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
这是著名的“李约瑟难题”。
很多专家学者都从不同角度尝试过解这道题。
李晓鹏博士在他的近著《巨变与突围：碰撞中的清帝国：1644-1980》中给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答案——明亡清兴。
他从“文明史观”的角度指出，明清换代其实“是一场中华文明内部落后文明征服先进文明的战争”。
也就是说，帝制的终结，近代中国的积贫积弱，鸦片战争以来的丧权辱国……这一切结局，都在大清入关的那一刻就已经写好。
和作者的《帝制与盛世》相比较而言，这一本阅读起来的“快感”略有些降低，因为作者的考据更加详实，论述更加严谨，整本书的“学术味儿”比上一本更浓了。
为了让自己的结论更具说服力，作者从人口问题切入——明清换代到底导致了多少人口损失？
结合农耕技术、人口增长速率等多重因素来看，明朝人口“保持正常的增速，一直增长到4亿，不会有什么障碍和瓶颈”。即便按照权威的《中国人口史》，达到2亿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那到了清初，还有多少人呢？大约7000万。
这就是说，明清换代，很可能导致超过3亿人口死亡！哪怕是最保守的数据，也至少有1亿。
紧接着，作者又抛出一个更关键的问题——这么多人口损失，为什么清军要负主要责任？
明朝末年互相作战的主要是三股势力：明军、清军、农民起义军。
通过考证，“明军和起义军双方虽然彼此恨之入骨，但大体上还是遵守了‘文明的底线’，极少发生无差别的大规模屠杀。”
这就不能回避“张献忠屠川”这一问题。
作者从多个角度展开论述，得出的结论是，张献忠“根本不具备进行全域性屠杀的基本条件”，他有可能进行大屠杀的，只有称帝到死亡的这两年，范围也只可能是成都一带。
所以真相很可能是，“四川大屠杀的责任，清朝以及投降清朝的官员完全栽赃给了张献忠”。
特别注意的是——作者在此并非完全替张献忠“洗白”，他并不否认张献忠有这样的行为，只是认为数量和范围并没有那么大。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清军“有组织的屠城和对抵抗地区人民的无差别屠杀成为一种常规做法”，这甚至不是泄愤，而是“军事纪律”。
即便大量人口损失属实，就真的能影响到两百年后的发展吗？
何况，经过“康乾盛世”之后，人口不是再次恢复到4亿了吗？
作者的字里行间不无痛惜：
此时的4亿和明朝中后期的4亿，已经完全不是一个概念了。那个处于工业革命爆发前夜的经济繁荣、科技发达、人民富裕、思想文化开明的社会环境已经回不来了。从“康乾盛世”一直到鸦片战争前夕，整个中国都处于一种被高度僵化的专制体制牢牢控制的、物质和精神双重贫困的状态，一种社会经济结构与思想文化发育长期停滞的死气沉沉的状态。
作者充分发挥了他经济学博士的专长，以这两个时间段的外贸结构来说明这个问题。
明朝是从国外进口原材料，经过加工制成成品再出口，对外贸易的大宗货物是纺织品；而到了康乾盛世，则发生了巨大的逆转，以出口茶叶和生丝等农副产品为主。
“纺织品等手工业制成品出口的背后，是高度发达的手工业体系；而茶叶和生丝出口的背后，是种茶和养蚕这种传统的农业体系。”
这个时候崛起并成为纺织品大国的，正是最先爆发工业革命的英国。
工业环境被摧毁、掌握先进技术人口被大量屠杀的同时，思想禁锢的手段更是极其残酷，为了维护清朝的专制统治，自康熙到乾隆，“文字狱”狂潮一浪高过一浪。
这本书里的康熙大帝几乎颠覆了我们印象中那个文治武功都旷古烁今的明君形象。
表面上，他设立“博学鸿儒科”，给全天下营造了一种满汉一家的氛围感。
实际上，被他延请担任太子老师的大儒们，都是“跪着教书”，时不时就被康熙当着皇子的面羞辱。
到了乾隆时代，有清一代的文字狱达到最高潮，仅皇帝主抓的大案要案就有78起之多。
除了“定点”打击之外，乾隆还有计划地进行了面上的清理，以编撰《四库全书》为由，对全天下流传的图书都进行了一遍梳理，凡是统治者认为“不应存留”的图书，都被销毁——高达15万册之多！历史被强行“格式化”的同时，“那些被‘文字狱’的恐惧所中断的新思想文化创造”成为巨大损失。
这手段，比秦始皇当年的“焚书坑儒”更加隐蔽，更加彻底。
还有我们所熟知的“闭关锁国”，也被作者从经济学角度重新进行审视，“纯粹从贸易的角度来看，清朝可以算是一个‘贸易自由’的国家”，根本不存在“闭关锁国”。
统治者真正要封锁的，不过是“严防汉人与西洋人交往”罢了。
对于鸦片战争的惨败，作者则指出，“腐败的上层在鸦片战争中抵抗意志并不算弱”“真正的问题出现在中下层，尤其是在军队在地位低下的绿营。”
战场上常常是还没开始交锋，官兵们就四散而逃。
何以如此？
“谁把自己当成了国家的主人、有保家卫国的意识，谁就坚决抵抗；谁不把自己当成国家的主人，缺乏国家意识，谁就软弱溃散。”
大清王朝指望着捐躯赴国难的那群人，恰恰是最没有被他们当作家人的人，甚至是从大屠杀中幸存下来的仇人后代。
所有的结局，都藏在开始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