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为了庆祝这一盛事，我军组织社会各界在北京饭店举办了一次庆祝宴会。
当时，杨得志、罗瑞卿率部驻扎在颐和园以北的大有庄，他们包括十九兵团一部分将领也接到了邀请，出席了这次宴会，也就是在这次宴会上，他们遇到了老对手——傅作义。
在过去三年时间里，傅作义没少给我军华北部队造成困扰，许多华北军区的将领虽然都没见过傅作义，却对他始终记忆深刻。
有意思的是，罗瑞卿出席这次宴会，曾主动向傅作义打招呼，并举杯致意，共同庆祝北平和平解放，被传为一时佳话。后来有人形容二人的举动是“相逢一笑泯恩仇”。
毕竟傅作义此时已经投身人民怀抱。
不过，大部分人也都注意到了，傅作义表现多少有些尴尬。
傅作义后来受毛主席邀请赴西柏坡，尽管宾主之间其乐融融，但所有人都注意到，傅作义其实有些不大自然，据杨尚昆回忆：
“傅作义有恐慌害怕的心理，表现出的精神面貌、说话的样子，都不太自然。”
一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傅作义可谓是功莫大焉，然而他心理上的压力并没有随之松懈。
要知道在过去三年多，双方始终兵戎相见。
特别是令华北将士始终耿耿于怀的大同集宁战役。
1946年7月，罗瑞卿奉命撤出北平军调部返回晋察冀解放区，当时聂荣臻率领晋察冀军区已经决定与晋绥军区共同发起大同战役，待夺取大同后，再相机夺取正太、平汉铁路。
罗瑞卿途经晋绥军区时，经贺老总口中得知这一情况后，星夜赶回晋察冀军区，并出席了聂荣臻主持召开的作战会议。
当时会上就有人指出，大同距离绥远的傅作义很近，他很有可能会增援。
尽管事先已经预料到了这一情况，但几乎所有人不约而同都忽略了，因为大同是阎锡山的地盘，以国民党军内部倾轧的情况来看，傅作义不可能会增援。
可结果大出预料之外，蒋介石为了调动傅作义出动，故意将大同划入他的辖区，傅作义为了吞下这一地盘，竟然出动三万大军驰援大同。
在打援还是攻城一事上，我军举棋不定，以至于被敌各个击破，大同坚城急切南下，在集宁的打援也因为伤亡过大，不得不撤出。
大同集宁战役的失利，也为张家口过早丢失埋下伏笔。
自此战过后，整个华北的局势趋于被动，一直到后来朱老总来到晋察冀军区后，才有了根本改善，但整个华北在中央战略中已经成为配合东北作战。
对于当时华北的艰难处境，罗瑞卿印象深刻。
傅作义的嫡系部队严格意义上来讲并不算多，战斗力也并不算是优秀（除35军外），但傅作义本人在军事上确实有独到才能，包括后来成立华北剿总后，虽然国民党中央军嫡系部队占了剿总大多数兵力，但整体战略上，仍然是服从傅作义的指挥。
为了对付傅作义，华北各级将领纷纷开动脑筋，分析其作战方式。
1948年2月17日，罗瑞卿在晋察冀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强调：
“正确认识傅作义，不要轻傅，也不要恐傅。傅比其他敌人有若干不同的特点，也有很多致命的弱点。同其他敌人一样，傅到底是会被我们歼灭的。当然，我们要好好研究傅作义，在对他作每一个具体斗争时，要十分谨慎和重视他。所以说，轻傅是错误的，恐傅也是错误的。”
不过尽管如此，对傅作义部的作战，一直到后来东野入关以后，才彻底展开，特别是新保安之战中，打掉了傅作义精锐的嫡系王牌35军。
值得一提的是，新保安之战，杨罗耿兵团曾遵照中央指示，对新保安采取“围而不打”的方针，以便迟滞傅作义做出放弃平津南下的决策。
杨得志、罗瑞卿曾为此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
至12月20日，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部队已完成对平、津、张的战略包围。
当时，有名参谋曾调侃新保安之战，说“这锅山药蛋都要煮烂了”，埋怨这一战包围时间太长，还是罗瑞卿提醒他：
“你只看到了‘山药蛋’，毛主席那个锅里煮的，可是既有天津的海，又有北平的山，还有‘皇帝’的金銮殿啦！”
二
傅作义的心理压力，绝不仅仅只是因为过去三年同我军交手。
早从1948年5月，我军便决定争取傅作义，但那时傅作义已经成为主管华北五个省的华北剿总司令（时人称“华北王”），想要让傅作义放弃手中的权势地位，他心里是有很多犹豫的。
哪怕是后来辽沈战役结束，东野已经可以预见将要南下，傅作义仍然舍不得他在华北打拼下来的摊子。甚至于依然想着依靠手中所掌握的力量，同我军不断的谈判。
傅作义的所思所想，也是他本身时代的局限导致的。
对傅作义的思想动摇，我军主要采取了两个方式应对。
一、军事上，重点打击一傅作义为首的部队，消灭他可以依仗的力量；
二、政治上，一方面通过不断的谈判劝说，促使傅作义转变，另外一方面，施加一定程度的压力，比如在1948年年底，公布以蒋介石、李宗仁为首的43名战犯名单，傅作义名列第三十一位。
傅作义之所以不断讨价还价，很大程度上也是担心我党我军基于他过去三年解放战争中的行为，对其进行惩处，他想争取应有的政治地位。
哪怕是后来北平已经和平起义，在一段时间里，傅作义仍然对此感到忧虑。
毛主席邀请傅作义到西柏坡会面，一见面，傅作义便口称：
“我有罪，我有罪。”
毛主席安慰他：
“假如说你过去有错的话，那么现在功过权衡，还是功大于过，也是有功人员……”
尽管有毛主席安慰，然而后来发生一事，证明傅作义确实留了一手。
据时任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主任师哲回忆：
“约一年后（傅作义出任水利部长）的一天，他（傅作义）找到毛主席说，他还有多少电台，多少枝枪，存在什么什么地方。毛主席说:‘你留着用吧。’他当然不敢‘留着用’。”
傅作义也许确实有过其他一些想法。
1949年8月底，为了彻底解决绥远问题，毛主席派傅作义、邓宝珊赴绥远去，当时国民党当局为了拉拢傅作义，派与傅交好的徐永昌去说和，据后来披露的徐永昌日记称，傅作义曾询问他国军能否守住广州、美援情况云云，还对他说：
“蒋先生权当认错了人，当傅某投了敌。但最后必要发生一个大力量报答蒋先生，此时尽可宣传傅某之罪恶，只要蒋先生知道傅作义的心。此事做下去可能被杀害，但并未希望蒋先生为之昭雪，盼望好友之来如此之切，亦并非要好友为之保证，乃是要一二人知道中华民国胜利因素中，仍有傅作义一员。”
傅作义曾给徐永昌一份关于国府改革的建议以及自己将来的计划，并提到对自己的安排，即在河套地区建一个农场，把干部和兵员下放到农场去，寓兵于农，将来时局转变，可以迅速拉起部队打出去。
傅作义当着毛主席的面，也确实提出过在河套地区做一点水利建设方面的工作。
三
不过，傅作义显然没想到毛主席的大度，毛主席当场就表示，只做河套地区水利工作太小了，想让傅作义在建国后当水利部长。
1949年9月，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上，傅作义果然当选为水利部部长。
令人没想到的是，傅作义激动之余竟然大哭起来，并在事后表示：
“主席团竟一致通过，这是我做梦也不曾想到的！在国民党蒋介石统治的旧中国，我拎着整箱的黄金美钞，想打通关节买个部长当当而不得呀！”
共产党人的大度还在后面。
傅作义出任水利部长后，最初工作也不是很顺利，因为傅作义不是党员，所以不能出席水利部党委会议，水利部很多事情傅作义也插不上手，甚至就连一些文件也不经过他。
周总理马上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
周总理特意找傅作义询问原由，傅作义还解释：
“我经常外出，不在单位，交给副部长签字也是一样的。”
周总理一听就知道事情原委，但他不动声色，第二天就把水利部文件全都退了回去。
“以后水利部的所有文件，没有傅作义的签字，一律无效！”
有了毛主席、周总理的信任，傅作义逐渐放下了包袱，在水利部工作22年，对全国水利建设颇有建树。据曾在水利部任副部长的钱正英回忆：
“我们同傅先生在一个部里共事多年。他拥护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对水利工作一片赤诚。面对解放前留下来的烂摊子，为确保大江大河不决口泛滥，在与党员副部长李葆华同志密切配合下，做了大量工作。他每年总有四分之一左右的时间出差在外，下黄河，溯长江，到各地检查督促，调查研究。”
有个特别的事情值得一提。
1964年1月11日，《解放军报》发表了一篇回忆平津战役的文章，标题为《围而不打》，文章中提到傅作义时，语言上有些尖刻，显得十分不敬，罗瑞卿后来看了这篇文章后，心里很不高兴，罗瑞卿把秘书叫过来，专门嘱咐他转告《解放军报》：
“这篇文章很不策略。傅作义现在是我们政府的部长、国防委员会的副主席，这样去挖他的老底，他会认为团结他不是真诚的。事情已经过去15年了，有什么必要去触他的痛处呢？当然，这是历史事实，讲到这段历史时会提到他。《毛选》第四卷的注释是全面叙述了他的起义过程的，这篇只写了一面，什么‘赖以起家的心腹’‘王牌中的王牌’‘仇人相见，分外眼红’等等。这样只会使他受刺激。这不仅是傅的问题，要与祖国和平统一联系起来看。对其他起义将领如程潜、董其武、陈明仁、陶峙岳，也要注意这个问题。”
两天后，罗瑞卿的秘书专门把这一批示转告《解放军报》，当年亲历此事的原总政宣传部副部长姜思毅直至许多年后，仍对这一批示印象深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