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皆知1979年的对越自卫反击战中，解放军以雷霆之势占领了高平、谅山、老街等重要城市。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在这场战役中，有一辆孤军深入的坦克，它的车号是706，曾在高平城区上演了惊心动魄的一幕。
这辆坦克不仅突破了越军的层层防线，还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在敌后战斗了整整一天。最终，当这辆坦克被16发炮弹击中，炮塔被炸翻在地时，它的驾驶员刘燕辉和代理车长郑海石被迫下车突围，不幸被俘。
然而，让人深思的是，在越军的审讯室里，这位年轻的坦克兵到底说了些什么？他是如何在生死考验面前保持军人的气节？而那些被他报给越军的＂情报＂，又隐藏着怎样的玄机？
一、坦克706的最后一战
1979年2月的广西边境，寒风凛冽。第42军坦克团的战士们正在紧张地进行最后的战前准备。这支部队承担着为124师开路的重任，而706号坦克就在其中。
当时的706车隶属于坦克团三营七连，是连队里最新式的59式主战坦克。这款坦克不仅装备了100毫米滑膛炮，还配备了先进的夜视设备，这些装备在即将到来的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2月16日清晨，部队接到了进军命令。指挥部根据战场态势，制定了一个大胆的穿插计划：坦克部队要突破越军防线，直插高平城区。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因为在通往高平的路上，敌人设置了多道防线。
当天下午，706车的车组成员正在进行最后的装备检查。驾驶员刘燕辉仔细检查了履带张紧度，二炮手杨炳南则在清点炮弹。车长谢荣生召集大家开了一个简短的会，强调了任务的重要性。
第二天拂晓，随着一声令下，坦克部队开始向越南境内挺进。706车作为七连的主力战车，在队列中位置靠前。穿过国境线后，坦克部队立即遭遇了越军的顽强抵抗。
在向高平推进的过程中，706车经历了多次激烈交火。特别是在通过那外地区时，越军的火箭筒手险些击中坦克的侧面装甲。但凭借着熟练的驾驶技术，刘燕辉成功规避了这次危险。
2月19日上午，部队遭遇了一个重要的节点：9号桥。这座石拱桥被越军炸出了一个大洞，普通车辆根本无法通过。正在这时，团指挥部下达了一个关键的命令：由三营接替已经伤亡较大的二营，担任突击任务。
七连临危受命，成为了尖兵连。下午1点35分，在炮火的掩护下，706车率先向9号桥发起了冲击。正是在这次冲锋中，一发火箭弹击中了坦克。车长谢荣生当场牺牲，二炮手杨炳南身负重伤。
在这危急时刻，一炮长郑海石临时接替了车长的职务。他一边用电台向上级报告情况，一边指挥刘燕辉继续前进。由于后续部队被阻在桥边，706车就这样孤军深入，直奔高平市区。
此时的高平市区已成为一座空城，街道上空无一人。706车在穿过献河大桥后，误入了316高地地区。这是一个战术角度的致命失误，因为316高地是越军重要的防御阵地之一。很快，来自四面八方的炮火将这辆孤军深入的坦克团团围住。
二、生死抉择时刻
当706号坦克驶入316高地时，越军的火力突然从四面八方倾泻而来。第一发炮弹击中了坦克的履带，使得战车失去了机动能力。紧接着，第二发、第三发炮弹相继命中坦克装甲，发出震耳欲聋的撞击声。
郑海石立即通过电台向指挥部报告：＂我车在316高地遭遇敌军包围，请求火力支援！＂但由于距离太远，电台里只传来了断断续续的杂音。这个时候，他们才意识到已经深入敌后近20公里。
随后的半小时内，706号坦克遭到了越军密集的炮击。第七发炮弹击中了坦克的油箱，黑色的柴油顺着装甲板流了下来。第九发炮弹打穿了侧面装甲，高温的弹片击中了已经重伤的杨炳南，这位年轻的二炮手最终因伤势过重牺牲。
在第十六发炮弹击中炮塔后，一声巨大的爆炸震动了整个战场。706号坦克的炮塔被炸得倒翻在地，浓烟从坦克内部冒出。这时，郑海石当机立断，命令刘燕辉立即弃车。两人各自携带一支冲锋枪和几枚手榴弹，从坦克底部的逃生舱爬了出来。
弃车后的情况更加危险。越军的机枪火力封锁了周围的所有退路，子弹不断击打在他们身边的岩石上。两人只能借助地形的掩护，在灌木丛中艰难前行。他们试图向东突围，那里是己方部队的方向。
但316高地地形复杂，到处都是及膝的杂草和突出的岩石。在穿越一片开阔地时，越军的一个巡逻分队发现了他们。经过一场短暂的交火，郑海石和刘燕辉打光了最后的子弹，不得不向东南方向撤退。
就在这时，一发照明弹在空中爆开，将整个区域照得如同白昼。越军的包围圈正在逐渐缩小，密集的脚步声从四面八方传来。两人躲在一块巨石后面，手中只剩下最后两枚手榴弹。
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郑海石和刘燕辉面临着艰难的抉择：是拼死突围，还是就地隐蔽等待救援。然而，当时的情况已经不容乐观。316高地的制高点都被越军控制，己方部队被阻在9号桥，短时间内难以实施营救。
最终，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两人被越军包围。一队荷枪实弹的越军士兵从灌木丛中走出，用越南语喊话要求投降。当时天色已暗，两人已经在高地上周旋了将近六个小时。
就这样，在2月19日傍晚，706号坦克的最后两名幸存者被俘。越军立即对他们进行了搜身，没收了所有军品。随后，他们被蒙上眼睛，押送到高平市区的一处秘密审讯地点。
这个时候，夜幕已经完全笼罩了高平城。而在9号桥方向，激烈的炮声依然在继续。对于郑海石和刘燕辉来说，一场更为艰难的考验即将开始。
三、审讯室里的较量
在高平市区一处戒备森严的建筑内，审讯正式开始。房间里只有一张桌子和三把椅子，越军审讯官坐在桌子后面，一名翻译官站在一旁。刘燕辉被带到了审讯室，手腕上还戴着手铐。
审讯官开门见山地问道：＂说说你的部队番号和任务吧。＂刘燕辉立即报出了一个模糊的番号：＂我是第80师的坦克兵。＂这个番号完全是虚构的，当时并不存在这样一支部队。
接着，刘燕辉开始巧妙地混淆信息：＂我们原本是北方部队，今年2月初才调到南方。团长告诉我们，任务是打开通往越南纵深的通道，然后就撤回来。＂这些信息看似具体，实则都是模糊的时间和地点。
审讯官显然对这个回答并不满意，他提出了一个更具体的问题：＂为什么你们的坦克上会有8个人？而且他们穿着不同的军装？＂这是一个刁钻的问题，因为标准的59式坦克定员只有4人。
刘燕辉立即编造了一个看似合理的解释：＂在距离边境5公里的地方，我们确实每辆坦克都增加了4个人。他们穿着越南军装，说是要执行侦察任务。＂这个回答既解释了人数问题，又暗示这些是特殊任务人员，转移了审讯重点。
审讯持续了整整三个小时。期间，审讯官反复询问作战部署、后勤补给等细节。刘燕辉则始终保持着一个策略：以真实的细节为基础，加入虚假的信息进行干扰。比如，他提到了确实存在的9号桥，但对战斗经过的描述则完全是虚构的。
在谈到给养问题时，刘燕辉说：＂我们只带了4天的给养，指挥员说要靠自己解决后续补给。＂这个说法让越军误以为中国军队可能会面临补给困难，实际上这完全是误导性信息。
当审讯谈到战损情况时，刘燕辉报出了一个夸大的数字：＂第80师有32辆坦克在进攻高平时被击毁。＂这个数字是他随机编造的，目的是掩护真实的部队损失情况。
在整个审讯过程中，郑海石被关押在隔壁房间。越军试图通过交叉对比他们的口供来发现破绽，但两人之前就约定好了一套说辞。每当被问到具体的军事部署时，他们都会以＂不清楚＂或＂没有参与＂来回应。
审讯一直持续到深夜。越军审讯官虽然意识到他们提供的信息可能有问题，但无法找到确凿的证据。最后，他们被分别关押在高平市区的不同地点，等待进一步审讯。
这场审讯室里的较量，实际上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刘燕辉和郑海石用巧妙的方式，在不透露重要军事信息的同时，也确保了自己的安全。而这些经过精心设计的＂假情报＂，后来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越军对战场态势的判断。
四、隐藏的英雄事迹
在后来解密的越军审讯记录中，还原了许多鲜为人知的细节。当时，刘燕辉在审讯中不仅保护了部队番号，更重要的是掩护了一个重要的作战计划。
那就是关于第42军坦克团的战役部署。在被俘之前，706车组参与了一次重要的作战会议。会上详细介绍了坦克部队如何配合步兵实施突击，以及预定的突破点位置。这些都是极其重要的军事机密。
在越军反复追问作战计划时，刘燕辉使用了一个巧妙的方法。他将整个作战计划说成是一次简单的＂打开通道＂任务，并声称部队将很快撤回。这种说法不仅降低了行动的重要性，还掩盖了其他部队的调动意图。
更值得一提的是，刘燕辉还保护了一个关键的军事设施。在706车穿过高平市区时，他们发现了越军的一处地下弹药库。这个情报对于后续作战极其重要，但在审讯中，他对此只字未提。
还有一个细节，体现了战俘们的智慧。当越军询问坦克部队的补给线路时，刘燕辉提到了＂就地取得给养＂的说法。这看似是暴露了后勤困难，实际上是在转移注意力，掩护了真实的补给路线。
在被关押期间，越军多次派人假扮被俘的解放军战士，试图套取情报。但刘燕辉和郑海石始终保持警惕。他们约定了一个暗号：只有说出＂南京路上的小摊＂这句话的，才是真正的战友。这个简单的办法，让越军的多次试探都无功而返。
直到战俘交换前的最后一次审讯，越军仍在追问部队的具体番号。刘燕辉依然坚持着最初的说法：＂我是第80师的坦克兵。＂这个虚构的番号，成功地保护了第42军坦克团的真实身份。
在长达三个月的囚禁期间，郑海石和刘燕辉被关押在不同的地方。越军希望通过分开关押来发现他们供词中的破绽。但两人早在被俘时就达成了默契：如果被俘，就说自己是临时拼凑的部队，这样可以掩护主力部队的编制情况。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被俘期间，刘燕辉还设法保护了其他被俘战友的安全。当越军询问其他被俘人员的情况时，他总是说那些人都是新兵，不了解重要情况，这样就减轻了其他战俘的压力。
在战后解密的材料中发现，越军一直未能通过对706车组人员的审讯获得任何有价值的军事情报。相反，他们提供的某些误导性信息，还导致越军在战役后期做出了错误的战术判断，影响了他们的部队调动。
这些隐藏的细节，直到多年后才逐渐被揭开。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图景：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这些年轻的战士用智慧和勇气，同样打响了一场漂亮的战斗。
五、归来后的未曾公开
1979年5月，在中越两国的战俘交换协议下，郑海石和刘燕辉终于获得了自由。当他们走过凭祥口岸的那一刻，天空恰好下起了蒙蒙细雨。两人身着便装，手中只提着简单的行李。
按照当时的规定，所有获释的战俘都要接受严格的审查。郑海石和刘燕辉被送往广西某军区招待所，在那里经历了为期一个月的详细调查。调查组发现，他们在被俘期间提供的所有信息都经过了精心设计，既确保了自身安全，又没有泄露任何军事机密。
特别引起调查组注意的是一份越军的审讯记录。记录显示，在被俘的第一天，越军曾向刘燕辉展示了一张从706坦克残骸中找到的作战地图。这张地图上标注着第42军坦克团的部分调动路线。但刘燕辉立即声称这是缴获的越军地图，而且说这些标记都是他们在战前偶然发现的。这个说法不仅混淆了视听，还为己方后续作战赢得了时间。
在招待所期间，郑海石第一次见到了谢荣生的家属。谢荣生是706车的车长，在9号桥战斗中壮烈牺牲。郑海石将当时的情况详细告诉了他的家人，包括谢荣生最后一次下达的命令：＂继续前进，不要停！＂这些细节此前从未对外公开过。
调查期结束后，组织上认定郑海石和刘燕辉在被俘期间表现坚定，符合复员条件。1979年7月，他们离开了部队。临行前，团长特意找他们谈了话，但谈话内容至今仍属机密。
返回地方后，两人都选择了低调生活。刘燕辉回到了河南老家，在一家农机厂当了修理工。郑海石则去了湖南，在乡镇企业工作。他们很少提起那段经历，就连最亲近的人也不知道他们曾经的战斗故事。
直到1985年，706车的事迹才首次在一份内部简报中被提及。但报告中只是简单地记录了这辆坦克突入高平的经过，对于被俘后的细节只字未提。当时参与战斗的其他战友也都遵守着某种默契，从不对外谈论这段历史。
1989年，杨炳南的墓碑在河南老家立起。作为706车的二炮手，他是在最后关头因伤势过重牺牲的。刘燕辉专程回去祭拜，带去了一张他们在出征前的合影。这张照片上，年轻的战士们还不知道等待他们的将是怎样的命运。
2019年，一位军事历史研究者在整理档案时，偶然发现了当年越军审讯的录音带。录音中，刘燕辉用平静的语气说着那些经过精心设计的＂假情报＂。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让这段被尘封40年的往事重见天日。
如今的高平市早已面貌一新，当年激战的316高地上已经建起了新的建筑。而在某个军史馆的角落里，706坦克的一块炮塔装甲板静静地陈列着，见证着那段不为人知的历史。
