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员工可以被多家公司共享吗？
如果这是一种新型的用工模式，那么员工自身的权益和劳动合同保障该如何执行？如果我们只看到公司背后的人力成本的缩减，却忽视了员工权益的保障，那么这无疑是我国市场经济体系的倒退。
一个依靠廉价劳动力的经济体，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可持续发展。
所谓“共享员工”，是指应聘者只与企业就某一项目进行短期合作，不签订固定合同。
共享员工的优势很明显，那就是能够缩减企业的人力成本，由于不存在固定的劳务合同关系，因此企业在用人包括五险一金方面的成本将大幅下降。
这种模式看起来是市场化的结果，但背后透露的却是一种恶性竞争下的内卷形态。
站在企业的角度来看，需要聘请的员工成本的确大幅下降了，但经济学告诉我们，成本是放弃了的最大代价，在共享员工模式备受推崇之下，员工被迫成为了“代价”。
共享员工当然意味着多劳多得，但由于缺乏传统的劳务合同的束缚和捆绑，员工很难和公司的长期利益产生共鸣，依靠完全的绩效去竞争，也会让员工从996变成007。
这个时候，市场就不再是市场，谁的报价更低，谁的效率更高，自然就会受到更多公司的青睐，最终在无底线的竞争模式下，员工只能无限内卷下去。
这和今天国内的汽车价格战如出一辙。
市场经济是以市场为本，是以人为本的，发展市场经济的最大目的是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但一定不是让人永无休止地陷入内卷之中。
事实上，共享员工和灵活就业在某种意义上殊途同归。
根据《工人日报》的披露，截止2023年底，我国的灵活就业人口已达到2亿人，占全国就业人口的14.3%，而灵活就业群体预计到2036年将扩大至4亿人，灵活就业需求每年保持8%的速度持续增长。
就业形势的艰难，在共享员工和灵活就业市场需求增长之下，体现的淋漓尽致。
就业不行，本质上是因为需求端出现了大问题；当居民消费不足，企业的用人意愿就会大幅下降，随着消费不足导致的企业营收压力增长，用人成本成了企业首先缩减的对象。
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求职变得更为艰难，灵活就业、共享员工，也就应运而生。
根据统计局的数据，截止今年2月，我国失业率连续第三个月攀升，逆转了近半年来稳步下降的势头，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回升至5.3%，恢复到去年7月水平，而其中，2月全国16-24岁的青年失业率也高达15.4%。
考虑到这个数字已经比欧美经济体更高，叠加我们的社会保障体系的薄弱，眼下的就业形势，也就显得愈发艰难。
新冠病毒后，经济尤其是消费复苏乏力，这导致了国内就业市场的冷清，去年青年失业率连续6个月上升，在6月份创下21.3%的最高记录，随后停止公布青年失业率，一直到今年1月份才恢复。
在经济疲软的形势下，灵活就业、共享员工野蛮生长，也不断考验着员工适应环境的能力，他们的就业权益如何获得保障呢？
从眼下实际的法律法规来看，真正获得保障的群体，依然很少很少。
社会保障、医疗保障乃至未来的退休保障，在灵活就业和共享员工这两个群体之中，都相当缺乏，这些群体大多都没有五险一金，有的甚至连基础的商业保险都没有，没有保险保障的一群人，在宏观经济增长疲软之下，也就显得更为脆弱。
市场经济的目的是追求增长，但追求的不是市场的增长，而是人们生活品质的增长，是建立在幸福快乐基础之上的，一定不是建立在内卷的竞争模式上。
如果任由共享员工这类用工模式肆意生长，企业的人力成本短期来看的确下降了，但长期来看，最终损害的是整个社会的消费能力，以及收入分配的机制的调整，并最终导致整个大市场出现普遍性的内耗。
从存款结构来看，我国家庭存款已经突破140万亿，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比我国一年GDP总量还要高，但从存款的分布来看，非常不健康。
招行2018年的年报就曾披露，2%的人占据着招行81%的资产，余下的98%的人拥有19%的资产，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抽样调查报告，其他商业银行的资产结构分布也大体相似。
这可能也意味着，我国的家庭存款尽管总额有140万亿，平均下来每个人也有10万元存款，但具体分布上，可能是2%的人占据着80%的资产。
剩下的98%的人，人均有多少资产呢？
根据招行的年报来看，剩下的人均资产只有1万元存款。
而所谓的灵活就业群体和共享员工，大概率也是属于这个区间。这是今天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即大部分的群体通过恶性竞争来获取资源最大化，缺乏劳动保障体系下，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无下限拉低人力资本的价值。
如果按照这个模式延续下去的话，我们既有可能踏入中等收入陷阱，个人收入增长停滞，整个经济体的产业模式难以应对竞争，在家庭消费占比疲软之下，一步步陷入结构性困境之中。
尽管从产业上来看，我们还没有陷入到类似的趋势之中，但从收入的角度来看，我们离“中等收入陷阱”正在越来越近。
除了招行的年报可以支撑这一论点之外，我们还看到，宏观经济增长的放缓，以及房地产危机和家庭存款总额的不断增长，都隐隐说明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过去高速增长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理论上，宏观经济高速增长，个人收入也会呈高速增长，在大环境最好的那几年时间里，也是普遍上人们感觉钱最好赚的时候。
但房地产的兴起一定程度上掏空了国内大多数家庭的积蓄，当积攒多年的民间财富大量注入房地产行业，没有反哺到消费上时，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这不是一个可持续正向循环的经济模式。
好的基建可以反哺经济增长，人们的收入提高也可以反哺经济增长，房价的上涨也可以，但没有任何一个资产是能够永远上涨的，它一定是阶段性的。
当房价出现贬值甚至缩水的时候，由于普通家庭资产结构中超过一半都是房子，因此房价的下跌就会影响到他们的消费。
除此之外，考虑到大多数人的现金存款更不足，在叠加未来不确定性因素增高之下，人们的消费就会呈现一个稳步停滞的状态。
到此时，就几乎可以说，我们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之中。
在经济高速增长的那几年，人们最多谈论的是职场35岁焦虑，换言之对年轻人来说，那个时期的工作机会还有很多很多，但今天，大学毕业生也开始面临就业难了，越来越多的人跑去考公、考研，躺平、内卷、共享员工和灵活就业等热词的延续，反映了一个经济体的内卷趋势。
为什么会内卷？
从内看，是增长引擎乏力的结果，是过去高度依赖房地产的结果，也是国内消费占比不足导致的。
向外看，内卷还有可能是因为国际关系的复杂性导致的，从2017年的美国关税加征开始，生产出来的商品开始面临卖不出去的风险，越来越多的工厂倒闭关停，当企业的日子开始不好过的时候，就会自上而下传递给个人，并最终影响到消费。
很多人仇美，还有很多人一辈子都没和外国人交流过，但从贸易的角度来看，我们生产出来的商品，最后其实很有可能就是被卖到欧美市场。
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也是为什么保持健康的外部关系的重要性，因为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我们的就业、收入和对生活的感受。
中等收入陷阱的表现包括经济增长放缓、制造业依赖、技术创新不足、教育和人力资源的瓶颈，以及收入分配不均等因素。
今天我们看上面这几个特点，各位应该能够做出一个相对清晰的判断。
过去我们常说，出口、投资和消费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其实这三驾马车在一定程度上是彼此互为依赖，缺少任何一个环节，都可能带来大问题。
并最终自上而下进一步传导到微观的个体身上。
当出口开始不行的时候，产能就会过剩，企业就会缩减人力和投资，并最终影响到国内的家庭消费。
美财长耶伦这次访华的时候就曾说过，我们需要把经济增长的重点从出口放到国内家庭消费上来，以解决庞大的产能问题。
但要想解决家庭消费，显然不能依靠那3000元一个月的工资，这需要我们更多在收入分配机制上发力，甚至在一些关键措施上，进行大的变革。
而这些，最终不仅仅决定着我们能否走出中等收入陷阱，对个人来说，这是拒绝内卷、拒绝内耗的最佳方式。
一个经济体的增长和未来，一定不是建立在恶性竞争之上的。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