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让我们来看一张照片，对于照片中的人物，相信大家都不陌生，没错，他就是开国上将杨得志，1935年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著名记者斯诺为红一团团长杨得志拍下了这张照片，这是杨得志出生以来的第一张照片。
说起杨得志将军，笔者总会想到一句话：
“胜,不妄喜;败,不惶馁;胸有激雷而面如平湖者,可拜上将军。”
笔者认为用这句话来形容杨将军，是恰到好处，今天我们就来说一下杨得志的故事。
1928年1月到4月，朱德率领历经考验的革命火种，在湘南农村地区发动了一场规模浩大的武装起义，即著名的湘南起义，在这次起义的部队中有一名刚入伍的新兵，他就是杨得志。
随后，杨得志跟随朱德、陈毅领导的部队来到井冈山，第一次见到毛主席，在庆祝会师大会上，毛主席用浓重的湖南口音论述了两军会师的伟大意义，并用孙悟空的故事激励大家，这让杨得志印象深刻。
对此，杨得志后来回忆道：
“那时，我是入伍几个月的新兵，还不能完全理解他话中的深刻含义，但他讲的故事和比喻我却印象极深。在我们军队还弱小的年代，在游击战争的年月里，我曾不止一次用它激励自己和所领导的部队。至今，他当时的形象仍如在眼前。”
此后，杨得志参与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以及历次反“围剿”斗争，在此期间，杨得志曾率红1团坚守阵地三昼夜，打退国民党军队3个师的轮番进攻，被总部授予三等红星奖章。
我们都知道，杨得志有“三件宝”，第一件就是1933年由中革军委颁发给他的三等红星奖章，第二件是1934年杨得志缴获的一支勃朗宁手枪，第三件是1935年部队经过云南时发的一瓶云南白药。
随后的长征途中，身为红一团（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担负着先遣任务，即为中央纵队与红军主力开路，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强渡乌江、攻克遵义、四渡赤水、强渡大渡河，这些关键行动中，都有杨得志的身影。
尤其是组织“十七勇士”突击队强渡大渡河，使得红军避免沦为第二个石达开，保存了革命力量。
长征胜利后，由红1、3军团等部队合编后的红1军团下辖三个师，杨得志的职务不升反降，由之前的团长晋升为师长，从中可以看出杨得志在长征途中所立的战功，也可以看出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对杨得志的器重。
当然，杨得志没有止步于此，抗日战争时期，他血战平型关，解放战争时期，华北地区人民军队中出现了一支劲旅，即大名鼎鼎的“杨罗耿兵团”，他们为平津战役的胜利以及解放大西北作出了重大贡献。
所谓的“杨罗耿”指的是兵团的三位主要首长杨得志、罗瑞卿、耿飚。
新中国成立后，杨得志又率领志愿军远赴朝鲜战场，曾一度担任志愿军副司令、司令员，成为彭老总的得力助手。
1955年，杨得志被任命为济南军区司令员，并在这一年的授衔中被授予上将，此后，杨得志又担任了武汉军区司令员与昆明军区司令员，并指挥了七十年代末的中越边境自卫还击战。
1979年6月，中央军委决定调整三总部、各大军区、各大单位领导班子，由于邓小平担任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总参谋长多个职务，事情太多，忙不过来，于是决定不再兼任总参谋长的职务。
在酝酿总参谋长的接替人选时，聂帅推荐了杨成武，但考虑到特殊时期杨成武在军内问题方面有着或多或少的牵连，军内有质疑声，随后一些老同志又推荐了杨勇。
然而，由于杨勇在主持总参谋部日常工作期间，比较坚持原则，有人不希望他接任总参谋长的职务，不少匿名告状信寄到了军委等有关部门，因此，杨勇接任总长一事也就作罢。
不得已之下，邓小平派出中央军委秘书长耿飚南下广州，向叶帅征求意见，然后又与徐帅、聂帅交换了意见，最终确定了总参谋长的接替人选：杨得志。
1980年2月20日，中央军委秘书长耿飚在总参谋部会议上宣布了中央的决定：
邓小平免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总参谋部党委第一书记；杨得志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总参谋部党委第一书记、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军委办公会议成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