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已经进入了新的阶段，革命形势一日千里地发展着，东北的部分地区已经解放了。
在这即将夺取全国革命胜利的时刻，同志们并没有忘记那些为了这胜利的到来出过汗、流过血的战友。“贺子珍，你在哪里？”许多同志发出了这样的呼唤和询问。王稼祥和他的夫人朱仲丽，就是带着战友们对贺子珍的深切思念，来到苏联的。
王稼祥夫妇
他们踏上莫斯科的土地，就到处寻找、打听贺子珍的下落。他们终于了解到，贺子珍被关在伊万诺夫市的精神病院里。于是，通过组织的渠道，向苏方提出，要见一见贺子珍。朱仲丽是个医生，她觉得，自己有责任亲自察看一下贺子珍是否确有精神病。特别是，他们多么想亲眼看到，受了那么多苦难后的贺子珍，如今怎么样了。苏方终于同意了。
见面后，王稼祥夫妇细心地打量着站到面前的贺子珍。她身材消瘦，戴着一顶法国式的圆形无边帽，遮盖着那被剃光了的头。上身穿着黑灰色薄呢子西装短衣，下面穿着一条黑裙子，一双半高跟的圆头皮鞋。他们看到，贺子珍虽然经历了如此巨大的悲痛，受到如此严重的磨难，但她的容貌如初，神态安详沉着。
贺子珍
战友的重逢，使贺子珍有说不出的喜悦和高兴，她激动地说不出话来。
王稼祥问道：“贺大姐，您身体好吗？”
“还好。”贺子珍简单地答道。在疯人院住了几年，一直混在精神病患者中间，她的中国话已不很流利了。
“贺子珍同志，您这几年受苦了，我代表国内的同志向您问候！”
一股暖流顿时滋润了贺子珍那枯萎的心田。在疯人院的日子里，她从没听到过类似的问候，于是她露出了一丝喜悦的表情，说道：“你们是从国内来的吗？”
“是的。”朱仲丽边说，边削苹果，削好后先递给贺子珍，贺子珍感激地看了朱仲丽一眼，摆了摆手。朱仲丽又把苹果递给了娇娇（贺子珍和毛泽东的女儿）。
贺子珍、李敏
王稼祥夫妇发现，贺子珍是一个神智非常清楚的正常人。他们向贺子珍介绍了中国国内这几年的情况。贺子珍听得非常仔细，非常有兴趣，还不时提出一两个问题，请他们讲述得更详细些。
回去之后，王稼祥问朱仲丽：“我看她精神没有失常，你看对不对？”
“是的！”朱仲丽肯定地回答，“这些年也难为她了，一个正常人常年累月关在疯子中间也难免有点痴呆，这是可以理解的。稼祥，咱们应该马上拯救她！”
于是，他们夫妇在莫斯科据理力争，要求把贺子珍从疯人院接出来。第一次被顶了回来。王稼祥又第二次提出。正当苏联的联络员想否定时，朱仲丽以一个医生的身份出来说话了：“我是大夫，贺子珍是不是疯子，带出来看看嘛！”这实实在在的话，博得了友好国家同志的赞成，苏联的联络员也不好推辞了。
贺子珍、李敏
当贺子珍站在他们面前时，这苏联联络员也大为惊讶，天下怎么有这般荒唐的事，将一个好好的人关入疯人院好几年？
贺子珍为什么会被关进疯人院呢？这一切还要从娇娇生病说起。
当时，五岁的娇娇突然生病，浑身抽搐，可能是急性脑膜炎。苏联的医生觉得没救了，要把她送到太平间。贺子珍不相信医生说的话，坚持要给女儿治病。她把娇娇接回家，用自己种的土豆换了半杯牛奶，一小包白糖。就这样，在贺子珍的悉心调理下，娇娇渐渐康复。
但是，厄运并没有离开贺子珍，一场新的迫害即将降临到她的头上。
国际儿童院的院长是个苏联女人，她要贺子珍把娇娇送来儿童院过集体生活，贺子珍不肯，两人就吵了起来。这个院长见贺子珍竟然敢顶撞自己，就诬蔑贺子珍是疯子，要把她关进疯人院。
关于这件事，直到晚年，贺子珍都坚持认为，她在苏联遭受的这场迫害，有王明的插手，院长不过是个公开露面的打手罢了。
贺子珍、贺敏学
贺子珍既害怕，又愤怒，她反抗得更激烈了。而她的一切反抗，在院长的眼里，都是异常的表现，这更证明了院长的看法：她疯了。于是，一张贺子珍患神经分裂症的报告，送了上去。不久，一辆漆着红十字的汽车，强行把她拉进了伊万诺夫市的精神病院。
言归正传，在王稼祥夫妇的帮助下，贺子珍终于获救了。
王稼祥问贺子珍：“你今后打算怎么办？”
“回国去！”贺子珍毫不犹豫地回答。这是她思考了多年，如今才有机会说出来的一句话，她的态度非常坚决。
王稼祥觉得，这件事牵涉到毛泽东的家庭，不便擅自处理，便打了一个很长的电报给毛泽东，报告了贺子珍的状况和要求，请示如何处理。毛泽东很快回了一份电报：“同意回国。”于是，王稼祥决定，等他办完公事，便把贺子珍母女带回国来。
贺子珍（右二）
在离开苏联之前的那段日子，贺子珍同女儿住在莫斯科。她在王稼祥夫妇的关照下，到公园去散散心，到剧院去看看戏，那种长期受到压抑所造成的忧郁心情逐渐消失了，她那热情的性格又复苏了。她在党和同志们的关怀下，得到了新生。
1947年冬天，贺子珍带着女儿，在阔别祖国九年以后，终于踏上了归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