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全球范围内唯一与上古华夏帝王黄帝、尧、舜等服饰描述相吻合的实物，在三星堆遗址中被惊人地发现。这一重大发现不仅为我们揭开了上古帝王服饰的神秘面纱，更为华夏文明的源于四川盆地提供了强有力的实物佐证。
在三星堆遗址中，青铜大立人的形象尤为引人注目。其身上所穿的服装，与《周易》中记载的“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的描述高度一致。这表明，早在上古时期，就已经有了按身份着装的繁复规定。而青铜大立人身上的服饰，正是这一规定的生动体现。按央视的报道，三星堆青铜大立人身上穿的华丽服饰，就是中国发现的最早的“龙袍”。
在记载上古帝王服饰的“十二章纹”及“五服”等文献中，我们可以发现众多的元素与三星堆青铜大立人完全吻合。例如，龙纹在青铜大立人的服饰上多达九个，与上古帝王服饰中的龙纹相呼应；凤鸟的形象，在青铜大立人的燕尾服中得到了体现，而最早的凤凰形象尾部正是形似鱼尾；此外，还有虫纹（蛇纹，蟒服）、火纹、藻纹以及粉米图案等，都在三星堆遗址中得到了完美的呈现。
更为引人注目的是，青铜大立人头顶的多出来的冠冕，与众多人像不同，这一独特的装饰更是彰显了其尊贵地位。这一发现，无疑为我们提供了关于上古帝王服饰的又一重要线索。
周代以前，帝王服饰上绘绣有十二种纹饰，即“十二章纹”。这些纹饰各自具有独特的象征意义，如龙代表王权，山代表稳重，日、月、星辰代表天等。而在三星堆青铜大立人的服饰上，我们同样可以看到这些纹饰的生动体现。这进一步证明了三星堆文化与上古华夏文明的紧密联系。
除了服饰上的纹饰外，三星堆遗址还出土了众多与华夏神话母版《山海经》相符合的实物证据（如青铜神树与山海经扶桑记载吻合），以及与《竹书纪年》等众多文献记载与华夏瑰宝河图洛书相关完全吻合的青铜龟甲网格器，与文献记载周武王使用的礼器黄钺（黄金斧头）等等。这些发现，无疑为我们揭示了三星堆与华夏文明的深厚渊源。
结合以上信息，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三星堆遗址无疑是华夏文明的帝王所在。这一结论不仅得到了实物佐证的支持，更得到了文献佐证的支撑。面对如此确凿的证据，我们还能否认三星堆与华夏文明的紧密联系吗？
在考古界，一直强调”文献+实物双重证据法，综上所述，我们三星堆器物中发现了众多与上古华夏帝王文献记载相符合实物证据，这都是非常明显的双重证据。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中国考古界长期秉持以中原器物作为判断华夏文明的标准，因而将三星堆这些明显具有华夏更高级别的帝王礼仪器物视为古蜀地域性文明的器物，由此可能造成华夏溯源方向的偏差。
在此，我们向中国考古界特别呼吁：不能因为中原没有出土人像，就认为华夏文明没有人像崇拜；不能因为中原没有出土龙凤袍，就认为华夏文明没有龙凤袍；不能因为中原没有出土黄金斧头，就认为华夏文明没有黄钺；不能因为中原没有出土立体成形的龙形器，就认为华夏文明不崇拜龙；不能因为中原没有出土象牙，就认为华夏文明没有象牙崇拜；不能因为中原没有出土青铜龟背甲图，就认为华夏没有河图洛书；不能因为中原二里头安阳没有城墙，就认为华夏城郭不需要城墙；不能因为中原没有青铜神树，就认为山海经是神话。
事实是，三星堆的玉料、铜料、金料、象牙都来自本地，且在本地生产。结合三星堆周边数十个与三星堆同时期新石器时代遗址，明确说明一个问题：“三星堆文明就是一个在本地有着深厚、广泛、持续发展基础的广域文明，他绝不会是从西亚或中原突然空降而来”，相反，倒是很有必要研究二里头安阳等中原地带是否受到三星堆文明影响。不能因为中原没有的器物，就认为华夏文明不应存在该类器物。
也就是说，现今考古界一直秉持以中原为华夏起源参考标准的原则，必须加以改变。
我们都是炎黄子孙，那么炎黄到底起源于哪里？难道不是所有炎黄子孙都应该严肃正视的吗？
翔子史前推理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