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刘伯承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长。1938年起，与政治委员邓小平、副师长徐向前等组织战斗，创建了晋冀豫抗日根据地。1947年6月底与邓小平率十万大军强渡黄河，挺进中原，发起鲁西南战役，随后挥师南下，千里跃进大别山。1948年11月，刘伯承与邓小平、陈毅、粟裕、谭震林组成总前委，带领部队取得了淮海战役的重要胜利。在党史军史上，刘伯承和邓小平被誉为“最佳拍档”，留下了许多经典战争案例。
刘邓不可分
刘伯承与邓小平，有着十三年共同指挥军队的战斗生涯，有着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战友情谊。刘伯承生于1892年，年长邓小平12岁，两个人都属龙。他俩是两条真正令中国人骄傲的威猛巨龙。在他俩相遇之前，人生经历就有了一些微妙相通之处。刘伯承、邓小平都是四川人。刘伯承20岁考入重庆军政府将校学堂。1916年参加讨伐袁世凯的护国战争时，已是军中一员猛将。当16岁的邓小平远渡重洋到法国求学时，刘伯承已是川中名将了。1926年，邓小平去了莫斯科中山大学系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刘伯承1927年也到了莫斯科，进了高级步兵学校，随后又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系统学习军事理论。1930年，邓小平在广西发动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之时，刘伯承也回国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协助周恩来处理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
1931年，邓小平、刘伯承先后来到中央苏区。在这里，两位四川老乡首次见面。刘伯承给邓小平留下了“忠厚、诚挚、和蔼的深刻印象”。1932年，邓小平调任会昌中心县委书记，刘伯承出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长。他们都坚决地与王明推行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进行了斗争。在王明宗派主义“无情打击”的组织路线之下，邓小平被撤销了中心县委书记的职务，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不久，刘伯承也因反对中央军事顾问、共产国际代表李德军事指挥上的教条主义，被撤销中央军委总参谋长职务，下放到红五军团任参谋长。他俩共同参加了长征。1934年底，在毛泽东等人提议下，邓小平再一次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职务。几乎也在同时，刘伯承也被调回军委，重新担任军委总参谋长。他俩又一起参加了遵义会议。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8年1月，邓小平调任第一二九师政委，从此，邓小平与刘伯承开始了长达十三年亲密无间的合作。他俩这种亲密无间的合作，使一二九师像一把利剑，直插在敌人的心脏——太行山区。
在太行山的日子里，刘邓二人紧密配合，通力合作，使一二九师及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工作井井有条，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里越战越勇，越战越强。据刘邓老部下们回忆：刘师长给我们总的印象是对党忠心耿耿，对工作极端负责，热爱人民，关心同志。他年高德劭，平易近人，使你在他面前，能感到一种慈父般的温暖；邓政委在领导作风上的特点是决心果断，干脆，对干部要求严格，并敢于批评，给人的印象像个严师。慈父与严师，文武双全，是为强将。
刘伯承和邓小平的合作是思想和意志一致的合作，是真诚的合作。在一二九师工作过的同志都知道，只要邓小平表过态的事情，你去问刘伯承，刘伯承一定说：“按邓政委讲的办。”同样，凡是刘伯承说过了话，再去请示邓小平，邓小平也必定说：“照刘师长讲的办。”一二九师师部的好多同志都记得师长常说的一句话：“政委说了，就是决定，立即执行。”
刘伯承和邓小平不仅是工作上的好搭档，在日常生活中也是互相关心、互相牵挂的好战友。邓小平常常提醒师部工作人员：师长年纪较大，视力也弱，大家要特别注意，小事多找我和参谋长，大事才找师长决策。为了照顾刘伯承的身体，邓小平总是把许多组织实施、起草报告、签发电报等任务担当起来，尽量减轻刘伯承的体力负担。有一次，部队经过黄泛区，天上有敌机轰炸，脚下是没膝深的烂泥，行走十分困难，邓小平搀着刘伯承，走过了几十里的“水乡泽国”。
1940年，百团大战最紧张的时刻，当时在一二九师师部工作的张香山，看到了极为感人的一幕：“有一天，参谋长打电话叫我到他那个地方去。一进去，看到他们两位，邓小平同志举着蜡烛，刘师长顺着烛光察看地图，找地名。他们看的是贴在窑洞墙上的一张五万分之一的地图。由于刘师长一只眼睛失明，看东西不大方便，所以，邓政委举着蜡烛的手，随刘的手移动，刘指到哪里，邓就把地名念出来。刘的眼睛不好，邓担心累着他。我革命了几十年，像刘邓这样深的感情见得不多。真是高山仰止，令人感动。”
同样，刘伯承眼中的邓小平也像亲兄弟那样叫人挂念。1942年3月，邓小平去太岳、中条山检查工作。临行之际，刘伯承送了一程又一程。送走之后，他立即对参谋长李达说：“现在敌人扫荡很频繁。我们对邓政委的安全一定要保证。你立刻通知邓政委要路过的几个地方，叫他们把接送情况，在当天电告师部。”就是这样，刘伯承仍然每天记挂着暂时分离的邓小平，每天都到值班室询问邓小平的行踪。
3月19日晚上，他又来到值班室，值班参谋报告，刚刚收到电报，邓小平今晚要通过白晋线去太岳。因为白晋线是日寇重点防御的地区，刘伯承放不下心来，他让两位值班参谋去休息，自己要亲自等待邓小平的消息。两位参谋说：“我们不困，还是师长去休息吧。”刘伯承一手拉住一个，把他们带到隔壁休息室里，按到床上，盖上被子才走。那一夜，刘伯承一直守在值班室里，一边检查值班日记，一边等待消息。深夜，接到陈赓发来的电报：邓政委已安全到达太岳。刘伯承才舒了一口气，叫醒了两位睡得甜甜的值班参谋。
在刘邓合作指挥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十三年中，一个军事主官，一个政治主官，留下了一段“刘邓不可分”的佳话。在他们共同组织的历次重大战役行动中，许多重大的作战方案是他俩一起商定；各种命令都是以刘邓联署方式签发；许多次重要战役是由他俩共同指挥。刘邓大军的英名远播四方，令抗日军民鼓舞，令敌人丧胆。一二九师和第二野战军的战史中融会着刘邓的智慧，不可分，也分不清。
直到目前为止，许多刘邓联署的电报，除了因两人分在两地比较容易确认是其中一人所为外，其余均很难确认出自他俩之中何人之手。一份电报里，常常既有刘伯承时刻研究与总结的战术问题，也有邓小平极为关注的地方武装配合作战和根据地支援问题，在编写他俩的文集时，是很难将这些材料分开来，算在二人各自的思想成果上。而同时，如果这些由刘邓合署的文件不计算在刘或邓的思想发展之中，那么，对于刘邓思想的研究必将是极不全面深刻的。当时任第二野战军新华分社社长的前线记者李普说过：“在刘邓之间，是难以放进一个顿号的。”这句话生动表达了刘邓不可分这一特殊的历史现象。
刘邓工作方法各有特色
1992年，薄一波在“刘伯承诞辰100周年军事理论研讨会”上发表讲话说：“这里，我还想插述一段周恩来同志和我的谈话。那是在1950年的七届三中全会期间。在闲聊中，恩来同志若有所思地问我：你在晋冀鲁豫与伯承、小平共事多年，你对他们二位的工作怎么看？我说：他们在工作上配合得很好，确实是同心同德，和协有致。他摇摇头说：我不是讲他们的配合，而是你对他们的工作方法有什么看法。我未加思索地反问道：总理，你是老领导，又与他们相识甚早，你看呢？他爽然一笑：好啊!你又把问题原样奉还了。我也笑了：不是说‘解铃还需系铃人’吗？我们这叫‘解问还需提问人’嘛！恩来同志说，据我多年观察，他们两人的工作方法各有特色，小平同志是‘举重若轻’，伯承则是‘举轻若重’。你看是不是这样？我说：完全同意总理的评价，这八个字概括得很准确。
他们在工作上所以配合得那样得心应手，恐怕这是一个重要因素。接着，恩来同志又问我：那么，这两种工作方法你比较喜欢哪一种？未等我作答，他就讲开了自己的看法：从愿望上说，我更欣赏小平同志的‘举重若轻’，但说实在话，我这个人做不到这一点。我同伯承同志一样，在工作上常常是‘举轻若重’。这也许是同我长期负责具体的执行工作有关。
“后来，我不时忆起恩来同志和我的这次谈话。我常想，一个领导干部要同时兼有这两种工作方法，的确很不容易。但从党的工作、一个领导班子的工作来说，却是必须同时具有，缺一不可。在进行战略决策和解决重大问题时，必须有‘举重若轻’的方法和气势，才能增强信心，当机立断，否则就可能迁延不决，贻误时机；而在决策以后，确定具体战术和具体措施时，则必须处处注意‘举轻若重’，方能周密细致，扎实稳妥，否则，就可能出现疏漏，招致失误。能否善于掌握和运用这两种工作方法，是衡量我们工作中的领导水平和领导艺术的一个重要标志。”
刘伯承的“举轻若重”首先表现在他在制定作战计划和进行作战准备上。在对待“作战任务”这个问题上，刘伯承指出，对于上级交付的任务，“首先要了解上级首长总的意图，了解上级首长给予自己的局部任务对整体任务的作用，才能在实际战斗中充分发挥这一作用，以保证整体任务的完成”。对于给下级的任务，“要有重心而十分明确”，“必须根据当前具体的实际情况，发出适应情况的具体指示”。
为了使部队准确地了解任务，他对发出的每一个战斗命令，总是逐字逐句地推敲琢磨。他常说：“打仗这玩意，可不能马虎，一字之差也会死很多同志，甚至影响整个战斗的成败。”他还根据任务的轻重缓急和范围所及，专门规定了基本命令与战斗命令、训令与命令的不同形式，以便于各级指挥员分类掌握和使用。他反对只凭想当然就投入战斗的草率行为。他曾尖锐地指出：“不仔细研究命令，不明确下达任务，那是犯罪行为。”
邓小平十分赞赏刘伯承的这种作风。他说：“伯承对上级命令和指示，从未粗枝大叶，总是读了又读，研究了又研究，力求适应自己的工作环境而加以实现。在实行中，且时时注意检查，务使贯彻‘海底’。‘深入海底’，差不多是他日常教育同志们的口语。”
邓小平还说：“伯承善于总结经验，把军事实践上升到理论高度，又善于创造性地用理论指导军事实践。”刘伯承几乎每遇大战必做作战总结。在他的总结中，不仅总结我军自己的作战经验，而且善于总结敌人的作战规律。他所以能够常常出奇制胜，就是因为他对敌人的推理认识十分细致深入，故而能够用兵如神。七亘村战斗，重叠设伏，就是抓住了日军的骄横心理，以为我军决不敢再在原地打一仗的一般估计而设计的一场漂亮仗。
当时，刘伯承曾说：“日军对我国的兵法是熟悉的，也懂得‘不得遵常’的用兵原则，我们要抓住日军迷信教条的心理，就在原来地方再次设伏。”著名的神头岭作战的伏击地点，是刘伯承亲自勘察决定的。该地山梁狭窄崎岖，不便于我兵力展开，有些同志认为不宜选作伏击战场。但是，刘伯承分析认为，敌人也会认为这里的地形对我不利，估计我不会在此设伏，而对此地麻痹大意。我偏一反常规，在敌人认为我不会设伏的地点设伏，打击敌人。后来实际情况表明，刘伯承的反推料敌十分准确，敌人果然按照他的安排行动，使得神头岭一战打得敌人措手不及，全军覆没。
刘伯承的料事如神，来自他对每一场战斗的认真细致总结。1992年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刘伯承军事文选》共收录刘伯承抗日战争时期的军事论著24篇，其中有11篇是关于对敌作战的战术考察或作战总结的文章，其余是以刘邓联名方式所作的战术总结。战斗总结就更多了，几乎每一次较大规模的作战行动都有详细的作战总结和经验介绍。
据李达回忆，在百团大战期间，“刘师长对所有作战方面的上报资料都看得非常仔细，甚至连一个工兵组善于爆破技术的总结，他都认真读过，并签上他的名字。记得他曾经拿几份材料要我看，还说：‘你看看，敌人在主要铁路上也是兵力不敷。落摩寺战斗中就发现了敌人搞的稻草人，有的车站上发现了假炮，飞机上投下的降落伞也有假的。看来，敌人的名堂还不少哩。这是由于日军战线过长，兵力不足，无法兼顾，形成到处挨打的架势，就好比一头野牛在沟里吃草，向左伸嘴左边挨一棒，向右伸嘴，右边挨一棒。结果在左右受敌之下，只有吃亏。’”对于上报下发的作战总结和战术指导，刘伯承总是逐字逐句修改，然后很快上报下发。
邓小平的“举重若轻”则表现在他善于驾驭和处理那些错综复杂的事情，善于在处理复杂事物中抓住主要矛盾，以纲带目，总揽全局。许多与邓小平共过事的同志对于小平的这一特点记忆犹新。杜润生在回忆中说：“小平同志给我最深的印象是他的气度和风格。我在小平同志领导下，工作的时间算是比较长。从太行山到南下进军大别山。
在中原局，小平同志是书记，我是秘书长。”“小平同志的气度和风格是什么呢？那就是顾全大局，实事求是。在复杂环境里，在许多工作任务中，抓住主要环节，勇往直前。他是用大手笔写历史的人，写重要历史篇章的人。这种人在历史上是不多见的，他们能超越自我，顺应历史呼唤。平素和他接触，感觉他和常人无异处，也说笑话，也打扑克，搓麻将，喜爱孩子，吃爱吃的菜。可是在历史的紧要关头，哪怕是泰山压顶，大难临头，总是知难而进，顶风搏浪，毫无畏惧，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在邓小平领导下工作多年的宋任穷回忆说：“小平同志经验丰富，观察问题敏锐、深刻，思考缜密周到，善于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对纷繁复杂的问题作出精辟的分析和果断的决定。但讲话言简意赅，一语中的，从不长篇大论。他提倡讲短话，写短文，开短会，主张‘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参加他主持的会议，既解决问题，又不占很多时间。
1961年小平同志到东北视察，在调查研究后发表了重要意见。他强调要正确处理好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和农轻重(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关系，对这几个方面要适当兼顾，不能只顾一头。提出东北要解决两个粮食自给：一是人吃的粮食要自给，二是工业的粮食——煤炭也要自给。他还提出一定要解决好领导核心问题，企业、车间、小组都要有核心，要大胆选拔年轻干部，核心要有老的，也要有新的。
他说：‘选骨干，不能光看能说会道，张牙舞爪的，要踏踏实实、实事求是、老老实实工作的人。’小平同志还大力提倡植树造林，说‘一棵树至少能蒸发两吨水，一棵大树能蒸发八吨水，森林就是最好的水库。’小平同志的指示抓住了当时东北工作的关键问题，有很强的针对性，至今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小平同志具有高度的智慧和果敢的性格，他依靠群众，尊重实际，又善于调动和发挥领导班子的集体力量，因此许多复杂而艰巨的任务，在他的运筹指挥下，都能得到顺利解决。”
抗日战争中的邓小平所担负的工作，真正是错综复杂，头绪繁多。他除了一直担任第一二九师的政治委员以外，1942年9月，开始任中共中央太行分局书记。1943年10月，中央决定中共北方局与太行分局合并，八路军总部与一二九师合并，邓小平又担任北方局代理书记。不久，彭德怀、刘伯承等一大批晋冀鲁豫根据地的主要干部都奉命离开太行去延安，参加学习并准备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差不多两年的时间里，邓小平要统管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地方武装建设、土地改革和军队的政治、生产、后勤、文化、训练，以及对敌斗争中的统一战线、敌军工作、除奸反特等等。在这样众多的繁重任务中，邓小平总能得心应手，从容解决，这就与他“举重若轻”的工作作风紧密相关了。没有这样的气度与风格，是很难胜任这样繁重的工作的。
刘邓深厚的友情
在长期亲密无间的合作中，刘伯承、邓小平结下了深厚的友情。
1942年12月4日是刘伯承50大寿。邓小平发表了《祝福我们共同努力的事业胜利——庆祝伯承同志五十寿辰》的文章。文章说：“我同伯承同志认识，是在1931年，那时我们都在中央苏区。后来都参加了长征。而我们共事，是在抗战以后。五年来，我们生活在一块，工作在一块。我们之间感情是很融洽的，工作关系是非常协调的。我们偶然也有争论，但从来没有哪个固执己见，哪个意见比较对，就一致地做去。我们每每听到某些同志对上下、对同级发生意气之争，遇事总以自己对，人家不对，总想压倒别人，提高自己，一味逞英雄，充‘山大王’，结果弄出错误，害党误事。假如这些同志一切从国家、人民和党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的荣誉地位出发，那又怎么会犯这样的错误呢？伯承同志便是不断地以这样的精神去说服与教育同志的。”
刘伯承与邓小平心心相印，亲密无间的合作，创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一个又一个奇迹与胜利。经过十三年的戎马生涯之后，到1950年，这对经历战争考验的革命战友要分手了。刘伯承奉命到南京筹办军事学院，邓小平则继续留在西南搞建设。临别时，刘伯承把自己年轻时的一张照片赠给邓小平留念，并在照片的背后亲笔写下了一段文字：“1916年袁世凯称帝，发生反袁战争。我在讨袁战争中于是年阴历2月27日在四川丰都城脑顶受伤，右眼残废。此为前一年所照之相，历今36个年头始获之。置之座右，以博一粲。”
这是一张刘伯承十分珍爱的照片。照片上的刘伯承英姿勃发，双眼炯炯有神，是他右目残废前的最后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本身又经历了一场传奇，战乱之中，刘伯承把这张照片丢失了，1950年才在重庆的一位友人家中重新得到。刘伯承把这样一张珍贵的照片送给了与自己形影不分十三年的亲密战友邓小平，其中的深情是不难体会的。
对此，邓小平心领神会，把这张照片深深珍藏在心里，直到刘伯承去世以后，邓小平还在悼词中提到这张照片。他说：“伯承久病，终于不治。我和他长期共事，相知甚深。他的辞世，使我至为悲痛。伯承早年从军，戎马一生。在辛亥革命后的护法战争中，他就是‘手执青锋卫共和’的一员猛将。我至今保存着他赠给的1915年所摄的照片，那时，他22岁，风华正茂，雄姿英发。”我们“前后共事十三年，两人感情非常融洽，工作非常协调。我比他小十多岁，性格爱好也不尽相同，但合作得很好。人们习惯地把‘刘邓’连在一起，在我们两人心里，也觉得彼此难以分开。同伯承一起共事，一起打仗，我的心情是非常愉快的”。
正是这样的一对亲密战友，一个举重若轻，一个举轻若重。他们在战场上配合默契，得心应手，在工作中珠联璧合，相得益彰，带出了一支英勇善战的人民军队，打出了一片晴朗天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