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画 女知青
[讲述：刘芳]
父亲被列为“四类分子”，我也受牵连下放农村插队。插队的村子是个“光棍村”，我这么一个水灵灵的姑娘被“贫协”二儿子给看上了，生产队长说地主的女儿被贫农相中是幸运的，大队书记提醒我说与“贫下中农”相结合才是路线正确……
我18岁那年，也就是1971年12月，下乡插队到阜新县七家子公社喇嘛沟，小村方圆不过几里，百十来户人家，最大的特点就是穷，当地有句顺口溜概括了小村的情况：
走进喇嘛沟，步步踩石头，
荒山不长树，薄地不打粮，
姑娘嫁他乡，小伙守空房，
家家常挨饿，户户泪水流。
村前有一座山叫半拉山，远远的望去就像整座山从中间劈去一半似的，齐刷刷的只剩下半个山。村里人说，地方穷，连山也是半拉的，本来就光秃秃的山，又缺了一半，常年可怜巴巴的孤独地耐着风雨，似乎在期待着自身的完整。绕村有一条小河，不宽不窄，不缓不急，清亮亮的河水无声无息地流淌着，像是在诉说着喇嘛沟人的哀愁。
因为村子穷，多少年来就成了光棍的集中营，谁家的姑娘也不在本村找婆家，一心找个日子好过的地方。当村子的小伙子从小光棍熬到老光棍，至死也没尝到女人的滋味。
说来让人难以相信，大队领导班子4个人都是光棍，别看妇联主任是个女的，也是个大光棍，30多岁了，高的不成低的不就。民兵连长出身光棍家庭，他本人40岁是光棍，其哥哥50岁也是光棍。
喇嘛沟离公社有30多里路，村里不通汽车，不通电，每到夜幕降临时，从低矮的农舍里发出微弱的煤油灯光，一闪一闪的，黄中透着红，就像上了年纪人的眼珠一样暗淡无光。
我们20个热血青年怀着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憧憬，开始了接受再教育，改造世界观的知青生涯。一落脚，大队书记就给我们开会：“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人贵有固有自知之明。”书记开口就是3条主席语录，“贵有”和“固有”分不清干脆贵有和固有一起上，还显得有文化。
据说大队书记以前是个二八月庄稼人，不谙农事，好吃懒做，文革中登上了大队书记的宝座，从此以后不管开大会、小会或是与人谈话，开场白就是背语录，管他对不对题，语录背得对不对。我们想笑又不敢笑。
“你们这帮小知青从今往后就得在我的手下好好改造，谁要是调皮捣蛋，就是五黄六月的臭韭菜一根不捋，听说你们当中还有家是地主的，更要老老实实改造，不老实别说到时候我们不客气，散会。”大队书记的最后一句话是冲着我说的，就像扎在我心中的刀子一样。
我们刚到公社时，班主任就把我们的底细交代了，我难以逃脱，地主成份的黑锅背到了乡下。
知青点的房子是传统的钱搭子式的，东西对面屋子，中间是厨房，一进门左侧就是个大泥锅台，灶上架着一口头号大锅。
知青点的饭实在是太难做了，点火没有柴，熬菜没有油，遇上阴雨天就更麻烦了，柴湿不起火，呛得人鼻涕一把泪一把的，死的心都有。
冬天轮到我和一个娇小的女同学一起做饭，人家娇小柔弱，难干的活自然就是我的。我俩贴大饼子，她灶上我灶下。和好了面，她贴大饼我拉风匣。
她个小胳膊短，站在地上够不着锅台，只好蹲在锅台上贴。我蹲在地上拉风匣，柴湿不起火，眼看着锅沿上的大饼子往锅底溜，我急得加快速度狠劲地拉了一阵，一股浓烟冒出灶腔，我把头伸到灶门口想看个究竟，没曾想一股火苗蹿了出来，直扑我的脸，顿时一种火辣辣的感觉。
知青在烧火
我赶紧跑进屋照镜子一看，刘海、眉毛都让火苗舔干净了，脸上还让火燎起了泡，我成了个秃家雀。有泪只能往肚子里咽，和谁去诉苦呢，做了半个月饭，手都已经冻裂。回到家里，把两只手伸给妈妈看，手心手背大小小的裂口有20多个，妈妈心疼极了。
知青点的屋子冷得像个冰窖，没柴烧炕，睡觉时只好穿上棉衣，围上头巾，蜷曲着身子在被窝里打牙巴骨。记得有一次到了后半夜，我们冻得实在挺不住了，几个人一合计到生产队的场院里偷点苞米皮子吧。
说干就干，我们踩着积雪，顶着呼呼的北风，跑出有二三里地。到了场院，怕饲养员发现，我们和盗贼一样翻墙而入，一人抱了一抱苞米皮子拔腿就跑，折腾到知青点烧热了炕，天也亮了。
春暖花开，青黄不接，时常断顿，有时一天吃不上一顿饭，饿得两眼直冒金星。队长家的猪病死了，我们知道了信，到了队长家三下五除二，剥了猪皮开了膛，往大锅一扔煮上了，猪肉腥红，没等煮熟，我们早已垂涎三尺。
连农村社员都不稀罕吃的病猪肉，我们却像吃山珍海味一样吃了个饱。说起来也怪，可能是应验了不干不净吃了没病那句话，我们吃了病猪肉没有一个得病的。
农村有个习惯，一到春天家家户户扒炕抹房，说是用搭炕的坯和炕洞的土抹房不漏雨。
知青点的人开始不正经过日子，春天不扒炕不抹房，到了夏天外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夜间房顶漏雨，我们把所有的盆碗都用来接雨水，滴嘀哒哒、叮叮当当的雨水声像一组美妙的乐曲，伴我们进入梦乡。
有一年春天，大伙来了勤快劲，扒炕抹房，炕扒了房子也抹了，新搭的炕没柴烧，晾了好几天楞是不干。我们没办法，炕上还有潮气就铺上炕席睡上了。
一天早晨起床后，我惊奇地发现炕席缝里钻出了几棵又黄又嫩的小草，那棵棵小草像细细的豆芽菜，一碰就要折断的样子，令人不忍心拔去。
一年四季中，要数夏天的夜最好过了，不用担心冷和凉。下了一天地，躺在大炕上，敞开门窗，尽管放心大胆地睡，只是半夜偶尔听见对面屋子的男知青，站在窗台上往院子里哗哗撒 尿的声音。
入了秋，成群结队的蚊子白天都躲在犄角旮旯，一到夜里便大批的出动，知青点哪有防蚊子的设施，蚊子来去自由。我们屋里的蚊子足有一个团的兵力，嗡嗡的，个个像小轰炸机，在我们的头上身上盘旋着，瞅准了目标就狠狠的叮一口，直到吸饱了我们的血才心满意足地离去。
知青点养了一条狗，瘦得走路直打晃，人挨饿，狗也挨饿。每天我们下地回来，就跟在我们身后摇晃着尾巴一副乞讨的样子，看着怪可怜的。没曾想这条可怜的狗，在关键时候让我们丢人现眼。
那是我们刚到农村的第一个春天，生产队长到知青点，教我们做大酱。队长光临知青点，我们有点诚惶诚恐，赶紧烧火做饭。
没有菜，几个青年一核计，凑了点钱跑了好几里路买回两瓶鱼罐头。没有起罐头瓶的家什，我就用牙咬，一口下去，由于用力过猛，瓶盖纹丝未动，我的门牙却掉了一块碴儿，瓶盖上留下了被磨碎的牙齿粉末。好端端的门牙出了一个豁，我好心疼。
后来一个男知青用菜刀砍开了瓶盖倒出了瓶中的鱼，我们馋得直咽口水，谁也没敢吃一口。为了拒绝美味的诱惑，我把盛鱼的盘子放到了碗橱。碗橱也是用泥垒的，中间用秫秸搭的格，用一张报纸苫着。
饭做好了，队长端坐在炕头我去取鱼，掀开报纸一看顿时傻了眼，两个盘子光光的，连一点鱼汤也没剩，可真是见鬼了。
鱼没了，吓得我一头汗，拿什么招待队长？得罪了队长还想不想回城。我大气不敢喘，急得我们不知所措，说是给队长吃鱼，只是不见鱼上桌，这不是欺骗贫下中农吗？
鱼到底哪去了？这时那条狗，在碗橱前不停咂着嘴，还津津有味的抬头看我们。鱼让狗偷吃了，我们不约而同地说。我气得上前踹了狗几脚，狗知道自己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嗷的一声夹着尾巴逃走了。给队长吃的美味，狗先尝了，可惜了我们的一番苦心。
在队长的指导下，我们做了半缸大酱。有了大酱，就不愁没菜吃了，大葱蘸酱越吃越胖。知青点的酱缸里经常有活物，常言说井里的蛤蟆酱缸的蛆、小米里的虫子是常有的。
谁都不在意酱里的蛆，吃饭时看见酱碗里的蛆咕容咕容地爬，就用筷子挑出来。蛆也挺狡猾，有时用筷子夹不出来。于是，我们就用筷子在碗边当当一敲，它就又往上爬，我们趁机把它夹出来。半缸酱快吃光了，酱缸里却藏着一个动物。
一天晚上，大家在饭桌前坐毕，我去盛大酱，缸大酱少，我踮着脚用勺子一舀，缸底有个硬梆梆的东西。我说：“是谁把茄包子腌上了，这下有咸茄子吃了。”
我话音一落，大家争抢着要咸茄子，我盛上咸茄子往桌上一放，大家都啊了一声。我细一看，吓得后退了几步，碗里盛的分明是一只大耗子，直挺挺的躺在碗里，紧闭着双眼，尾巴支楞老高，毛光光的。大概已经腌了好几个月，成了木乃伊。
腌过蛆和耗子的大酱，我们还是照样吃，老百姓说这帮知青是两条腿的人不吃，四条腿的桌子不吃，剩下的啥都敢吃，各个吃得像肥兔羔子似的。
大队书记和民兵连长每人讨了一个寡妇，书记先结的婚，是全村规格最高的婚礼。有头有脸的人全去祝贺，知青点全部人员出动。
大队书记结婚谁敢不去，按当时的标准每人拿5角钱。婚宴自然也就是白菜炖豆腐之类的菜。新媳妇给乡亲们满酒时，我仔细地打量了全大队的第一夫人，她怎么和大队书记像哥俩似的，我真怀疑是娶错了人。
小寡妇大概是邻村人，丈夫是死了，还是离婚了，详细情况人们不知道。她小小个，红着脸，小眼睛，眼边子格外的红，好像刚得过红眼病。
大队书记结婚不久，民兵连长也结了婚，知青照旧是每人拿5角钱，参加婚礼。新娘子在哪？经人指点说炕沿边上站着的那个丑女就是新媳妇。我的天，整个一个老太太，头发稀疏，眼窝凹陷，牙也掉了一半，还挺着个大肚子，快临产的样子。
民兵连长虽说长得丑，人还不算十分老，这不是找个妈嘛。后来我知道了这个老女人的不幸遭遇。她已经快50岁了，嫁过两个男人，生过4个孩子。
第一个男人是个外地人，来村里传授弹棉花手艺，家中有妻小，她上了当，跟人家有了孩子，那男人返乡时把她蹬了。第二个男人倒是个好人，可惜是个短命鬼，日子过得好好的，他却撒手人寰，留下两个未成年的孩子，一个遗腹子，短命的男人做梦也想不到自己的老婆会带着快要出世的孩子再入洞房。再说民兵连长能找到一个老寡妇也是幸运的。
女知青合影
不知是因为我出身不好可以廉价处理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喇嘛沟的人打起了我的主意。
在当时，女知青有的受不了艰苦环境的磨难，嫁给老农的屡见不鲜，老农常说一个女青年就是一家人家。娶女知青便宜，给点小恩小惠，略施小计就可以白弄到手，捡了便宜的老农大有人在。
我成了一户社员瞄准的目标，但我还傻乎乎的蒙在鼓里。大队有个贫协代表，家有俩个儿子，老大是小队的记工员，有了老婆，老二在队里赶牛车是光棍一条。贫协的老婆是个小个小脚的老太太，一说话就露出满口黄牙，眼睛眯成一条缝，人很会说话，很会心疼人。
有一次干活歇气时，我实在太累了，到贫协家歇一会，忍不住倒在炕上睡着了。醒来时见贫协的老婆笑咪咪地看着我，说这么水灵灵的姑娘在知青点遭洋罪真是可惜了，往后有啥难事就到大娘家来。说着拿给我一块大饼子，一根旱黄瓜，我狼吞虎咽地吃了，然后心里没想啥的就走了。
哪曾想过几天老太太来到知青点趁没人塞给我一张纸条，是她儿子写的。歪歪扭扭的字，大意是他们家相中我了，想要我作儿媳，同意回个话，不同意走着瞧。老太太扔下纸条头也不回地走了。
我不知如何是好，说出去吧，怕影响我以后回城，不说还不知贫协一家耍什么花招。我急得哭了，不答应，我不知道有什么样的命运在等待着我，得罪了贫协非给我穿小鞋不可。
过了几天，队长把我找到他家，开口便说：“听说你跟贫协的二儿子搞对像了，告诉你吧，像你这样的出身找个贫农可不容易，赶紧张罗张罗就扎根吧，你想回城可难了。”
队长一副语重心长的模样。我气愤地说：“就是死也不干，爱咋地咋地。”我气得涨红了脸，一甩胳膊走出了队长家的门。
身后传来队长的话：“好，就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吧，有你哭鼻子的时候。”
队长的话应验了，在以后的日子里，我照样下地干活，可小队的记工表上没有我的名字，我一滴汗珠子掉地上摔八瓣儿，统统是白干。
贫协的大儿子动用了手中的权力，不给我记工，我愤怒至极，找他理论，他嘿嘿一笑，露出两排黄牙：“就是不给你记工，愿哪告就哪去告吧。”何等蛮横的记工员，我真不明白，这就是对我们进行再教育的贫下中农吗?
祸不单行。那一年的秋天，大专院校招生，大多数社员都选我，说我人老实，能干活，识文断字是个上大学的料，我以票数最多过了群众关。第二关是大队推荐，大队开会时，我站在窗外听声。
大队书记先开了腔，还是主席语录开头：“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然后是正题，“选什么样的人上学是路线问题，我们要选根红苗正的人上学，免得犯路线错误。”
天哪!难道我连上大学的资格也没有吗?根不红苗就不正吗?这有什么必然联系?队部里静悄悄的，我屏住呼吸，盼望着有个人能说句公道话。
大队主任发了言：“既然社员已经选上了，我们就报吧，刘芳这孩子挺老实的，也能干，反正报到公社还要考试，就让她去考吧。”谢天谢地，总算有人替我说了一句话。
公社考试的题很简单，只是考了简单的文化课知识，然后是写两篇文章，一是批判下乡镀金论，二是广阔天地练红心的体会。我以文化课成绩满分和文章写得好的绝对优势，被公社文教办选中，填写了入学登记表，报到县招生办，体检后等待入学。我欣喜若狂，总是抑制不住的兴奋。
邮递员送来知青的家书
我在焦急的等待中度过了一个月，看到别的知青陆续接到了入学通知书，我急三火四地赶到县里一打听，傻了眼，我没有被录取。
说有人上告，原因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不安心，不与贫下中农相结合，家庭出身有问题，路线不清。如五雷轰顶，我被击倒了。朝思暮想的大学梦破灭了，我还有什么脸再回喇嘛沟，如何去面对那里的父老乡亲。
我问苍天问上帝，是谁和我过不去，命运为什么这样不公平，我不嫁贫协的儿子就是不与贫下中农相结合吗?家庭出身不好是我的错吗?我为什么不能上大学，然而没有谁能回答我。
事情总是阴错阳差，我上学被人告了下来，公社的领导在招生时发现了我能写点文章，正巧公社缺中学教师，没有合适的人选，我在落难之中成了山村女教师。
斗转星移，不知不觉中1975年的招生开始了。也许是我的遭遇感动了上帝，也许是我的真诚赢得了公社领导的心，公社领导保送我上大学，不需任何麻烦，只有一条是不许后悔。
我要上的学校是社来社去（指从哪个公社上大学的，毕业后就分配到哪个公社），我连一个基干民兵都没有资格当的人(在农村每年都要选青年人到公社兴修水利，但青年必须是基干民兵，我家庭成分不好不能当基干民兵，不许干兴修水利的活)，上大学还有什么后悔的，只要让我上，什么大学我都去。
县里催得急，我连夜返回喇嘛沟盖大队的公章，证明我是喇嘛沟的知青。星光灿烂的时候，我走近喇嘛沟，听社员说今晚在大火茄子底下开会。
我怔住了，什么是大火茄子，细一打听才知道，大队通电了，眼下电才通到大队部。大队部门前的电线杆子上挂着个大灯泡，一拉开关灯亮了，不用点火，也不冒烟，像个大茄子似的玻璃泡，把队部前照得亮堂堂的。
社员们观赏着，议论着，人人像看西洋景似的看着大火茄子，弄不清它究竟是什么东西。我盖完了大队的公章，站在大火茄子的底下，与社员一起陶醉在大火茄子的光明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