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读者对三国的了解来自《三国演义》，有少部分的人会去了解《三国志》等正史，再加上许多三国题材的通俗读物和娱乐产品，这些构成了我们对三国认知的几乎所有来源。长期以来，我自诩为一个三国爱好者和研究者，但凡所涉猎也不过都是字里行间的英雄往事，它们散落在遥远不可及的历史星河里，只能远观，并且似乎与我们今天的生活没有什么联系。
第一次感到三国历史与自己如此贴近，是源于2018年年初的一趟四川之行。
《重返：三国现场》 成长 著 台海出版社 领读文化
襄阳古隆中
南京石头城 成长 摄
汉魏洛阳城遗址
成都武侯祠
计划外的“蜀汉寻踪”
当时我去成都参加大学舍友的婚礼，看到还有四五天假期，又考虑到多次来川都没有去过成都以外的城市，于是本着“来都来了”的心态，想试着规划一下在这有限的时间内能在四川走多远、看多少地方。
这对我来说是一种新的旅行理念——以往是选择好一座城市，然后再去检索这座城市范围内的好玩的、好吃的，现在是先设定一个主题，规划一条线路，然后才确定自己将要去往哪些城市。四川是三国蜀汉政权的核心地带，也是众多我们熟悉的三国历史故事的发生地，故而这趟一个人的旅行，被我命名为“蜀汉寻踪”。
在开启这段旅行之前，我唯一熟悉的，也是唯一到访过的四川三国遗迹就是成都武侯祠，它的确太有名了，是三国迷、蜀汉迷、亮迷（诸葛亮粉丝）必打卡的“圣地”，但它耀眼的光芒某种程度上也让其他蜀中三国遗迹黯淡了下来。不过，用它作为一个起点却是再合适不过了，这里是蜀汉开国君臣刘备、诸葛亮的合祀之地，这里同时还存留着刘备长眠的惠陵。
从成都出发，刘备开始了他的东征，并最终饮恨瞿塘峡侧的白帝城，诸葛亮开始了他的北伐，并最终扼腕于秋风五丈原。我的路线是，先北上来到毗邻成都的广汉、德阳，再循着古蜀道抵达川北重镇广元，之后顺嘉陵江（古称西汉水）南下至阆中、南充，最后再回到成都。因为铁路的便利，这一趟行程基本依靠公共交通就能够实现，这是现代科技给予访古爱好者的最好馈赠，不必让我们生发出“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千古忧思。
彼时是春节前夕，年味已经很浓了，但游客尚不多，旅途上行色匆匆的多是外地返乡者。往往在景区内走了大半程还是只有我一人，这倒很符合我当时的心境，给我留足了与古人对话的空间。
一路上我到访了庞统祠墓、剑门关、昭化古城、阆中桓侯祠（张飞祠）、南充万卷楼等三国遗迹，也捎带着看了三星堆、皇泽寺等文化遗存。巴蜀大地的文化肌理前所未有地在我眼前清晰了起来，那些三国英雄书写的历史，也不再是书中冷冰冰的文字，而是真实出现在我眼前的山川、河流、古道、坟茔……
“馆”“保”之旅可“管饱”
岁月的涤荡让我们面对历史时常常有些局促：我们无法与历史人物对话，无法目击历史事件，无法去查证那些困扰后世上千年的历史真相。历史毕竟真实地发生过，并留下了一些痕迹。
在庞统墓前我陷入沉思：如果“凤雏”庞统没有那么早就折翼于雒城之下，诸葛亮可以留在荆州协助关羽，蜀汉的历史会不会改写。在剑门关下，我看到了一个极像人的侧脸的山石，追忆起那个试图挽狂澜于既倒的“孤勇者”姜维，并试图去理解他不惜性命也要为蜀汉复国的悲壮行为。这些能够引起我历史遐思的地方，被我命名为“历史现场”。从此之后，历史现场一直像一块磁铁一样吸引着我，让我每隔一段时间就放下手中的工作，背起行囊，踏上一段穿梭于历史与现实之间的旅行。
我常常将自己的出行戏称为“馆保之旅”，即每到一座城市，则必要参观当地的博物馆和文保单位。博物馆收藏陈列有丰富的可移动文物，并以时间与专题为线索勾勒出该地域的历史全貌。文保单位则散布于城市和郊野，包括古城址、古墓葬、古遗迹、古建筑、祠庙、石窟、碑刻等，其中以“国保”（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最为珍贵，它们是这一地域的历史底蕴与文化脉络最为集中的体现。
“馆”“保”结合的出行线路，势必跟常规的旅游不太一样，避开了喧嚣与热闹的“热门景区”，平添了别样的乐趣。尽管有时候为了节省白天参观的时间而省略了午饭，但每一次都能得到精神层面的“管饱”。
在三年多的时间内，我克服疫情对出行带来的层层阻碍，把全国主要的三国遗迹与收藏三国文物的博物馆探访了一遍，其中既有赤壁古战场、洛阳关林、镇江北固山等比较成熟的旅游景区，也有如保山诸葛营、岳阳鲁肃墓、舒城周瑜城等偏僻难寻、人迹罕至的人文遗迹。在很多陌生城市，我都得到了当地朋友的大力协助，他们或者驾车陪同我去荒郊野岭里“探墓”，或者帮我寻找互联网上检索不到的文物“情报”。
令我最为感动的还是我遇到的那些普普通通的文保员，他们大多都是文物古迹所在村的村民，他们没有多高的学历水平，却对文化充满着热爱。在洛阳佃庄镇东大郊村，保存着1700多年前刻立的西晋辟雍碑。文保员李大叔为我介绍了许多这座石碑的历史典故，他说，正是由于当地村民世世代代的守护，这座石碑即便经历了特殊历史时期的风雨，依然完好地保存在村里。这里曾是汉、魏、晋时期国家最高学府太学的所在地，对文化的尊重在这里早已落地生根。
“倒逼”自己学习考古
正是在以“三国”为主题的旅行途中，《重返：三国现场》一书的结构慢慢成型。但我一开始就明确地告诉自己，不要将这本书做成游记，更不要掺杂入太多个人主观情绪上的东西。我们已经看到过太多在历史遗迹前空发议论、沉浸于自我感动的那种文字，它不是一种可以与读者共情的表达方式，况且今人发怀古之幽思的水平不如古人远甚。我想做的是更为客观而冷静的叙述，我一直认为无论是展柜里的文物，还是郊野里的遗迹，它们自己是有声音的，会说话的，应当把话筒交给它们，我们只需要提供舞台、打开音箱即可。
2019年我去日本福冈参观了中日两国共同策划的“三国志”特展，受到很大的启发。为了这次展览，策展团队在中国寻访了二十多个省、市、自治区的五十多家文博单位，从中选出了一百六十二件（套）文物。它们用一条清晰的线索，让文物串联起了从东汉末年到三国归晋这百余年风云激荡的历史。它们可能是陶器、漆器、青铜器，可能是刀剑、弩机、扎马钉，可能是印章、带钩、简牍、石楬、瓦罐、画像石……当它们单独陈列的时候，也许并不那么耀眼，然而将它们放置在三国这一令人热血沸腾的主题之下，与我们熟知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相勾连，它们似乎一下“活”了起来，散发着历史现场的魅力。这些穿越一千八百多年苏醒在我们面前的文物成了无声的讲述者，为我们逐渐还原了一个真实的三国时代。
我在《重返：三国现场》一书中所做的工作，实际上就是整理出一条线索，将那些三国文物、遗迹与历史进行“匹配”，为读者呈现一个立体而真实的三国世界。但为了完成这项工作，仅仅实地探访是不够的，还需要涉足大量对我而言完全陌生的知识领域。此前，我自觉对三国历史还有一些功底，但去写三国墓葬的规制、三国碑刻的演变、三国瓷器的发展、三国简牍的内容，凡此种种，几乎都是从零开始学起，我的书桌上开始堆积起一摞摞的考古报告、文博资料、文物图录，写作“倒逼”着自己学习了不少文物考古知识，在此过程中，我也更深刻地理解王国维先生所说的“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在考古工作者的努力之下，“历史的见证者”浮出地表，让我们如今获得了比许多古代史家更多的研究材料和观察视角，历史也因此更为生动可信。
一次展览展出的藏品毕竟是有限的，我试图在《重返：三国现场》这本书中呈现出一个“纸上博物馆”的效果，因此这本书的策划和写作更像是一场策展与布展。很多最新的考古成果被我吸纳了进来，比如2019年在江苏南京五佰村发现的三国东吴大将丁奉家族墓，这是为数不多可以证实墓主人身份的三国名人墓地，而且墓中出土的釉陶骑马鼓吹俑为马镫在三国时期的出现提供了最新的佐证。发掘成果公布的时候，我已经快要完稿了，当我意识到这座墓葬对于三国考古的价值后，第一时间通过朋友与发掘单位南京市考古研究院联系，获得了一些一手的发掘资料，并有幸得到了官方文物图片的使用授权。我连忙修改书稿结构，腾出了单独的一个章节叙述丁奉家族墓的发掘过程和出土文物。书出版后，相关章节也得到了专业考古学者的肯定与鼓励。
这本书是我对三国文物与遗迹的阶段性梳理。如果能让更多读者看到，在熟悉的三国故事之外，还有并不太为人所知的三国文物与遗迹，并且能够激发他们对这些文化遗存进行更深入细致的了解，我的写作目的也就达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