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9. 13”事件后，林彪从党的副主席、党章规定的毛主席的接班人一下变成“全党共讨之，全国共伐之”的千古罪人。对林彪及其死党“黄吴叶李邱”的揭发和批判，也连带到对其他和林彪有过历史关系的各种人的评价、猜测、揭发甚至撤职审查。
我父亲李天佑是在1970年9月底病逝的。去世前的职务是军委办事组成员、解放军副总参谋长。那一年的庐山会议，因为父亲病情已经严重，没有参加，只是在住地听总政李德生主任专门来向他传达会议情况。实际在1970年1月，我父亲便告病假开始了长达9个多月的休息，直至病故.终年56岁。庐山会议没有参加，让他历史地躲过了所谓“党内第十次路线斗争”这一劫，也让他带着对从李德生主任那儿听到的一些情况的困惑过早地离开了人世。父亲的死是悲哉?幸哉?
后来在无休无止的“批林整风”和“批林批孔”运动中，倒真有一些好心人宽慰我们:“你爸爸不死，也要受牵连的。”甚至过去我所在单位的一位师职领导煞有介事地说:“你父亲如果不是走得早，也会成为‘黄吴叶李邱’后面的第六个人了。”父亲的死是悲哉?幸哉?
父亲最早在林彪领导下工作，是在1936年红军东征前，到林彪任军团长的一军团四师10团任团长的，政委是杨勇。在这以前，他在彭德怀指挥的三军团，从连长到副团长、团长，刚满20岁当了三军团五师师长。再之前，是参加邓小平和张云逸领导的广西百色起义，以后跟随红七军转战到江西中央苏区根据地。
1937年9月25日，父亲参加了平型关战斗，这是他一生中的一个亮点。
当时他是林彪和聂荣臻指挥的115师343旅686团团长，副团长(政委)是杨勇。686团作为主攻团之一，担任“拦腰斩断”任务，果断夺取了“老爷庙”，保证了整个平型关战斗顺利进展。此后，父亲参加了开辟晋西根据地的大小战斗。1938年3月初，父亲升任343旅代旅长，政委萧华，参谋长陈士榘，下辖杨得志的685团、杨勇的686团和邓克明的补充团共三个团。
1939年6月，父亲和刘亚楼、杨至成、钟赤兵、谭家述和卢冬生等六位红军高级指挥员在苏联莫斯科治病和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林彪当时也在苏联治病，并且是我们党在苏联的负责人。离开战火硝烟的战场和简单紧张的集体生活，处在异国他乡和平舒适的生活环境中，让他们有机会从容地在一起生活，在一起交流。家里曾经保留有父亲带回来的他们在莫斯科的好多张合影，后来因为“9- 13”事件，母亲将有林彪的合影都销毁了。
其实在他们两人出国前还有一张五个人的合影，另外三个人是邓小平、谢觉哉和赵品三(解放后担任过历史博物馆馆长)。五个人都穿着军棉袄，据说是在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照的。五个人的合影里有邓小平和林彪两个很特殊的历史大人物，我们家人都觉得这张照片挺稀罕的。
1962年夏天，广州军区在湛江开军区党委扩大会议。正好放暑假.我们孩子都过去了。一天晚饭后，听父亲讲到他们1941年夏从苏联回国，同行数人经由蒙古国的乌兰巴托进入中国。走到绥蒙大青山，因受到侵华日军的封锁阻拦，无法逾越，他们不得已返回乌兰巴托。事后林彪批评他们“怕死”。
1944年春父亲从蒙古国回到延安，1945年参加了党的“七大”过后没有多久，就与林彪等一批领导干部乘美国人的飞机前往太行山的129师师部。最近从江华的儿子虞大江那里才得到那次我父亲他们临上飞机前的合影，要走的人军装上都套着降落伞背带。父亲旁边的一个人就是林彪。与送行的人相比，他们没有一个有笑容，表情都很严肃。他们明白，这架飞机将要送他们重返战火纷飞的前线去了。延安，什么时候再见?前面，又有什么任务在等待他们?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以后辗转到东北，从黑土地开始，父亲重回林彪手下投入了解放战争生涯。
“在东北时，天佑同志曾经救过林总一命。”这话是父亲去世后不久，叶群看望我母亲时说的。当时我们几个孩子也在旁边听到。我记得，叶群大概是说，父亲在松江军区工作的时候，一次陪同林彪出去看地形，阎仲川(当时是东北野战军司令部的作战参谋，后来做过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也同行，还带了一些警卫人员。天晚路过一个村庄就宿营了。父亲因为了解到村庄后面有一条河，担心万一有土匪来偷袭，背水作战会很危险—当时东北土匪很猖狂—父亲因此没有睡好觉，天不亮就叫醒林总上路。结果他们刚过了河，土匪就追过来了。当地的县大队在河对岸和土匪交上了火，掩护林总和父亲他们很快甩掉了土匪。以前我们从来没有听父亲讲过这件事，看母亲的反应好像也是第一次听说这件事。很多年后我有好几次想去请阎仲川叔叔回忆这件事，但是一想，救的是林彪，故事又是从叶群嘴里说出，让别人听到这个故事会有什么反应呢?可惜，当今天我明白要尊重历史的时候，阎仲川叔叔已经去世多年了。现在我更好奇的是，这个故事如果是真的，父亲为什么从来没有对我们家里人讲过?是他没有在意这件事情吗?
有人说，李天佑是林彪的爱将。我理解，这是指战争中林彪对父亲的重用而言。有几个这样的例子。
一是我父亲换万毅任一纵队司令员。1947年4月，林彪、罗荣桓调父亲从松江军区司令员兼哈尔滨卫戍司令员到一纵队当司令员。东北一纵是东北民主联军的主力部队之一。按照当年辽沈战役结束后，东北野战军(由东北民主联军改名)总部对所属各纵队的战斗评语，一纵的1师和2师是东北野战军中“主力的主力”。万毅是东北军出来的，东北讲武堂毕业，年龄也比父亲大不少，资格比父亲绝对是老。李天佑曾经是一纵的老底子686团的团长，平型关一仗八面威名。他万毅也不含糊，一纵的主力是他当年从山东根据地发展起来的。后来跟着罗荣桓跨海从山东带到东北，现在要把他从一纵调走他舍得吗?从后来万毅本人的回忆录中我们才知道，开始调万毅离开一纵到别的部队，万毅不愿意，要求留在老部队，并请其他领导帮他做林彪的工作。后来林彪同他谈话，同意留在一纵，改任政委，并嘱咐万毅“可以不做政治工作，但是要学打仗”。万毅明白，林彪是要他跟李天佑学打仗。
二是三战四平和四战四平。1947年经过东北民主联军春季战役予以国民党军严重打击后，敌我形势起了很大变化。为了实现外线作战，从根本上扭转东北战局，林(彪)、罗(荣桓)决心展开大规模的夏季战役。四平是东北中部主要交通枢纽，是东北的战略要地。四平在日本人占领时期就建立了永久性防御工事，后来国民党守军陈明仁部又加修了防御工事。之前，我军和国民党军队在四平交过两次手，这次是第三次，所以叫三战四平。当时我军对四平这样的大城市进行攻坚战斗，还没有经验。守城主力是陈明仁的71军，虽然不是蒋介石嫡系，但军长陈明仁是黄埔一期学生，在蒋介石东征打惠州战斗中勇猛异常，赫赫有名;滇西率军抗日作战立下战功，更是彪炳青史。林、罗领导命一纵、邓纵及六纵一个师，加强五个炮兵营围攻四平守敌，攻城部队统一由一纵我父亲和万毅指挥。在做战斗动员中，我军政治机关就提出“活捉敌71军军长陈明仁记特等功”，先突破敌主阵地先占领敌指挥所就授予“四平部队”光荣称号。部队的士气可以说是“嗽嗽叫”。重奖之下出勇夫!
这次四平攻坚战没有达到预期目的，打得很艰苦，在发起总攻后15天久攻不下的情况下，敌人援兵临近，林彪终于命令攻城部队撤退了。此次四平攻坚虽给敌人的打击很沉重，震撼了敌人军心，但是另一方面，没有完全解决战斗，没能拿下四平城，部队反而损失很大。光一纵就伤亡4000余人。当时部队的怨气和牢骚话很多。作为主要指挥员的父亲，精神压力是很大的。都到上世纪80年代了，父亲的一个当年参加过三战四平的老秘书当着我母亲的面，说到这次战斗，倒是很直爽地对我说，你爸爸在苏联吃了洋面包，到东北急于打几个好仗。可想而知，当时的气氛下，这一类的风凉话还不是更多?我看到后来父亲在1952年亲笔写的一个自传中，总结到这次战斗失利对他的思想压力很大，甚至“都不爱说话了”。
四平之战失利后，林彪把主要责任给揽下来了，但是要求部队积极总结经验教训。林彪于7月13日特地写了一封信给父亲：
天佑同志:
总部2日关于夏季攻势经验教训总结电，盼切勿草率看过，而应深切具体地研究，使今后思想有个标准:要把实事求是的原则，一切决定于条件的原则(这个原则我同你谈过)，革命的效果主义的原则，实践是正确与否的标准的原则，加以很好的认识。
你是有长处的，有前途的，但思想不够实际。夏季攻势中，特别是四平战斗直至现在，从你们的电报和你们的实际行动的结果上看，表现缺乏思想，缺乏见识。为了今后战胜敌人，盼多研究经验和学习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凡一切主观主义的东西，无论他是美名勇敢或美名慎重，其结果都要造成损失，而得不到胜利的。正确的思想的标准，是包括实践在内的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在军事上要发挥战斗的积极性，而同时必须从能否胜利的条件出发。凡能胜利的仗，则须艺术地组织，坚决地打;凡不能胜的仗，则断然不打，不装好汉。如不能胜的仗也打，或能胜的仗如不很好讲究战术，则必然把部队越搞越垮，对革命是损失。以上原则，有益于进步，望深刻体会之。这些原则同时也是我正在努力加深认识的东西。
林彪7月13日
仅仅8个月后的翌年的2月27日，“东总司”下达了再攻四平的命令。此即四战四平。
《三十八军军史》评述，在当时我军对敌冬季攻势的连续打击下，“林、罗首长为扩大战果，决心趁冰雪未融，有利于我大兵团运动的时机，再次进攻战略要地四平，拔除敌沈阳、长春之间立脚点，进一步孤立长、吉之敌;并争取吸引沈阳方面之敌出援，以大量歼其有生力量，为全部解放东北创造条件”。可见这一次再战四平意义重大。
“东总司”“令一纵、三纵、七纵及炮司四个炮兵团执行攻歼四平守敌的任务，统由一纵首长指挥”(《三十八军军史》)。
在我军历史上，甚至世界军事史上，都难以找到这样的案例:前后两次于同一个地方并出于相同目标的大规模作战，前一次作战失利的指挥员竟然又被任命为后一次作战的指挥员。我始终认为，这是林彪战场用将的经典之作!
无论在当时或者后来，一定都有人简单地认为四战四平林彪重新起用李天佑，是林彪对李天佑的信任和重用。其实仔细分析，这应该是林彪(同时包括政委罗荣桓)用心良苦!
当时东北野战军还没有兵团的建制，所以这种兵团性质的战役，就要临时指定指挥员统一指挥。这样一个重大的战役行动，重新起用李天佑负责四平攻城战斗会不会再次失手?特别是直接受李天佑指挥的三纵韩先楚和七纵邓华，这两位同级的指挥员无论资历还是指挥能力都非同寻常。他们听从李天佑统一指挥会不会服气?林彪作为战役最高指挥员肯定会考虑到这一点的。
我认为，林彪和罗荣桓再次起用李天佑可能是基于这样几点考虑:1.从当时敌我两军态势和我军的作战能力上分析，总体上讲，此次拿下四平应该是胜券在握;2.经过对三战四平失利的经验教训总结，李天佑本人和一纵指战员对攻坚四平有了成熟的心理和经验上的准备;3.重新起用李天佑也是对一个部下的爱护，给他一个重树威信的机会。
父亲和他的战友果然不负林罗期望。整个四平战斗历时23小时就胜利结束。一个四平城，从我军1946年3月到1948年3月两年中前后四次保卫战和攻坚战，今天终于拿下了。我东北的几十万将士终于出了口恶气，父亲也终于解脱了他肩负的巨大压力。四平解放后，历时三个月的强大冬季攻势也宣告胜利结束，使整个东北战场上的军事、政治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军经过几个月的休整以后，辽沈战役就开始了。
顺带说一下，1949年，陈明仁长子，黄埔军校第19期学员，时任国民党军副营职的陈扬钊，随父亲参加了长沙和平起义。解放后，陈扬钊曾分别在全国政协、广东省政协参事室等处任职。2002年陈扬钊离休后按正厅级待遇。1995年8月的一天，在京西宾馆的一间客房里，我见到了应邀到北京参加“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纪念活动”的陈明仁将军的大公子陈扬钊。他已经74岁了。我称他“陈大哥”。我们说起当年四平战斗中他的胞叔陈明信，时任71军特务团的团长，在战斗中被我军俘虏了。我当时胡思乱想，如果当时真是连他父亲陈明仁也被活捉了，我军虽然会多一个“特等功”的个人或集体，但是后来则会少了一个长沙和平起义的历史功臣。2014年，我出差到广州，93岁的陈大哥热情邀请我和我的朋友们到他家里做客吃饭。这些都是后话，暂且不多说了。
三是打天津。1948年11月一纵改称解放军第三十八军。军长李天佑，政委梁必业。12月30日，三十八军接受了主攻天津的光荣任务。根据命令，三十八军与三十九军并肩由天津西向天津东实施主要突击，此主攻方向统由我父亲和政委梁必业指挥，三十八军、三十九军合成一股洪流，猛打猛冲，先期占领会师地点金汤桥，并继续穿插到天津警备司令部，活捉天津守备司令陈长捷中将。后来父亲应《红旗飘飘》征稿，写了一篇回忆录《红旗插到天津城》。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父亲在林彪的指挥下打过不少胜仗，不少大仗、恶仗。他所带过的三十八军在我军历史上也是响当当的。在生与死的较量、铁与血的厮杀中，这个过程自然增进了林彪对他的了解和信任，也使父亲同几乎所有他那个时期的战友一样建立起对林彪军事指挥才能的信服和对林彪的敬重。这是事实。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先后在广西军区、广州军区和总参谋部担任领导职务。林彪从中南军区司令员，到后来任国防部部长、中央军委副主席、党中央副主席，1969年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里他被指定为毛主席的接班人。我想，当时父亲，虽然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运动有所不理解，但是肯定也会很高兴地看到，他的老领导“林总”在新一次的两条路线斗争中受到毛主席这样的信任和依赖，成为全党的副统帅。
1966年9月份，部分军队院校的学生也同地方院校一样到处贴大字报、大标语了。由于父亲到张家口解放军技术工程学院指导过“文革”运动，保护过学院领导，该学院有的持反对意见的学生跑到北京，把写着“打倒消防大队长李天佑”的大标语贴到了天安门城楼内墙上。10月1日国庆节上午，在天安门城楼上，在父亲和许多领导迎接毛主席走过来时，毛主席突然停在父亲面前，面带微笑地问:“过关了没有?”父亲被伟大领袖的这个突如其来的问话问蒙了。毛主席的问话是关心还是暗示?是有政治含义还是随便问问?父亲不知所措地侧脸看着主席身边的林彪。“还没有过关。”林彪替父亲回答道。毛主席接着诙谐地说:“天佑天佑，老天保佑。”说完便接着往前走了。父亲顿时松了一口气。毛主席怎么会突然问他这个话?
估计是毛主席上天安门时看到了墙上那张写有他名字的大标语。“幸亏当时林副主席的话帮我解了围。”事后父亲回忆道。
1967年国庆节过后，父亲的秘书陈显谋从云南出差(后来我们才知道是为父亲准备调到昆明军区工作先去了解情况)回来后不久的一天，父亲到林彪家汇报工作。从林彪家一回来，他就进到母亲的卧室对母亲说，林彪准备要他到昆明军区当司令员。林彪说，本来想让温玉成(时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去昆明，怕他镇不住，所以让父亲去，叫温玉成到总参接父亲的工作。“准备年底前搬家。”父亲对母亲像下命令一样说道。当时我17岁，和我13岁的弟弟听到这个消息可高兴了，天真地说:“可以到西双版纳玩去楼!”
可惜后来没有走成。据说是温玉成到总参后接我父亲的工作一时熟悉不了。当时的总参机关是三总部和北京各军兵种唯一没有乱的领导机关单位，虽然也曾发生过上百名军队院校学员冲击国防部大门要揪斗我父亲的重大事件。总参谋部不仅担负着对全军战备、训练和援外等繁重的领导工作，同时还要竭力排除“文革”政治运动的各种干扰，保证总参机关的稳定和对全军军事工作的指挥不能中断。可想而知，当时还在位工作的几个总参领导的工作量和精神压力都是很大的。
有人问，父亲既然是林彪老部下、爱将，是不是和林彪关系很密切呢?
我认为父亲的组织观念很强，他到总参来工作，一直是副职，在有总长和代总长的情况下，他会按照组织原则处理工作。另外，父亲生性忠厚，性格偏内向，不爱交际。父亲在总参的老秘书陈显谋跟我们说:“你父亲是林彪的老部下，是四野主力一纵的司令员。你父亲调到北京后，甚至逢年过节都很少到林彪家(由于身体原因，林彪只在家里办公)，……你父亲很低调。”
1968年春节的一天早上，我听父母说，上午要带我一起到林副主席家拜年。事情是这样:毛主席的一个远房亲戚给我母亲写来一封信，她请我母亲帮助找找她当年在哈尔滨教育局工作的同事叶群，证明她那时的一个什么事情。正好是春节，父母就商量一起去毛家湾林彪家拜个年。到了林彪家，大家问候几句话后，父亲和林彪在林的会客室小坐，母亲跟叶群到叶的会客室闲谈。我就跟林豆豆到另一个房间看她收集的毛主席像章。过了不久，母亲过来叫我走了。上了车，刚开出林彪家，父亲就指着手腕上的手表对母亲说:“你看，我们本来说就坐一刻钟，结果待了半个小时，打扰林总休息了。”父亲那种对林彪歉意的话语和神情，让我后来多次联想到他在上世纪50年代末发表的《首战平型关》回忆录中一段话，大意是，在出发到平型关伏击地点的前一天晚上，父亲对副团长(政委)杨勇说，他激动得睡不着觉，“不是紧张，头一回和日本侵略军交手，生怕哪里想不到，误了事”。杨勇同志说:“是啊，全国人民都在等着我们的胜利消息呢!”父亲于是走出去，到林彪师长那里去看看林师长还有什么指示。进到林彪师长屋，看到他头上戴着健脑器，父亲后悔，在大战将即的时候，打扰了林彪师长的休息。"9 " 13”事件以后，在再版的这篇回忆录里，这段有关林彪的情节被删除了。我相信，父亲对他老领导林彪的尊重和爱护的感情是真诚的。
1969年4月28日，党的九届一中全会通过军委办事组成员名单。继原来的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谢富治、温玉成、刘贤权之后，李德生和父亲增补进军委办事组。父亲因长期工作劳累病情严重，遂在1969年下半年打报告请求休息。在1970年1月接到休息命令后，终于离开了工作岗位。
1970年10月，父亲病故一个月后的一天晚上，林彪在家里接见我们全家。在向我母亲询问了父亲的病情和后事等一些情况后，林彪说:“天佑同志是忠于毛主席的，对敌人狠，对同志和。干了几十年革命，打了几十年仗。”在1970年那个特殊的年月，能受到林彪在家里的专门接见应该是我们全家很荣幸的事情。仅仅一年以后，全家人对此事就讳莫如深了。
1994年1月8日，在父亲诞辰80周年纪念座谈会上，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张震上将题词“一生忠贞，矢志不渝，英勇善战，我军楷模”，时任国防部部长的迟浩田上将题词“一代名将”。
(原文载于《作家文摘》2007年总第1097期，本文有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