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媒体报道一名无臂男子未带残疾证进地铁遇阻，地铁方面回应后争议未能停止，同时一些网友开始指责无臂男子有团队拍摄，甚至怀疑其有mcn炒作，那么这件事怎么看？聊聊我的看法供参考。
大家好，我是关注新闻和法律的老梁。
这个事情比较简单，是有一个无臂男子李先生发了一段视频，展示他进地铁站遇阻。这个事儿后来引发了讨论，然后武汉地铁发了一个回应，但是这里边说是“工作人员现场处置问题不周”，然后很多人又觉得这是规定的问题，怀疑地铁甩锅。
这时候很多人就发现，李先生进地铁的时候，其实工作人员都已经提出自己帮忙买票了，就觉得这个工作人员态度其实很好了，认为李先生是不是故意难为人家。
同时一些网友注意到发布视频的李先生明显是有人帮忙拍摄的，也有网友发帖指责，于是就有人怀疑他是不是有mcn机构，认为是故意炒作，目的是直播带货。
那么后续李先生也发了视频，说因为国家去年颁布了法律他想体验一下，只是想代表残疾朋友发声，自己知道残疾人的不易，所以觉得可以更加优化这个规定。
这个事儿我觉得特别有趣，简单说说看法供参考。
我从个体、媒体和制度三个层面来讨论。
个体层面，我会认为这位李先生是想做舆论监督但是又没有专业知识，结果导致舆论反转。
我个人很愿意相信李先生是想为残疾人发声，我也理解作为残疾人的不容易，但是很明显李先生这个视频是有策划属性的，不同于网友的随机拍摄，这个我相信大家都没有争议吧，他自己也说了是体验，这个实际上就是一个舆论监督了。
但是他可能犯了一个错误，就是没有遵循舆论监督的最小伤害原则，就是你曝光一件事，目标究竟是什么，是说这个工作人员不讲道理，还是想说地铁规定不合理？还是想说不应该有查证这个限制？我现在怀疑他发之前未必想得很清楚，所以他引发的讨论是发散的，其中就包括工作人员被部分网友辱骂，这个显然一开始没有考虑规避。
那么如何实现最小伤害原则呢？从他这个选题看，我认为有三个办法，最简单的就是多去几个站点，当然最好不要局限于地铁，比如公交也试试，如果有其他地方也试试，看不同地方对没有带证件的残疾人是如何接待的，那也可能有的地方有好办法，也可能都不行，比如地铁十个站都不能进，那就不是工作人员个人的问题，而是制度有问题了。
其次可以考虑做深入对话，比如找一个地铁工作人员，跟他聊聊为什么不能进，如果让他进了会有什么样的处罚，这也是把问题归因到制度而不是个人选择。
第三可以给地铁公司打电话询问相应的规章制度，提出问题看地铁公司有没有好的办法，也是归因制度。
当然了，有的网友可能会说，人家又不是专业的，又是个残疾人，你按照媒体标准要求是不合理的？
但是媒体这个标准是为什么要制定呢？或者说为什么要有最小伤害原则呢？当然表面上说是职业道德，但实际上也是为了规避风险，一旦你把日常的分享行为加入策划属性，进入到有制作有表达的舆论监督领域，你的法律风险、道德风险、舆论风险是激增的，媒体行业用了大概二百年踩雷，才总结出来一些工作原则，不是说没有道理的，这种舆论监督工作就是刚入职的记者也不建议独立完成，也是有老记者带才行的。
所以我以前提过，原则上不太建议个人去做舆论监督，虽然说现在人人有麦克风，但是不一定人人都有专业知识和抗风险能力，他这次还好只是有一点舆论争议，毕竟他是个残疾人不会把他怎么样，但实际上做舆论监督搞到被告上法庭也是有的，所以个人不建议。
另外我提醒一下，媒体还有个原则叫采编与经营相分离，你如果做舆论监督，最好这个账号跟你直播带货的账号分开，否则舆论风险就很高。
当然这就说到媒体层面，我觉得是个老问题了，就是搬运视频不完整，我目前找到的比较早的是后浪视频做的一个48秒的报道，其实还是采访了李先生和地铁公司，但是没有展示地铁工作人员要帮他买票这个细节，这样等于忽略了地铁工作人员尽力为其解决问题的态度和努力，这样其实是误导了一些人的。
之后有的媒体做评论的时候，恐怕就是只看了这批报道，于是就评论说地铁工作人员要求他自证是残疾人，但实际上人家没有这个意思，人家也相信他是残疾人，只是他没有带证件，所以愿意出钱帮他买票。
当然了，评论的问题其实源头还是在报道，只能说这个报道不全面，也没有想要解决规则问题，就你这么报道，普通人都会觉得这是工作人员不知变通，结果把评论大V也给带沟里。
要说李先生不是专业的，后浪视频的理由是什么？我很好奇。这里我对后浪视频这篇报道表示谴责。
第三个就是规则制度层面，这里其实有一个博弈问题，当然我并不确定地铁公司是这么想的，这里只是说一种思路。
在我看来，要求查验证件表面上看是不信任乘客，但实质是不信任地铁工作人员，就是担心地铁工作人员会随意放人进去，于是规定了他们必须查验证件，本质上是保障一种地铁运营秩序，也是对公共投入的最优化。
而在极端情况下，就是一个明显是残疾的乘客，没有带残疾证，实际上从这个视频展现的操作是工作人员可以垫付票款来解决。
那么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博弈，就是如果取消查验残疾证的规则，会有多少人冒充残疾人实现逃票，这个损失是多少？对秩序的影响如何？
那么查验证件，遇到上述极端情况的可能是多少？如果说为了解决上述极端情况，对规则做改变的成本是多少？
比如说我需要给每天几个名额可以不用查证，那这个人力管理成本是多少？或者我们设置人脸识别系统，这个成本是多少？
要知道我不是要改这一个地铁站，是所有地铁站都要改，我也不是就面对这一个人，是我所有的工作人员面对所有乘客，注意不是仅有残疾乘客，是所有乘客我都要去考虑的一个应对，我并不知道残疾人乘客哪天从哪个站的哪个入口进来，所以这种制度应对是全天候全员的。
所以你会发现从这个角度看地铁公司说是现场应对问题，其实某种程度上是合理的，当然我并不确定他们就是这么想的，但是假设从成本核算角度，去修改规则的成本要远高于灵活应对一个既不带残疾证，又不愿意你替他买票还要乘坐地铁的乘客，这个情况对于地铁日常运送的旅客数量来说是一个超级极端的罕见，于是这个问题显然是要改进现场应对而不是去修改规则。
这个事情倒过来说，如果这个极端情况明明可以靠工作人员的周到服务解决，你非要去修改规则和制度，你觉得这个合理吗？
再次强调我并不是说地铁公司一定是这么想的，只是说有一种思路。
那可能有人要问了，难道地铁规则就不应该改么？
这你看怎么考虑了，比如说刚才的这个计算里其实没考虑一个因素，就是残疾人的尊严，我们每一次对残疾人的区别对待，其实对于他们来说都是一次尊严的剥夺，都在强调他们跟普通人的不同，强调他们需要更多关注更多的爱心，如果我们对待肢体残疾的人像对待左撇子，对待盲人像对待有近视眼的人，对待聋哑人像对待说不同语言的人，对他们来说才是最理想的。
那问题就是我们为了实现这个值不值，有没有这个必要？
那这个问题就见仁见智了，因为这个成本不光是地铁公司来付，可能需要全体纳税人来付的，不知道李先生做视频的时候有没有考虑过，诸位媒体同行又有没有考虑过呢？
实际上李先生在视频里也提到，有的残疾人可能壮了很久的胆，但是因为遭遇到查验证件的问题，可能就再也不出门了，那这种情况又怎么看呢？
其实社会治理上很多问题都是这样，你看上去是一个人一次行为的事情，但背后可能是一整个运转系统的问题，并不是某个人坏、眼瞎导致的，但往往对个体的道德批判总是最容易的，希望大家不要太贪图这个容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