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入主中原后迁都平城，由于政治环境、战争等推力逐步汉化，为建构其具有浓厚汉族特征的礼乐文化体制，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每个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都试图寻求在中原建立政权的合理性、正统性。
在与南朝争夺“正统”的驱动下，北魏在平城初步完成了对封建王朝政治制度框架的搭建，促成了汉化改革量变到质变的飞跃，从而酿制出迁都后孝文帝全面的汉化改革。
一、平城时期礼乐建设概况
1.1学习草创期（398—428）
北魏礼乐制度的构建，始于道武帝迁都平城。
据《北史·魏本纪第一》载，天兴元年七月，道武帝“迁都平城，始营宫室，建宗庙，立社稷，十一月，命曹郎中董谧撰郊庙、社稷、朝觐、飨宴之仪”。
主要从四个方面来构建礼乐：一是更改宗庙郊祀之乐；二是备飨宴群臣之乐；三是定后宫掖庭之乐；四是增修杂伎百戏之乐。
这一时期对礼乐建设起促进作用的，还有太武帝拓跋焘，他在占领了大夏都城统万（今内蒙古乌审旗南白城子）后，获古雅乐一部、正声歌曲五十首。
后平定北凉时，同样也获得了当地的伶人、乐器，但是他却没有全盘接受，而是“择而存之”。
这表明此时鲜卑族对雅乐已有着自己的一套取舍标准，已从多个方面接触到汉族音乐文化。
但从实行的效果来看，并不尽如人意，在乐器、礼仪、乐人、理论等方面缺失较大，对汉族礼乐制度了解的深度和广度仍停留在表面及感性感知上。
1.2停滞期（428—465）
陈寅恪曾指出:“汉化虽然在胡族中是一种潮流，但是潮流之中，也会有反汉化的逆流。”
太武帝拓跋焘过世后，文成帝拓跋濬、献文帝拓跋弘在位时非但对于礼乐构建无所贡献，反而任其停滞，甚至衰退，导致古乐散佚消亡。
据《魏书·乐志》载：“高宗、显祖无所改作。诸帝意在经营，不以声律为务，古乐音制，罕复传习，旧工更尽，声曲多亡。”
礼乐的萎靡同时反映在了社会其他方面上，据《北史》载，许多贵族带头破坏礼法，与平民甚至工奴、乐妓通婚，使得贵贱不分、人伦亏损，以至皇帝下诏明令禁止此类事情发生。
由此可以看出，鲜卑族整个统治阶层并不是人人都能接受汉文化的礼乐并践行礼乐的。
1.3深化增修期（477—534）
直至孝文帝太和初年，因文明太后与孝文帝极力推进汉化，他们提倡增修乐章，规范歌词内容，向古雅看齐，深化宫廷音乐的汉族传统文化内涵，故北魏礼乐观进一步倾向汉族传统。
十六年中，宫廷中上下增修乐曲、乐器、规范礼乐制度、提倡雅乐的活动便有七次。其中“群官议定其事，并访吏民”“修广器数，甄立名品”，是礼乐构建主要的任务之一。
这一时期的儒家经典的研究与阐释，成为当时构建礼乐仪典的理论前提；乐章创制皆深究雅乐古义、参探音律。
新旧乐章皆明晰雅、郑之分；乐官职守也得以整顿和补充；着重加强了雅乐的专业化标准，进一步凸显其正统地位与价值。
二、礼乐制度的建立
“永嘉之乱”后，礼容乐器，亡失皆尽。在此基础上，南、北朝的经学、礼学基于各自社会现状逐步分立开来，皮锡瑞谓南北朝是经学中衰以后分立的时代。
对北魏来说，礼乐的运用与正统地位息息相关，所以统治者力求完整地继承汉代的经学、礼学，属于“郑学”。
呈现出朴实、保守的学风，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也提到北学“纯正胜南也”。
而对承受着来自北方强大的军事压力、时刻提防被北朝吞并的南朝当权者来说，经学、礼学的发展则与国家兴亡联系了起来，强调与前代的区别，加上清谈玄学之风盛行，学风趋于虚浮、华丽。
北魏的礼乐制度的建立是多方合力的结果，其特点可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依照汉魏，二是别于宋齐。
2.1宗庙祭祀之乐
宗庙祭祀是祖先崇拜的产物，是五礼中的核心。
《魏书·乐志》中用了大量篇幅，着重描写了宗庙之制，对比北魏前期、同期史料，发现其宗庙祭祀礼仪与用乐与汉魏、南朝不无关系。
虽然北魏宗庙用乐的命名与使用多半都是由祭祀仪式的具体活动来决定的，与汉代祭祀的曲目名称存在着些许差别，但在祭祀流程、所用乐舞上，完全是继承了“汉制”。
可见，北魏初期在学习汉族礼乐制度时较为严苛，但也不乏有创新之处。
刘宋政权同样是承袭了汉代的宗庙礼仪用乐，但是在仪式、用乐上比北魏传承得更加完整。
正如《宋书·乐志》中记载：“祖宗庙乐，总以德为名。若庙非不毁，则乐无别称，犹汉高、文、武，咸有嘉号，惠、景二主，乐无余名。”
同时刘宋建国伊始还宣布增订宗庙所用乐舞，将原有曲目名称进行变动，突出与前代宗庙祭祀音乐的不同。
原因是时局动荡、王朝更替频繁，南朝统治者希望通过重修礼乐来昭示其政权的权威性与合法性，南朝与北朝的这种做法可以说是殊途同归了。
2.2郊祀之乐
郊祀如按照汉族传统惯例，在孟秋、孟夏、冬至、夏至四时，会由皇帝领诸臣于南郊举行祭祀天地的典礼。
但是按照鲜卑族的传统，郊祀之礼多在西郊举行，据《资治通鉴》载：“魏有旧俗，孟秋祀天于西郊。”
由于祭祀地点的不同，康乐认为，西郊与南郊各自分属于“北亚草原游牧系统”与“中原系统”，且在北魏前期占有重要地位的西郊祭祀与游牧民族季节性迁徙生活方式不无关系。
随着北魏的汉化改革不断推进，南郊祭祀于天兴二年（399）进入了北魏郊祀系统，与北魏于天兴元年冬确立西郊祭祀之礼的时间仅相差一年。
虽然西郊祭祀在北魏平城时期仍然占据主流，但是南郊祭祀的加入则代表着中原礼乐文化对鲜卑旧俗的侵蚀与影响，是平城时期汉化进程的缩影。
其南郊祭祀的过程为“：太祖初，冬至祭天于南郊圜丘，乐用皇矣，奏云和之舞，事讫奏维皇将燎。”
初至平城的魏太祖急于确立正统地位，但是南郊祭祀用乐却极为简陋，远远不及鲜卑传统西郊祭祀那样隆重。
显然，北魏借鉴汉族郊祀制度的形式与内容，对西郊祭天习俗进行了全面改革。
相比之下，南朝宋的郊祀乐则是“无复别名，仍同宗庙而已”，仅是环节上稍加简略。
曲目上并无不同，仍沿用周、汉代旧制，但是与前代东晋相比，比其在礼仪程序上增加了迎神这一环节，突出朝代更迭中南朝较于东晋郊祀乐更为正统。
北魏则是宗庙、郊祀各用不同乐、舞，且有着分属于胡、汉两个不同的体系的郊祀礼。
由此可知，平城时期这种特殊的郊祀方式，正是基于北魏游牧部落向统一封建制度的转变、农牧文化交织、多民族共存的社会现实。
在迁都洛阳后，孝文帝逐步废除了西郊祭天，取消了二郊祭天制，但是其在胡汉文化融合的历史中依然有其独特性与典型性。
三、北魏宫廷礼乐观
北魏宫廷的礼乐观主要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对儒家礼乐文化的吸收与认同，另一部分则是对包括汉文化在内的多种异域文化的融合。
3.1等级森严的尊卑观与崇雅斥郑的正统观
儒家文化的核心是礼乐，其功能是通过礼、乐的相互关系达到培养人的道德情操，移风易俗，进而从内外两个方面达到维护国家统治的最终目的。
北魏统治者正是意识到推行礼乐的重要性，所以才会积极学习、推行礼乐，具体则强调等级尊卑与音乐上崇雅斥郑。
其一，等级森严的尊卑观
太祖立国不久，便按照中原传统举办皇帝即位仪式，追谥先帝，建宗庙郊祀礼乐之制，其目的是明君臣尊卑之别、合上下长幼之敬。
这一观念在孝文帝执政期间开始得到强化。在音乐上，冯太后与孝文帝在短短十六年中数次强调礼乐规范尊卑、移风易俗、远播政教的社会功能。
不断推进北魏礼乐的汉化进程，足见对儒家礼乐文化的认同。
其二，崇雅斥郑的正统观
雅、郑观念自先秦时期就已产生，对于北魏这个少数民族政权来说，其对待雅、郑音乐的态度在历史中是特殊的。
平城时期统治者对雅乐持肯定的态度，对俗乐则施以贬斥。如孝文帝针对北魏礼义废坏、正声萎顿的情况。
于太和十五年诏书云“：方厘革时弊，稽古复礼，庶令乐正雅颂，各得其宜。”从中可以窥见孝文帝倡导稽古复礼、崇雅斥郑的礼乐观。
3.2戎华兼采的时代个性
在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异族政权中，全面汉化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特定文化是不可能被完全抹去的。
北魏在音乐文化方面，最核心且最有特色的做法是“戎华兼采”。
他们崇汉不弃己，奉雅不抑俗，既学习汉族音乐，又容纳其他民族音乐，同时亦未丢弃本族的音乐。
客观地看，这一文化策略是成功的，且对沿袭了北魏文化的隋唐影响深远，成就了隋唐七部乐、九部乐的繁盛。
在《隋书·音乐志中》对此北魏这一策略作出了“戎华兼采，焕然大备”的精辟和中肯的评价。
结语
平城时期，北魏的礼乐建构与其汉化改革总体上是循序渐进的，经历一个由对汉文化的接受认同到主动营造构建礼乐而逐步成熟的过程。
北魏礼乐制度的完备耗时颇久，在汉族士人官员的指导下渐渐与秦汉及魏晋的传统接轨。
这一过程表明，在特定历史境遇中的北魏政权，其礼乐建设的关键难点是文化选择与认同，由此而势必带来礼乐构建的曲折性和长期性。
参考文献
《北魏平城时代》
《.北史·魏本纪第一》
《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