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回顾：我叫何雄林，1959年出生在河南邓县。1977年高考，因为小叔的事影响，未能通过政审，最后高考落榜。1979年1月，离家前往新疆某汽车团服役。1982年底回家探亲时，家中人给我定了亲，对象是我的同学-余芳。
我打算1985年时申请转志愿兵，然后就请假回家结婚，谁曾想，打击接二连三的到来。
1985年，史无前例的大裁军到来，我们这一批兵龄的人都没了机会转志愿兵，据说连部队的番号都要裁撤。我原定的计划全部作废，不管愿不愿意，12月份都必须退伍回家了。
但谁料到，更大的打击还在后面。我写信告知家里人，年底退伍回家结婚。信发出去后不到两个月，收到了父亲的回信。信中所说的事，让我很难受。
原来，父母收到我的信之后，虽然为我没办法转志愿兵感到惋惜，但也没太当回事。毕竟我会开车有手艺，回家后即使进不了单位，哪怕给别人开车或者自己跑车，收益都挺可观。
因为要年底结婚，他们就去跟余芳父母商量。结果余芳家变卦了，非说我们家骗人，说当时之所以订婚，是因为这边保证我能转志愿兵，复员后能有正式工作，他们才同意的。
现在我转不成志愿兵了，退伍后得自谋出路，跟当农民没俩样。我父母一再解释，但他们态度很坚决，还把当时订婚时给的彩礼都退了。
父母感觉事有蹊跷，最后多方打听才得知，原来余芳在食堂帮厨时，意外结识了厂里总工的儿子。小伙是大学生，又是总工的儿子，在厂里很受重视。
面对他的追求，余芳根本抵挡不住。那边还承诺，不但给余芳解决工作，连她大弟的工作也给安排了。这让余芳的父母大喜过望，一心想要撮合他们。
但余芳之前毕竟和我已经订了婚，在农村这种订婚就和结婚差不多，无故退婚是很严重的事。
恰好这次我没有转成志愿兵，就给了他们退婚的理由。我小叔在两年前就已经带着家人，调到了沈阳工作。所以他们就笃定了，这事我们家只能认了。
父母在信中问我这事该怎么办？几个战友得知此事后，也都为我打抱不平，纷纷觉得这事不应该就这么算了。他们鼓动让我找领导和地方协调，这种破坏军婚的行为应该打击。
我考虑了许久，最后还是决定算了。一方面，我和余芳只是订婚，并没有领结婚证，并不算合法夫妻。另一方面，余芳和她父母的这种行为，让我寒心，就算强行在一起，以后恐怕也不会幸福。
最后余芳如愿嫁给了总工的儿子，连带着她弟弟都成了正式工人，升级为“城里人”。村里人虽然对这种行为不齿，但看到人家过得好，也忍不住有些艳羡。
1985年冬天，我退伍回家后，才得知我们家已经成了别人的“笑柄”。虽然没有人当面说，但背后看笑话的人也不少，父母为此也感觉抬不起头。
由于当年退伍的人太多，当地根本就安排不了工作。甚至连军官转业，都得不到很好的安置，有一个副连长，转业后竟然被安排到车间当搬运工。
小叔得知我回家后，没有工作，就让我去沈阳，说能帮我找个活。但我并没有去，离开家这么多年，我没能在父母面前尽孝，一走的话，村里的流言蜚语只会让他们更加难受。
此时，一个南阳市区的战友找上了门，他退伍回家后就买了一辆车跑货运。大家都是战友知根知底，而且当年跑货运危险系数也很高，两人一起互相也能有些帮衬。
有了我的加入，他也不再局限接周边的活了。短短一年时间，东北、西北、华南和西南，我们都跑遍了，收入不菲。
虽然有了不错的收入，但父母的催婚，让我苦不堪言。经历了刘芳那件事之后，我也陆续相了几次亲，但都没成。我不再对爱情有所期待，只期望找一个能持家、对父母孝顺的伴侣就行。
原本以为，我还要磋磨几年。但没想到在30岁那年，阴差阳错之下，我遇到了自己的人生伴侣。
1989年春节刚过完，我就接到一个活（战友的车转给我了，他自己买了新车），从邓州到长沙。装好货后，我将车开回家，准备休息一晚，第二天一早出发。
晚上，母亲跟我说村里的王大妮想搭我的车到长沙。这种事在当年很常见，我也没当回事，随口问了一下：“她到长沙干什么？”
母亲却打开了话匣子，便说起王大妮家的事来。他们家在我们这边是独户，他父亲整天游手好闲，好吃懒做，1974年因为投机倒把，被抓进去劳教了两年。
出来后，他父亲依然不收心，东串西串想着发大财，家里事情也不管。家中日子过得很苦，大妮早早就辍学在家务农，二妮在乡里的初中上学。
去年年前，他父亲说是到长沙去做生意，给家里写了一封信之后，就音讯全无。也不知道挣没挣到钱，过年的时候也没回来。
春节时，王大妮的母亲生了病，看着人好像快不行了，但家里缺拿不出来钱。王大妮没办法只能去长沙找她爸，想让他带着钱回来给母亲看病。
母亲还在数落着王大妮的父亲，我虽然没有附和，但心里也认为这男人不靠谱。第二天一大早，我还在洗漱时，就看见母亲带着一个姑娘过来了。
母亲给我介绍，这姑娘正是王大妮，今年刚好20岁。我们俩虽然是一个村的，但之前几乎不认识。毕竟我79年当兵离家的时候，她还只是个10岁的小丫头。
母亲让她叫我“雄林哥”就行了，叮嘱我路上多关照一些。走之前母亲给我准备了花卷、鸡蛋等干粮，私底下跟我说：“大妮家穷，到时候你不要让人家孩子花钱。”
启程之后，大妮坐在一边一言不发，但看得出来她对车很感兴趣，想上手摸，但又不敢。我看得有些好笑，便跟她开玩笑：“没事，你随便摸，要是摸两下就坏了，那谁还敢开啊！”
可能是我的玩笑话，让她觉得我并不是很难打交道的人，于是也不再拘谨。大妮没有出过远门，所以看到路边的一切都很新奇，她也总问我，这儿走到哪里了？问完后又偷偷看我的表情，害怕我不耐烦。
其实她的小动作，我都看在眼里，对于她的大惊小怪，也并不反感。毕竟在枯燥的旅程中，有个青春洋溢的姑娘在一旁，正常人应该都不会觉得烦。
到了中午的时候，我将车停在一旁，拿出干粮准备吃东西。她也从包里拿出了自己的干粮，就是几个馒头。我将母亲准备好的干粮递给她，让她吃这个，她连忙拒绝，称自己带的有。
我看她态度坚决，就没有硬劝她，我其实对这个倔强的小姑娘也挺佩服的。当天我行车到了荆门，看到天色已晚，便找了个人少点的地方，停好车，打算就在车里睡一晚。
大妮自然没有什么意见，但要睡觉时，我却傻了眼。由于我经常跑车，在车上睡觉，所以备有一床被子，但这次失误，没有想到多带一床。除了这床被子之外，就只有一件我从部队上带回来的羊皮大衣。
当时刚过完春节，气温很低，我让她盖被子，自己裹着军大衣将就一晚。没想到，大妮却坚决不让。她说我白天还要开车，如果休息不好，第二天没精神，不安全，万一冻生病了，到时候还耽误事。
最后我拗不过她，就将军大衣给她，让她裹严实，自己裹着被子在车内睡了一夜。第二天在路上，我就发现她好像有些感冒，老是打喷嚏。
我有些担心，说路过诊所，就去看一下，买点药。大妮却说自己体质好，以前有点小感冒，就扛过去了。这次，我不再让她啃干粮了，路过饭馆，强行要她下车吃点热乎饭。
当天晚上到了岳阳，我不敢让她在车上休息，便找了一个旅馆，给她开了一个房间，我依然睡车上。她想要拒绝，但我强硬地让她回房间好好睡一觉。
我担心她没有住过旅馆，里面好多设施不会用，就陪着她去房间，给她逐个介绍。我叮嘱她一定要插好门销，夜里不管谁敲门，都不要开，等第二天我来接她。分别前，我看她嘴角动了动，似乎想要说什么，但又没说出口。
次日一早，我便去旅馆接她。睡了一个好觉之后，我看她恢复了许多，才放下心。在车上，她问我住宿多少钱，说找到父亲之后一定要还给我，我含糊了一下，敷衍了过去。
其实我对她找自己父亲的事，根本就没抱太大的希望。但我并没有说出来，不想打击她的信心。
到了长沙，卸完货之后，我便带着她去信上的地址找人。幸运的是，她父亲确实租住在这里，并没有搬家。但不幸的是，她父亲前两天刚被长沙天心区的警察抓了。
我叹了一口气，带着大妮去了公安局打探消息。原来她父亲和人合伙，贩卖从广州那边过来的服装，却被人举报卖假货，不但钱被没收，而且还得要判刑。
出了公安局的大门，大妮忍不住痛哭起来。她满怀希望的过来，哪怕父亲人回不去，能给些钱也能解燃眉之急，但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
生活啊！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残酷与无情，总是在你最脆弱的时候，还要给你重重一击。
看着大妮蹲在那里呜呜的哭，我也有些无奈，走上前跟她说：“咱们还是赶紧回去吧！在这里耗着，也没什么意义。你回去还得照顾你妈呢。”
我的话提醒了她，她止住了哭泣，然后向我道谢。我摆摆手，示意不用客气，带上她赶紧踏上了返程。
回去的路上，大妮的情绪很低落，毕竟回家后还得要面对家里的一摊事儿。一路上，她有些心不在焉，我递给她干粮，请她吃饭，她也没有再推辞。
到了南阳境内，快到家时，我问她回去后怎么办？她爸那边钱没要到，人又被逮了，母亲病重，家里只能靠她们两姊妹。
大妮失落的说道：还能怎么着，走一步看一步吧！听着她有些绝望的语气，我也有点心酸。便说道：“咱们走了这一路，也算是缘分。回去后你要遇到什么难事了，你来找我，我能帮的肯定帮。”
大妮又向我表示感谢，连连称我是个好人。最后她又为我打抱不平，痛骂当年余芳她们家的所作所为，认为我不去找麻烦，实在是太过于善良了。
我赶紧拦住了她，这件事我早就放下了。我告诉大妮，自己不是圣人，不去找麻烦也并非以德报怨，而是觉得没有必要。就算将余芳和总工儿子的婚事搞黄了，她跟我过肯定也是满腹怨气。
俗话说：家和万事兴！如果家宅不宁，我宁愿不结这门亲。听完我的解释，大妮并没有完全理解，但她还是点点头说道：“雄林哥，你真的是个好人！”
回家后，我跟母亲大致说了一下情况，让她空了去大妮家里看一下，便又上郑州去了。
未完待续！
素材/何雄林；文/老刘（为使文章读起来更流畅，加入了部分虚构情节）
图片/来自于网络侵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