没有可靠的大军平叛，只能玩制衡，即拉一派打一派。先封淮西节度使李希烈为南平郡王，想让他去平叛。
对于李希烈来说，南平郡王自己并不稀罕，之所以肯去平叛，纯粹是为了扩大地盘，因而非常的卖力。最先抵不住的是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在李希烈的大举进攻下节节败退，被迫自杀，也结束了自己十九年的藩镇割据历史。
李希烈
既然平定了梁崇义，李希烈希望唐德宗让他可以占据占领的襄阳等地，但唐德宗不肯，安排李承为新的山南东道节度使，引起李希烈的不满，直接纵容不下大肆劫掠而去。
此时唐德宗自认为削藩手段不错，便故技重施，任命李希烈为淄青节度使征讨另一路叛军李纳，但李希烈却不为所动，反而私下和叛军勾连。
不过唐德宗也没完全寄希望于李希烈，除了李希烈之外，唐德宗还暗中拉拢了原安禄山部将张孝忠为成德节度使，让他和幽州节度使朱滔一道征讨李惟岳。
朱滔一开始也是和李希烈一样的想法，非常卖力，就是想要将原属于成德的深州也纳入自己的藩镇领地，结果也被唐德宗拒绝。朱滔退而求其次，希望得到恒定七州的赋税以供军饷，又被唐德宗拒绝，朱滔异常怨恨。
当然除了朱滔和李希烈，在平叛过程中出力颇多的李惟岳的部将王武俊也对朝廷只封他为恒州刺史兼恒冀都团练观察使不满，甚至收回之前已经被他控制的赵、定二州，多方怨气下，引发了安史之乱后又一场大暴乱。
李适
说实话，唐德宗削藩之策一开始就是有问题的，用驱虎吞狼之计只会酝酿更大的问题。毕竟之前唐朝利用藩镇攻打其他藩镇，得到的土地需要分一部分给藩镇的，这也是日后李希烈和朱滔这么卖力的原因，毕竟打下来就是自己的，能不卖力吗？显然这种削藩只会越削越多，最终会削成一个个大号王国，因而唐德宗一开始就没打算继续这样下去，于是李希烈和朱滔翻脸了。
建中三年（782年），支撑不住的魏博节度使田悦暗中勾结朱滔和李希烈等人，酿成了四镇之乱，其中朱滔自称冀王、田悦称魏王、王武俊称赵王、李纳称齐王，随后又劝李希烈称帝，局势越来越乱。这时候就需要唐德宗做出割舍了。
为了平定四镇之乱，唐德宗现在把京畿周围的朔方、河东军都派出去了，可以说已经到了极限，万一其他地方叛乱怎么办呢？翰林学士陆贽提出了安抚一下的建议。
说实话，唐德宗也难，但他却不愿意放弃。自己削藩多年，自己这么艰难，对方说不定也很艰难，只要自己坚持一下，说不定就能成功了。
从后面来看，陆贽说的是对的，但在当时，谁也无法预测到未来，唐德宗也是如此，十字路口，唐德宗选择了继续坚持。
建中四年（783年）十月，唐德宗调泾原节度使姚令言率本镇五千兵马驰援，他们先到长安城外驻扎，原以为朝廷会在开战之前赏赐一些财物，结果啥也没有。这也算了，奉旨犒赏将士们的京兆尹王翊又给他们提供败肉臭粮，引起泾原兵的不满：“吾辈弃父母妻子，将死于难，而食不得饱，安能以革命捍白刃耶！国家琼林、大盈，宝货堆积，不取此以自活，何往耶？”
愤怒的将士直奔长安城，长安城下居然哗变，这还得了，吓得唐德宗立即下令调拨二十车缯彩前去劳军，但为时已晚，大军已经杀进长安，长安陷入混乱，陆贽之前说的成为现实。
无奈之下，唐德宗只能仓促逃亡奉天，叛军群龙无首，拥立原幽州节度使朱泚为帅，朱泚是朱涛的弟弟，现在被软禁在长安城，双方一拍即合。
朱泚先派三千骑兵前往奉天，假意迎德宗回来，实际上是攻打唐德宗，随后在大明宫称帝，立国号为“秦”，改元“应天”，随后大肆诛杀唐朝宗室。称帝第二日，朱泚又率领大军围攻奉天，此时的奉天不过一座孤城，一旦被攻破，大唐就真的灭亡了，局势远比当年唐玄宗和唐代宗时期还要危急。
唐德宗也知道局势危急，只能命令好好防卫，就连太子李诵都身先士卒、登城拒敌，而唐德宗自己也亲自督战，甚至有箭从唐德宗身边飞过。
眼看形势越来越危急，唐德宗让大臣们出去投降以保全性命，在场的大臣无不落泪，誓与皇帝共存亡。
就在奉天粮草即将耗尽的时候，李怀光率领朔方军已经挺进关中，这才让奉天转危为安。
当然事情也没完全结束，李怀光又和唐德宗龌龊不断，李怀光也反了，最后靠河东节度使、镇国军节度、邠宁节度韩游瑰、鄜坊节度使等人才平定了叛乱，泾原兵变才告一段落。
不得不说，唐德宗的削藩真的一言难尽。
泾原兵变后，唐德宗下罪己诏，向藩镇低头道歉。
自己削藩六年，到最后该有的藩镇一个不少，自己还被迫逃离长安，还将大唐搞的满目疮痍。他也知道，自己削藩彻底无望了，对藩镇的态度也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由前期的强硬转为了姑息。
当然唐德宗不是一直颓废下去，而是积攒实力，等时机成熟后再战，毕竟他也明白，借力打力、以藩制藩是不行的。要真正平定藩镇、收回大权，朝廷必须有一支可靠的大军，这就是神策军。于是唐德宗开始扩编神策军，最终将其扩编为十五万的大军。
李适
当然练兵需要大量钱粮的，削藩之后，唐德宗的大业就是搞钱，而能帮他搞钱的只有宦官了。
早在唐代宗时期，“代宗优宠宦官，奉使四方者，不禁其求取。尝遣中使赐妃族，还，问所得颇少，代宗不悦，以为轻我命。妃惧，遽以私物偿之。由是中使公求赂遗，无所忌惮。宰相尝贮钱于阁中，每赐一物，宣一旨，无徒还者；出使所历州县，移文取货，与赋税同，皆重载而归。”但唐德宗登基初期，自认为圣明天子，直接废除了这个政策，但很快就被现实打醒了。没了宦官捞钱，唐德宗打仗花销太大，不得不学老爹捞钱了，甚至捞钱的本事比唐代宗还很，什么“税间架”和“算除陌”，这些敲骨吸髓的敛财政策全部搞上。
由于唐德宗太能捞钱，司马光还在《资治通鉴》里指责过他：“王者以天下为家，天下之财皆其有也。阜天下之财以养天下之民，己必豫焉。或乃更为私藏，此匹夫之鄙志也。”但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司马光认为天下财富都是皇帝的，但真的都是吗？明末那些藩王富户在天下危急的时候，有几个人肯出钱的？所以唐德宗也看得明白，满朝文武都靠不住，真正靠得住的还是钱，只要有钱，一切都不是问题。
唐德宗为什么这么爱捞钱？真的是财迷吗？
从唐德宗初期可以看出，他是一个简朴的人，也曾下令削减宫中用度和宦官索贿的恶习。但经过削藩之战后，他发现钱真的太重要了，毕竟泾原兵变就是自己没钱给泾原军闹的，给他留下了很大的阴影。而且唐德宗捞的钱也没自己花费，自己御膳宫厨皆极简俭，对于吃喝用度并没有太大的看重，但对于神策军则禀赐优厚，以至于不少唐军主动想要隶属于神策军，也让神策军规模进一步扩大。
可以说奉天之乱后，唐德宗唯一能依靠的只有神策军了，所以必须要用心腹宦官来将军权抓住，而提高神策军的战斗力，只能是花费大量金钱米粮来维持，所以唐德宗又要变着法子搞聚敛。
至于宠信宦官，唐德宗有的选择吗？此前唐德宗将神策军交给了文官，但泾原兵变的时候神策军在干什么呢？没有一个前来护驾，之前唐德宗将神策军交给了文官，但文官们掌握禁军后无动于衷，反而是宦官们紧急集合，护着唐德宗和太子出逃。经此一难，换谁是都会重新宠信宦官，毕竟最后还是宦官靠得住，但在后世却留下了宠幸宦官的昏庸名声。
贞元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三日（805年2月25日），唐德宗驾崩于长安会宁殿驾崩，享年六十四岁，在位二十七年，在位时间仅次于唐玄宗和唐高宗。
由于削藩失败、捞钱和宠信宦官，唐德宗在后世的名声非常不好，甚至冠上了昏君的称号，尤其是宋朝。
司马光在《历代明贤确论》里评价：“德宗愤积世之弊，悯唐室之卑，南面之初，赫然有拨乱之志。而识度暗浅，资性猜愎，亲信多非其人，举措不由其道，赋敛烦重，果于诛杀，故关外之寇未平而京城之盗先起。于是困辱于兴元，播迁于山南，公卿拜于贼庭，锋镝集于黄屋。尚赖陆贽尽心于内，李晟浑瑊输力于外，故能诛夷元凶，还奉宗社。”欧阳修在《新唐书》里评价道：“德宗猜忌刻薄，以强明自任，耻见屈于正论，而忘受欺于奸谀。”有了文坛领袖欧阳修的评价，宋朝文人自然对唐德宗的评价普遍较低，甚至成为昏君一类的代表人物，比如王安石《续资治通鉴长比篇》评价：“陛下能为尧、舜、禹、汤、文、武所为，即髃臣自当同心同德，若与汉元帝、唐德宗同道，即不须怪人臣多乖戾不忠信也。”但都是片面的，把唐德宗放在宋朝里，都能排上前五了。
李适
唐德宗已经是唐朝最后一个经历过开天盛世的君主，他经历过盛世，也跌落过乱世，也亲身参与了平定安史之乱的战事，因而立下了中兴大唐的夙愿，并且为之奋斗。但他失败了，败得很惨，甚至丢了长安，为了收拾破碎的山河，他写下了史上最为真诚的帝王罪己诏。
但彷徨之后他没有放弃，反而寻找新的办法，组建神策军，成功让大唐恢复了一点中央集权的本钱，这才有了唐宪宗的元和中兴，但是代价就是西北边镇长期为神策军所掣肘。更别说联合南诏、回纥等国弱化吐蕃，将尾大不掉的朔方军肢解，对晚唐政局产生深远的影响。
总体而言，唐德宗虽然不是什么明君，但也非王安石口中那样的昏君，这是在安史之乱后的大唐，在大唐如此多艰的情况下，他已经尽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