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羊城晚报记者何文涛吴小攀图/羊城晚报记者梁喻刘畅
人文学者不该画地为牢
羊城晚报：鲁迅的演说《无声的中国》对您这本书的创作有怎样的启发？
陈平原：《有声的中国》这个书名，明眼人一看，都知道是从鲁迅的《无声的中国》衍生出来的。鲁迅说的“有声”，既是写实，也是象征。我借用过来，辨析现代中国的“声音”与启蒙话语、政治宣传、社会动员、文学教育、学术普及乃至文章风格的演进等错综复杂的关系。
羊城晚报：书中大量的图像选取背后有怎样的逻辑和考虑？
陈平原：在几年前刊行的《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中，我特别关注图像与文字之间的巨大张力。而在《有声的中国》中，虽然讨论的是演说的魅力及可能性，但作为一种阐释与呈现的策略，同样兼及图像与文字。
我做的这几块，其实有某些相关性，比如文学与大学相得益彰，画报乃都市生活及文化的产物，图像与声音可以互相呈现，还有演说兴起促成了现代中国文章风格的变迁等。这也是我一直努力探索的，人文学者不该画地为牢，只要论题需要，可以尝试打破各研究领域之间的界限，把不同学科、不同媒介的研究勾连起来，一环扣一环地往前推进，说不定会有意料不到的收获。
羊城晚报：在新媒介环境下演说存在怎样的困境和隐忧？
陈平原：三十多年前，我撰写博士论文时，关注中国小说从说书场的“倾听”转为书斋里的“阅读”，这一虚拟的声音传播向文字传播的转移，促成了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最近20年，为了研究近现代中国的思想、文化和文学，我努力捕捉那些有可能穿透历史迷雾的“声音”——尤其是晚清以降迅速崛起的“演说”。
早年“声音”保存困难，传播不易，加上“文字寿于金石”的传统信仰，我们通常更重视白纸黑字的“文章”，而不是飘浮在空中的“演说”。重建晚清以降的“声音现场”，让后来者理解那个曾经存在并发挥巨大作用的“有声的中国”，这需要专家与读者的通力合作，才有可能“幻想成真”。
如今大不一样了，声音的保存及传播变得轻而易举，只要你愿意，一部手机就能搞定一切。可也正因为太方便了，大家都不怎么把“说话”当回事（相声及脱口秀除外），缺乏认真经营的愿望以及精雕细刻的动力。长此以往，反而不太可能催生“伟大的演说”。
是幸运儿，也是探路者
羊城晚报：在2012年发表的《“现代中国研究”的四重视野》中，您坦言对于借辨析声音来深描或阐释现代中国，在当时仍处于起步阶段；随着最新这本《有声的中国》的出版，您认为自己在这方面的探索和研究如今又到了怎样的一个阶段？
陈平原：12年前谈现代中国研究的“四重视野”，一半在做总结，一半则是预言。那个时候，大学、都市、图像、声音这四个话题我都在展开，有的已经成型，有的尚待完善。到今天，每个话题至少有一两种拿得出手的著作，也算是初具规模，可以给学界做一个交待。遗憾的是，因精力分散，无法专精。以后的工作目标，我将兼及拓展与深描，力图把若干“奇思妙想”转化为坚实的学术成果。
羊城晚报：作为中文系教授，从创作历程和涉猎的研究领域来看，您是否更偏好于大文化研究？
陈平原：我的本行是文学史研究，20世纪90年代延伸到学术史探索，新世纪更有所谓“现代中国研究的四重视野”。在这个意义上，你说我更多关注“大文化”，我认可。不过，我在《有声的中国》的序言中提及，迈出的每一步，都植根于原先的文学史研究，而不是完全离开，另辟新天地。我一直认为，学者在从事跨学科研究时，必须谨慎从事，尤其进入新领域，最好和自己先前的学术兴趣有关联，那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长项。而且，说不好听，也是为了藏拙。
羊城晚报：作为从80年代成长起来的学者，您认为这一代学者身上有哪些共同的特质？
陈平原：我们这一代学者，普遍状态是基础差但机遇好，因恰逢改革开放春风。纵观人类历史，“怀才不遇”是常态。而我们中的不少人，自身才华得到比较充分的发挥，这很难得。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是时代的幸运儿。
如果一定要总结经验，那便是我们学术成长的时代规矩不严、风气开放，养成这一代人学术上的野心与野性。比如我自己，从思想解放、理想主义以及追求范式革新的20世纪80年代走过来，多少带有那个时代的影子。
这些年不断探索、思考现代中国研究的各种可能性。这么做，有好也有坏，最明显的便是想法多而成绩小。但作为探路者，哪怕最后证明此路不通，也可以插几个或指引或回避的路标。
支点交叉映照不至于“一根筋”
羊城晚报：研究、评论与写作，在您生活中各占多少比重？
陈平原：人文学者工作有其特殊性，主要任务是在书斋里阅读、思考与写作。你问这三者各占多大比重，我很难回答。每个人的工作习惯不同，我随时随地都在阅读、思考与写作，三者犬牙交错，纠缠不清，无法截然分开。
羊城晚报：2021年您受聘为暨南大学潮州文化研究院院长，这些年来也陆续为古城潮州写了许多作品，是否随着年龄增长，逐渐考虑“落叶归根”，回归广东生活？
陈平原：暂时没有回广东老家生活的打算，虽然这里的气候和饮食更适合我，但妻子是北京人，必须考虑她的因素。
羊城晚报：研究潮州文化，除了感情因素以外，对您而言还有何特别意义？
陈平原：我之所以研究潮州文化，当然有个人感情因素在里面，但并不局限于此。我多次谈及文化多样性对群体以及个体的意义。我很庆幸自己的学问及生活有不止一个支点，国内与国外、南方与北方、大城与小城、都市与乡村，这些不同支点交叉映照，使得自己思考问题时，不会永远一根筋。有不同的参照系，促使你洞悉当下以及自身的局限性，起码看问题比较通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